前言
阿伦特在《平庸之恶》中剖析了人们在权状态下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极权的帮凶。一般来说，人外在之恶行，无论是主观作恶，或是被动作恶，并不难识别。
　　但人世间更多的恶行，却以善的外观出现。借用阿伦特的表述方式，把此类“外观为善、结果为恶”的思维，称为平庸的善。
几个故事
　　多年前春晚中有个小品，有位热心大叔，尽量满足别人的要求。有朋友要求帮忙买春节的火车票，他一口答应，自己通宵到火车站排队。这个毛病还好，为了面子，只是自己受罪。 
　　帮忙把自己搭进去的也不少，当朋友遇到资金困难，两肋插刀，热情出手。但是用力过猛，不仅自己倾力相助，还发动周围所有人，该借的不该借的款都借了一遍。
　日本留学的江歌，为了帮助老乡刘鑫，先是留宿，后来又挺身而出去劝解。
　　外国的也不少，特别是在圣母国。德国19岁女孩Maria ladenburger，父亲是欧盟法务部部长助理，坚定支持德国引进中东难民。Maria受父亲影响，长期在难民营作为志愿者服务，毫于防范，后在独自外出时为难民强暴后虐杀。
　　结果大家都知道：热心大叔苦了自己和家人；倾力帮助朋友的，不仅自己，也让周围人都陷入困境；江歌帮老乡出头搭上了性命；Maria被自己帮助的人残杀。
　　更让人感觉悲凉的，是刘鑫事后的竭力推脱，她父母的反应也是如此，可以看到一脉相承的人性凉薄。至于其男友陈世峰，性情如此暴戾，下手如此残忍，也并非普通人激情犯案所能解释。
　　那个残杀Maria的难民自报17岁，因受到德国法律保护无法遣返，数年后即可出狱。在这些难民的文化传统里，强奸女性并不是什么大罪，而强奸异教徒女性，或许还是可炫耀的资本。
　　人渣，确实是人渣。骂人渣是本能的反应，并不为过。但思考不能止于此
　　帮助他人是应当鼓励的，但如果被观念、利益、面子、义气等蒙蔽了理智，对被帮助的对象不了解、对面临的风险不了解、对自己的能力不了解，那离悲剧的发生也就不远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人在河里呼救，你除了立马跳进河里救援外，还有其它选择：
大声呼喊，寻求外力援助
　　寻找长杆、漂浮物之类的工具
　　打电话报警
......
　　这些都可能是合理的选择。　　
　　上面说的都是私人事务，比较容易识别，对公共领域方面的问题，理解就比较困难了，这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海归教孩子自我保护
　　前面有上海托儿所的事件，梁建章为了解决员工子女的托管问题，自己搞了个托儿所，但被查处，说没有资质。后来就交钱找了个有资质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对此，下面是一位留美高知的看法： 
　　看着说得挺好，很标准的反应：“加强监管，严格执法，......”
　　没过几天，又出来了北京幼儿园事件，该怎么看？把上次的那句话再说一遍：“加强监管、严格执法，......”毫无违和感。
　　这是一位在国内清华接受高等教育后，在美生活多年一位教育界人士的认知。不管如何，这个反应虽然简单，但仍属正常。但还有看着更有爱心的，来看一个自称“不端不装有趣有梦”的海外名校高知团队的文章：
　　核心大意是我们要马上教会孩子“喊”，这是多么善意的多么温暖的意见，可惜其逻辑是这样的：
　　地沟油到处用，我们要学会识别
　　蔬菜农残超标，我们要会识别和去除
　　红心蛋中有苏丹红，我们要学会识别
　　粉丝中有增白剂、增亮剂，我们要学会识别
　　医疗行业有很多假广告，我们要学会识别
　　现在幼儿有危险，所以要教幼儿学会识别，识别出危险后学会“喊”。
　　这段话对成年人来说问题不大，但要求幼儿去提升某种自保能力，这已经能算是自虐了。之所以被称为未成年人，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长大，自我意识自保能力不足，需要家人与社会的保护，何况是4、5岁的幼童！听着挺善良的一段话，让中国人从幼儿开始，都成了生存专家。
事实上，大多数人对风险的认知是错误的。比如家长经常警告孩子，要警惕陌生人，但欧美国家的调查数据显示，70-80%以上的儿童性侵者是儿童认识并信任的人，其中30%的犯罪者是家人。
