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电影制作的双面经验｜鹿特丹获奖影片《劳工之翼》导演专访

本文转自：纪录公社 Jilu Commune

我觉得纪录片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讲述一些事情。但我更愿意置身当下，成为人们的一部分，不仅仅是观察，而是真正地与他们接近，与他们连接。

△ 《劳工之翼》预告 © Ilir Hasanaj

《劳工之翼》（《Workers’ Wings》, 2024）是一部纪录短片，聚焦于三名在工作中遭受事故的科索沃劳工。影片叙述了创伤背后的故事，关于不公的待遇，充满危险的制度，以及个体情感。本片是2024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老虎短片竞赛」(Tiger Short Competition)的三部获奖影片之一。

导演Ilir Hasanaj的创作扎根于科索沃和瑞士两地，《Me dasht' me dasht' me dasht'》（《To Want, To Need, To Love》, 2017）是他的首部纪录长片。除了电影创作，2018年他在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共同创办了社区另类影院Kino ARMATA。同时，他主导着NeoSchool Documentary School，为创作者提供一个通过纪录短片探索电影艺术的平台。此外，作为瑞士 Kino Kosova 电影节的项目负责人，他致力于通过电影语言激励和连接各个社区。

△ 导演 Ilir Hasanaj

胶片摄影：

捕捉劳工痕迹与时空模糊的视觉叙事

纪录公社：短片中有很多看起来像是经过设计的场景，例如在一个空间用钢丝吊起工人的私人物品。您为什么选择这些场景？拍摄现场有多少即兴内容？

Ilir Hasanaj: 拍摄过程中总有一部分是现场自然发生的，这也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你不会强迫自己去创造一切，但的确有一部分是由你自己通过人物或周围环境来引导的。对我来说，这个过程非常重要，我想讲述一些关于人物的故事，而他们通过讲述故事来构建自己的身份。我需要尝试在创作者和讲述者的身份之间取得平衡。

举个例子，当我见到 Milazimi（影片开场出现的工人）时，场景中有小鸡，这些小鸡对他很重要，这让他有一种父亲的形象，他必须保证它们安全成长。对我来说，这些小鸡也象征着他和家人的遭遇。因为当工人发生意外时，如果他的孩子还小，家庭就会更加脆弱，因为孩子还不到可以工作养家的年龄。因此，我选择用这样的选景方式来开始这部电影。

纪录公社：短片关于视觉和色调的部分令人印象深刻，在其他采访中您提到摄影师使用的是胶片摄影机。您是如何想到用胶片拍摄的？您想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感觉或审美体验？

Ilir Hasanaj: 其实我非常害怕用胶片材料来拍摄这部影片，因为它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只有大概 3 个小时的胶片数量支持拍摄。并且还要以纪录片的形式结合在一起，限制就更大了。这部影片必须与众不同，因为正如你提到的，胶片拍摄只能呈现视觉效果无法同步声音。但这样的效果能以某种方式制作出来，我感到很满足。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数字摄影太干净，太完美。它能捕捉到我们所看到的光线，一切都过于纯净。而当我看到工人时，他们脸上有那么多伤疤和粗糙世界的纹路，它们来源于劳动，来源于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和回忆的沉重感。对我来说，胶片将这些感受在某种程度上结合在了一起，因为它呈现出来的质感不那么纯净。这样的视觉效果也会让你问自己，这些故事是否发生在七十或八十年代。我希望影片不只是呈现单一的年代或场景，模糊影像的时间和空间概念能够让影片更具有普遍性的质感。

另一个崭新的体验是我与Vigan Nimani合作，他不仅是摄影师同时也是画家。他的画很特别，画中没有太多东西，简单却耐人寻味。

他有一种特殊的直觉，知道在哪里完成画面是最合适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天赋。我会准备好一个故事板，然后在拍摄的那一刻，他会根据故事板找到准确的取景。因为我无法看到画面，这是一台胶片摄像机，只有一个人能看到画面。这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相互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更多地谈论电影、色彩、胶片带来的感受等。

谈到色调这部分，对我来说，红色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能量，这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颜色。我记得马丁斯科塞斯在他早期的电影中也用过这种颜色。它给人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我总觉得它能拉近你与角色的距离，这也是我想要的。我希望有一种光线，能让你感觉更贴近人物的情感状态，这也是我在某些时刻尝试使用红色的原因。

蓝色色调是一个自然的决定，因为我们使用的胶卷是专为室内制作的，这是一种钨丝灯材料的胶片。当室内有灯光时，它就会变成白色，但当你在室外拍摄时，它就会非常蓝。摄影师Vigan提议我们用它，因为它更适合短片。

△《劳工之翼》剧照 © Ilir Hasanaj

机械与回响：

通过声音描绘劳工生活与创伤

纪录公社：影片声画分离，同时可以听到很多低沉的机械声环绕在工人的生活周围，您如何看待声音与工人之间的关系？

Ilir Hasanaj：声音设计来自于我的朋友 Enis Saraçi ，他也是影片的剪辑师。他制作出的声音拼贴，会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们筹备时就讨论了很多问题，关于声音设计，以及这将会是一部什么样的短片。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不会是一部普通的短片或纪录片，你不会看到传统纪录片中同步真实的场景。使用胶片拍摄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我们希望在短片中使用这些不完美的素材。

和这些响亮而重复的声音一样，体力劳动也是十分机械的。你无时无刻不在接触这些声音，我记得当我在拍摄过程中制作声音时，即使完成了拍摄，我也会一遍又一遍地听到某些声音，我走在街上也会听到一些拍摄时的声音。我无法确定这个声音是我臆想出来的，还是我真实听到的。

于是我就想，也许对于工人而言，他们对声音的感知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即使离开了工地，这种声音与创伤也一定还在。因此在短片中，当工人在沙发上睡着后，我们也能听到机器声或起重机声如幽魂般萦绕在空间中。

探索与信任，道德与伦理

纪录公社：短片中有三位工人陈述了个人经历，所以他们是工人事故的亲历者，还是你找人“搬演”了其他工人的真实经历？

Ilir Hasanaj：这都是他们的真实故事。我们还拍摄了其他遭遇事故的工人，但没有感觉到太多连接。最终我与这三位工人紧密相连，他们给我了能量，成为了我的朋友。这部电影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科索沃劳工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我想制作一部影片，让人们重视这个紧迫的问题。

一开始，我记得我想拍一部关于建筑工人的电影，后来我的想法逐渐清晰起来，因为在科索沃几乎所有的体力劳动行业，工人白天上班时都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到晚上。他们经济窘迫，雇用他们的公司也不正规，不签发任何合同，加班没有工资，没有培训，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安全保障——就好像没有规则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就是没有质量监控。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如果想起诉公司，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一个月不工作，就会被解雇。

对我来说，讲述这些故事真的很重要。第一项挑战是寻找遭遇过工伤事故的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找到这三位勇敢的劳工花费了很多时间，因为他们的处境非常艰难，工伤事故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长期影响。

多亏了调研团队Dafina, Korab,Mentor的大力协助，我去到科索沃不同的地方，见到了许多不同的人，听到了一些关于工作条件简陋的残酷故事。这让我真正了解到遭受事故劳工的生活状况，有时工人一听这是一部电影，就会非常害怕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我完全能够理解。

我想讲述这些故事，但又不想妨碍他们的未来，尤其是他们的工作前景。因为他们讲述自己的事故经历，即使不提公司的名字，也可能会失去新工作，影响到其他同事，同时也可能会因为参与这部电影而受到其他负面影响，所以大部分人会感到压力而保持沉默。

因此，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愿意讲述自己故事的合适人选。当我现在重看这部短片时，我可以说他们确实是讲述这个故事的合适人选。

△《劳工之翼》剧照 © Ilir Hasanaj

纪录公社：您是用一年还是更多时间准备这个项目？可以进一步谈谈研究员的调研过程吗？

Ilir Hasanaj: 我认为这是一个你不知道要推动多久的过程，也许是我的要求太多，也许这个人物角色已经足够好了，但为什么我还不满意。这个过程有点像因为我们不知道在哪里结束，又或者在哪里开始。

首先，我们尝试去工人们会待的地方，资金始终是个问题。起初工人对我们非常不信任，一直在问我们问题，以为我们是记者，或者来自国家层面的机构，或与某家公司有某种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个方法不会让我们有所收获。