　　成年人的数据也类似，2009年欧洲委员会针对欧洲地区的强奸案研究统计，近67%的强奸案施暴者认识受害者；而根据美国NCVS（全国犯罪被害调查）的数据，71%的性侵由熟人实施。大多发生在熟人之间，这是性侵案的一大特点。对于加害者来说，熟人作案降低目标的警觉，有充分的时间事先预谋，容易导致证据灭失，增加了追责的难度。往往受害方会纠结二个问题：应该报警吗？应该；会报警吗？不会。美国FBI的调查数据，认为只有36%的成人强奸受害者报案。把“一个巴掌拍不响”当作生活信条的国人，相信报案的比例会更低。
　　成人尚且如此，何况毫无独立性、极度依赖成人的幼童？
　　当把解决问题的方向转到提升幼童的自保能力，更大的问题产生了，就是对幼童心理的影响。众所周知，童年的成长经历对一个人的身心健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中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感。当给幼童传达过度的自我防护信息时，事实上已经传递了这样的信号，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要全面防着周围的人，这不就是刘鑫们和陈世峰们人性扭曲的源头嘛。
　　相信上面的海外留学高知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平时看他们的文章也是正能量满满，为这个社会点滴进步在作出自己的努力，但为什么依然要批评她们？因为他们坚决回避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公共服务的质量问题。我们除了要强调“个人努力”，还要直面空气/水/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等公共服务问题，这些问题都和公QUANLI密切相关。
　　上海托儿所和北京幼儿园事件，本质上是教育的问题，教育的安全问题。记得我小时候，小学是自己走路半个多小时，后来上中学就是挤公交车和骑自行车，偶尔贪玩晚回家，父母也没有特别的安全焦虑感。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与未来的教育，现在连花朵们的安全都无法保证，完全证明了教育Reform的失败。
简单来说，现在的教育问题，是由三方力量合谋而成，行政管制＋教育市场化＋家长们不惜一切代价的教育投入。问题怎么解决？有人要求加强监管，还有人提倡市场化，来作个简单的分析
　　1、加强监管
出了问题就加强监管，有点象草履虫的条件反射，这是非常典型的简单思维。法治精神的核心，是公权力守法。以法治国，用法治的精神治理国家，而不是以法治民。“加强监管”的结果，通常是加强行政权力的管制力度，使问题更加恶化。
　　2、市场化
和医疗行业类似，教育有其特殊性，市场化不能解决教育问题。主要原因如下：
教育有公益属性，特别是基础教育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
　　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格健全的人，单纯追求利润的企业模式是与教育的目标相背离；
　　在市场化的教育机构中，其支付人是家长、收款人是投资方、接受服务方是儿童、提供服务方是投资方的雇员，接受服务方没有能力对教育服务有独立的评价。
　　解决问题，主要有二个重点方向。一方面应当放开行政管制，前置审批越多越复杂，寻租空间就多，优秀机构进不来，劣质机构获得牌照，形成了逆淘汰；一方面应当推行非盈利性教育机构，这方面不成问题，国人有办教育的传统和热情，愿意从事教育行业的机构与人非常多，前面携程自办托儿所是非常好的方式，管理责任清晰，也不会以提升利润为第一目标。
　　良好的愿望总归是愿望，但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在集体骂人渣的喧嚣过后，有关方面加强监管，寻租空间增长，牌照更加值钱。人们装作忘记刚发生的事件，平静地期待下一次悲剧的发生。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和遗忘对抗。不管是自然的遗忘，还是刻意的遗忘。
美国富豪反对降税
　　前几天，索罗斯等逾400名美国富人致信国会反对减税：请对我们增税。理由是：“在美国债务高企，社会贫富分化、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川普准备对我们这些美国最富有的家庭减税，是错误的。”