通过报纸上找到的文章，我们知道了一些名字，并试图找到这些工人，但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而且有些人已经离开了科索沃。我们还试图通过工会寻找，但有些工会并不提供帮助，有些则会提供更多。我们也尝试去找非政府组织，他们有工人的电话号码，但出于隐私，他们不能告诉我们更多。

此外，我们试图通过律师，但他们从来都不愿意提供真正的帮助，这让我们非常沮丧，也很震惊，因为我只是期望得到更多支持。在尝试了所有方法后，有一次我们在网上找到了一些电视节目，节目组会去寻找一些生活状况不佳的人并向观众寻求帮助。其中有些人是因为在工作中遭遇事故而陷入困苦境地的。

研究员在寻找所有可能性的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们翻阅了四五百个视频去寻找对拍摄这部影片感兴趣的人。最终，我们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制作《劳工之翼》。

纪录公社：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道德伦理问题，基于如此困难的背景，您是如何从工人那里获得信任的？

Ilir Hasanaj：当我走进他们家时，我会带着好奇心，我想了解他们，我有与他们建立联系和信任的信心。

重要的是，你必须分享自己的生活。你不能只是去获取他们的生活信息，不能只是提出问题，以此为你的角色取材。这应该是自然而然地分享和相互了解，建立友谊的过程。我不能在工人们没有准备好敞开心扉的情况下就去采访，询问他们的生活隐私。

和我交流的人告诉我，我有一种能量，让他们觉得和我在一起很安全。我很努力做到诚实，并有自己的道德底线，我不会滥用这种信任。我想了解和学习，这是我的真实意愿。我想和我交流的人也能看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我也需要关注影片，我必须挑选出能够讲述故事的人，能够突出主题的人。因此，我想让不同领域的人参与进来。我们找了一位在工厂里种花的人，还有在建筑业和矿业公司工作的人。当你观看这部影片时，你就会知道，这不仅仅是某个人在工作场所运气不佳的罕见案例，而是一种普遍的境况。

△《劳工之翼》剧照 © Ilir Hasanaj

离散与记忆：作为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纪录公社：我们了解到您出生在科索沃，然后在1993年和家人一起移民到瑞士温斯图尔。多年后又回到科索沃进行电影创作，目前定居在首都普里什蒂纳。您可以分享下影像创作的心路历程，以及为什么会选择回到科索沃？

Ilir Hasanaj：

于我而言，移民到瑞士并不是一个“选择”。这是因为局势非常紧张。由于塞尔维亚的压迫，我的父亲作为学生在80年代非常活跃。接着，1989年紧张局势加剧，科索沃失去了自治权，1989 年，它的国家地位被取消。

这意味着许多压迫性的限制措施在不断实施，也意味着阿尔巴尼亚人是二等公民，尽管他们在科索沃土地上占大多数。例如在 1990 年代，阿尔巴尼亚人不被允许上学，我们不允许有阿尔巴尼亚语的书籍，阿尔巴尼亚人会因为身份问题而被开除。人们被关进监狱，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阿尔巴尼亚人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一些人不得不选择逃离，这包括我的父亲，因为他们并不安全。其他家人也很快随着他的脚步离开。

在瑞士，我的感受很奇怪，因为你身处一个不受欢迎的地方。这里有一种潜在的、伪装的种族歧视。我不得不两次面对我的身份问题——一次在科索沃，然后在瑞士。我之所以回到科索沃，是因为在瑞士，大家都说我是阿尔巴尼亚人、科索沃人。我当时离开科索沃时还很小，我有一些记忆，但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感觉我必须先找到自己，直到我可以说，是的，我也有科索沃的身份认同。完成学业后我来到普里什蒂纳定居，并完成了一部短片拍摄。之前我在苏黎世艺术大学（ZHdK) 学习剧情片制作，对我来说，制作剧情片是个困难的过程，因为我发现相比于展示真实的人、真实的问题和真实的故事，我很难在这些不真实的想法中找到紧迫感。因此，这促使我拍摄了我的第一部纪录长片，这部片子是在瑞士、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拍摄的。

通过这段经历，我意识到我想在科索沃拍电影。我最初计划只是短暂停留，完成拍摄后就返回瑞士。但普里什蒂纳让我渐渐喜欢上了这里。我看到了很多潜力，因此，我和朋友一起开了家另类电影院（Kino Armata）。

在那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在瑞士，一切都运营和管理得很好。就像所有事都刻在石头上，这是一个存在了很久的国家。科索沃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成立于2008年。所以一切都是开放的，可讨论的。这意味着你可以就基本规则、概念或哲学问题进行对话和讨论，比如未来可以往哪个方向发展。

我觉得这非常有趣，当你作为这场增强文化身份运动的一部分。抱着这份好奇和兴趣，我尝试了很多像影像创作这样的文化活动。

△《劳工之翼》剧照 © Ilir Hasanaj

Room for culture and debate：

影像创作与当地文化空间的延伸

纪录公社：作为Kino Kosova电影节的项目负责人，以及作为Kino Armata电影院和NeoSchool Documentary School的创始人之一，您可以聊聊科索沃的影视创作和当地文化空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吗？

Ilir Hasanaj：

Kino Armata电影院位于普里什蒂纳，Kino Kosova电影节在瑞士，分布在苏黎世和伯尔尼。关于我为什么我会参与这两个文化运动，我认为这真正反映了我的身份，我既是瑞士人也是科索沃人。这两种文化之间的联系或桥梁，是种让我感到舒适的东西。

对于Kino Kosova，我们希望向瑞士观众或离散者展示来自科索沃的电影。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像电影节那样的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相遇，了解关于某些话题或某个地方的新视角。由于许多科索沃人居住在瑞士，关于他们的刻板印象总是很多，可能现在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希望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建立多样性交汇的聚集点。我想说，让我们相遇，让我们与这些来自科索沃的电影制作者和艺术家见面，提供给一个平台来展示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喜悦、他们的担忧、他们的期待以及他们正在经历的一切。

△图源Kino Kosova

官网：https://www.kinokosova.com/

从2024年1月1日起，科索沃公民去欧盟旅行不再需要签证。这是他们第一次可以自由旅行，不用再受签证制度的限制。在此之前，科索沃是欧洲和巴尔干地区唯一一个公民出国参加电影节或音乐会还需要签证的国家。因此，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将科索沃艺术家与瑞士艺术家联系起来的可能性。

Kino Armata 则是一个多元文化空间，位于普里什蒂纳市中心，致力于为人们带来非主流电影和文化。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要有另一种选择，比如能够放映来自1970年代、1980年代的电影，也有公有领域的电影（public domain film），要去展现不同的观点或不同类型的电影，而不仅仅是单一方向的大制作电影。这是一个累积建立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只有一个屏幕，没有扬声器，没有放映机。所以我们就从别处弄来的小型办公室放映机放映电影。后来，它逐渐发展壮大。现在它拥有5.1杜比环绕声和DCP放映机，也是一座学校。

同时我在负责NeoSchool Documentary School，项目每年一次，每次为期三个月。我们尝试培养新兴创作人才，让他们有机会制作一部纪录短片。有些学生在这里真的有了不错的起点。比如有人现在正在将一部纪录短片制作成剧情长片，有人继续拍摄电影，这些电影不仅获了奖，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展映。所以，我很开心有这样的发展，因为我认为学校的重要性在于人们来到这里，喜欢上拍电影。然后，一切就从这里开始。

△图源Kino Armata: https://www.facebook.com/kinoarmata?locale=hi_IN

纪录公社：此外，我们注意到媒体平台Kosovo 2.0关于科索沃和巴尔干半岛的社会议题和影像有很多深度报道，彼此合作比较紧密。您如何看待类似媒体这样的平台，以及他们如何和创作者一起合作构建一个文化交流社区？

Ilir Hasanaj：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曾在一些场合与Kosovo 2.0合作。Kosovo 2.0 正在做的事情对优质的新闻报道至关重要。像是《劳工之翼》这部电影，我认为它是好电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时间，而质量需要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Kosovo 2.0可以提供优质新闻的原因，因为平台给予记者时间，这在当下这种追求点击率的环境中是很难的，人们总希望能够抢先展示最新内容。

总的来说，我认为拥有一个反对标题党的媒体平台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科索沃普遍媒体中可能稍微缺少的是关于艺术和电影的批评评论，我希望之后能有更多这样的内容。