　　索罗斯们反对对自己减税，听着多好啊，都是热心为社会作贡献的大善人。就象一首歌里面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如果富豪们都能象索罗斯们一样，人类世界向天堂靠拢。先不激动，看一下索罗斯同志的纳税情况：
　　据彭博社报道，84岁的索罗斯利用法规上的漏洞，将客户费用中本应交税的部分重新投入到他的基金中。索罗斯的爱尔兰监管机构文件显示，在2013年年底，索罗斯基金通过延迟交税积累的财富达到133亿美元。在美国国会修补法规漏洞之前，索罗斯将资产转移至爱尔兰，Cravath事务估算索罗斯欠税共67亿美元。
一个口口声声反对降税的人，自己却是个逃税大王，这个不止是脸皮厚的问题了。美国很多国际集团的大老板，把公司利润留下海外，主要集中在低税率的爱尔兰。具体参考下文
航母不算什么，这才是川普的终极大杀器
　　高中老师已经教导我们，社会税率越低，经济就越好。在世界经济趋于一体化的今天，税率的竞争其实就是整体效率的竞争。整体效率怎么理解，可以看一下各产油国的预算平衡油价（政府预算平衡时需要的石油价格）
英国卫报2014年世界产油国的预算平平衡价格
沙特号称有世界最好的油田，石油质量好又好挖，轻轻打个井，油自己向外冒，每桶油的开采成本是7美元，而2014年沙特的预算平衡油价约93美元，你可以设想一下沙特的行政效率有多低下，皇室的挥霍有多么无度。美国人搞技术创新，从数千米的地下开采页岩油，其商业成本已经从几年前的80美元/桶降至35美元/桶。这些产油国陷入两难困境，如果减产提振油价，那美国页岩油将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如果保持产量，那将继续打压油价，油价下跌将削减政府收入，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预算危机。不同经济体系的效率差异可见一斑。
　　言归正传，全世界哪个地方税率低，资金人才就往哪里流动。对税率最敏感的，是广大小企业主和中产阶级，特别是搞实业的。降税，可以让社会增加就业机会，普通人有更多的钱用于消费。
越高的税率，越复杂的税务制度，其实对富豪越有利，尤其是那些搞资本运作的富豪，他们能够把资产全球配置，他们可以请顶级税务专家找规则漏洞。当然，他们还可以理直气壮地搞慈善基金。《福布斯》报道，盖茨基金会在2003年以268亿美元的资本获得了高达39亿美元的投资回报，利润率高达15％左右，这利润率超过了大部分企业。而盖茨基金会每年只要将总资产的5％用于慈善项目就可以免税。不止美国，世界各国都一样，不信你去查查中国福布斯排行榜上，那些富豪一年交多少税？
　　十年前听到索罗斯这条新闻，对于索罗斯们表现出来的觉悟和善意，我心里肯定是涌动着崇敬与感动，但现在的我，会直接说一声，“呸”。
　　世界上做善行的方式很多，交税应该是成本最高、浪费最大的一种方式。如果索罗斯想做善事，有很多方法。可以直接给穷人发放善款，送免费物资，或者提供职业培训，甚至提供就业岗位，这都是比增税更好的方式。参考下文
如何做好事，是门大学问
世界上最善良的人
　　在开放、包容、博爱的口号下，默克尔制定了欢迎中东难民的政策。一时间，默克尔成为世界道德楷模，世界上最善良的人。2015年，德国接纳了近百万中东穆斯林难民。这意味着什么？
　　先看一下以往土耳其移民的情况。德意志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度是盟国，德国人在奥土的军事、政治体系里影响深远。二战后，德国劳工缺乏，引进大量的土耳其劳工，后来他们在德国定居繁衍，经过数十年二三代人，现在已经有400多万土耳其后裔，成为德国的第二大族群。但是，即使作为中东地区最世俗化的土耳其人，在德国社会中，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封闭的土耳其社交圈中。
　一百多万的宗教化很深的难民快速涌入德国，意味着他们更能够抵御外部的压力。有人期待他们快速融入德国社会，在世俗社会里和谐共处，完全是痴人说梦，不可能的任务。况且，德国的低保水平，在中东难民眼中已经是相当富裕的生活。德国政府在柏林、慕尼黑等地新建难民公寓，里面配有冷热水、暖气、厨房和新家具。难民除了获得租房补贴外，还可以获得每月400欧的生活费。此外，还可享受免费的医疗保险，上大学也是免费的。上百万赤贫的难民涌入富庶繁华的德国，他们会有努力工作的动力吗？他们会思考如何创造财富吗？当然不会，他们只是逃避家乡战火，希望在更富裕安定的国家生活。在看到如此巨大的财富反差、感受到如此巨大的社会鸿沟之后，穆斯林难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宗教团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尊严，激进化不可避免。
　　默克尔大发善心的接收难民政策，对德国社会造成的苦难还刚刚开始。2015年难民实施的性犯罪1683起，2016年难民实施的性犯罪3404起，还不算很多压制瞒报的。德国社会为难民问题争吵不止，贫富矛盾激化，族群撕裂程度加深。默克尔对此反省了吗？她说:“如果我们政府必须因为对难民很好而道歉，那么这就不是我的国家”。一条道走到黑，谁敢说不欢迎难民，反对现在的难民政策，就给你扣一个极右的帽子。从慈善天使到暗黑之母，默克尔以善之名，给德国和欧洲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欧洲的第三次末落已经不可逆转。
　　帮助难民的方法很多，除了千里之遥接收难民之外，还可以有更好的方案：欧盟或联合国就近设置难民营，相同宗教文化更易相处，也便利难民早日返回建设家园。
　　顺便说一句，很多政论文章写的挺好，但最后习惯性地把反对默克尔的政治组织定义为极右的崛起。对此，我是无言以对。这种对称思维害人之深，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消灭坏人的就是好人，反对极左的就是极右，都是啥脑子啊。事实上，和流氓火拼的，大都也是流氓。
后记
　　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定义，是一个"非人"由于缺乏思考而作下的恶。邪恶被认为是一种思维肤浅的状态，具体说来就是“拒绝思考”。所以，社会的腐朽并不来自于某几个罪大恶极的人，而是来自于每一个冷漠、懒惰、无所谓的人。阿伦特的结论隐藏着一个观点：对于社会的崩塌，每个人都有责任。
　　她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无论如何，一个人总是有选择的。比如，在不得已的时候，给他人多一些便利，编制一些伤害小的谎言，甚至开枪时抬高1厘米，都是个体可能的选择。
平庸的恶，不难识别。但用善包装的恶，却不易发现。人们之所以不假思索地接受善，因为人有向善的本能，也有表现善的需求。与人们的直觉不同，公共领域问题，对于提倡行善的言论，需要多打几个问号。比如空气/水/食品/安全/教育/医疗/居住，不是依靠提倡个体之善就可能得到改善，极大可能是走向善的反面。
　　“从我做起，人人付出爱心”，世界会变得更有爱心吗？
　　“从我做起，人人少开一天车”，世界会实现节能减排吗？
　　“从我做起，人人保护环境”，环境会变得更好吗？　　
　　很遗憾，和人们善良的愿望相反，答案是“不会”。道理很简单，如果宣扬“从我做起”能够解决社会公共问题，那全世界的政治、社会、历史、经济学科都可以撤销了，司马迁、司马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哈耶克、凯恩斯的思考毫无意义；如果道德教化能够让社会持续改善，那中国根本不需要谈神马复兴，数千年来一直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什么是人类最高级的学问？
　　对阿伦特的结论，我有不同的看法。艾希曼，真的是因为人“不思考”而作出巨大的恶行吗？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参与共同作恶，他们并非因为不思考。在极权主义国家，人们服从命令的原因就是恐惧，对死亡、伤害和不安全的恐惧超过了一切。服从命令可以让他们活下来，同时，在群体中共同作恶会很大程度上减少人的道德罪恶感。阿伦特所说的停止思考只是让他们活得稍微舒服一点罢了。
　　和平年代，在我们身边发生更多的，并不是阿伦特所说“平庸的恶”，而是平庸的善。平庸之善，其危害远远大于平庸之恶。个体平庸之善，主要伤害的是自身。公共政治中平庸的善，最后却损害了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走向善的反面。所以，讨论公共问题时，应当首先关注良性社会规则的建立和完善。通过完善规则去努力实现整体的道德水平改善，而不是去关注个体的道德问题。
　　远离平庸的恶是本能。拒绝平庸的善是智慧，更是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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