资金挑战与创作机遇：

科索沃电影制作的双面经验

纪录公社：我们注意到《劳工之翼》由科索沃电影制作中心（Kosovo Cinematography Center)赞助支持，您可以分享一些关于在科索沃获得创作资金支持的经验吗？

Ilir Hasanaj：是的，它得到了科索沃电影制作中心的支持，这几乎是唯一一个除了市政府之外可以支持你拍电影的机构。实际上只有这两个机构可以寻求资金支持，而且预算非常有限。所以，关于如何完成一部电影，这一直是个问题，尤其是短片。你总是只能得到你所需预算的一小部分来完成电影。

我的意思是，科索沃本身就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这意味着没有多少电影会得到支持。所以我希望科索沃电影能尽快得到更多支持。另一方面，确实有一些正在制作中的高质量影片，这是好事。这意味着评委会看到了这些有才华的人，并因此支持那些需要被支持的重要电影。

置身当下的叙事

纪录公社：你过往作品的聚焦有LGBTQ，战后记忆，自然环境污染等。创作形式有纪录片、口述史、摄影作品等。有时候，不少外国观众对战争叙事的想象会非常同质化。而您的电影令人觉得更多是聚焦战争之后人们如何生活，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和过去不是断裂的。所以您如何看待您的工作参与构建了人们理解当下的科索沃？

Ilir Hasanaj：我们知道在纪录片中人物就是故事本身，我不是那种让人物做出违背他们本性行为的电影制作者。我的意思是，我们一起创造场景。

某种意义上，我试图创造出属于他们灵魂的场景。科索沃LGBTQ群体的纪录片（As I Was Looking Above, I Could See Myself Underneath, 2022）中涉及七个人物。他们来自不同的时代，面临不同的问题，拥有不同的身份。但将他们连接起来的，是他们都作为这个社群的一部分。

例如，我们有两个来自老一代的人物，他们经历过很多事情，也因为年龄和身份经历了很多困难和挣扎。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基于谈论过去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生活在过去。这让我非常触动。所以我想把这点融入电影，并有这样的体验，在某种意义上去捕捉这种灵魂。

在《劳工之翼》中，工人曾经遭遇过一些事情。但这种回响仍然伴随着他们，他们仍然在房间里。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是如何处理这种挥之不去的，来自过去的回响的。

我一直尽量尊重他们的故事，尊重他们与我分享的东西，尊重他们允许我拍摄的场景，并找到一种真正令人触动、高质量的方式。就像如果有人给了我一些东西，我会尽力把它做到最好。因为这是一种责任，一不小心你就会毁了它，或者让它们看起来很奇怪，甚至很糟糕。当然，有时他们也会拒绝拍摄。

我觉得纪录片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讲述一些事情。但我更愿意置身当下，成为人们的一部分，不仅仅是观察，而是真正地与他们接近，与他们连接。同时，观众给我的反馈通常是他们觉得自己与角色之间是相通的。

纪录公社：您目前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吗？

Ilir Hasanaj：有时候我也会参与朋友电影的制片工作，我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想尽力帮助，以便他们的电影可以成功制作。

此外，我有两个要进一步开展的项目。其中一个是关于死亡的，比如科索沃的死亡状况以及人们如何面对死亡。我一直觉得人们对待死亡的方式比较正常，从某种意义上，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

当然，很多文化中都有“死亡”这个命题，每个人也都必须面对它。但我想了解更多相关的传统，关于它是如何演变的，它让人们看到了什么，或者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对葬礼尤其感兴趣。因此，我很想知道这些特定的活动是如何进行的。这部电影应该是一部不需要解释的电影，一部只靠视觉效果的电影。我不知道这是否可行，但这是我所期待的.

关于我正在制作的另一部影片，它讲述了一位科索沃活动家、音乐家和诗人的故事，他在 1982 年被南斯拉夫特工部门杀害。这部电影将是一部剧情电影，对我来说，重新回到剧情类别将是一次新的挑战。

《劳工之翼》创作团队

导演, 剧本: Ilir Hasanaj

制片: Arvan Berisha, Ilir Hasanaj

摄影, 音乐: Vigan Nimani

剪辑, 声音设计: Enis Saraci

人物（三位劳工）: Fatmiri, Liridoni, Milazi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