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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读者：黄石榴
80后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大概率读过三毛，也一定记得三毛小时候在作文里写职业理想，她这样写到：“我有一天长大了，希望做一个夏天卖冰棒，冬天卖烤红薯的街头小贩，因为这种职业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又可以大街小巷的游走玩耍……”
这并不是文艺女青年的全然幻想，在80后成长的年代，人口并未全面流动起来，虽然有城管，但与小贩多少有些面熟，你来我走、你退我进是彼此心照不宣的规则。
犹记得上学傍晚时，我骑着自行车匆匆忙忙去学校上晚自习，虽然有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惶恐与迷茫，但街边大排档炒田螺的“沙沙”声好像给到我一种安慰——哪怕将来考不上大学没有单位，街头炒田螺也是一种活法。
《青春派》剧照
在我看来，小贩不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个缓冲带，让人避免被坚硬的现实碾个粉身碎骨。
几年前从大厂“毕业”后我总结过，大厂的薪资确实高，除了996的工作时长和强度，还有一部分钱是支付给没有任何实际产出的情绪劳动，以及对你精神伤害的赔偿。职场人的情绪劳动大部分有共通性，比如任何时候领导在群里说话一定不能让领导的话掉在地上，回复“好的”“收到”时一定要加上笑脸，该忠诚和臣服时一定要严肃到位，而私下又不能对领导敬而远之，必须做好向上管理，拿捏和领导亲昵的分寸。
互联网加速和强化了一切，包括无效情绪劳动和精神伤害。
所有大厂员工都有明确职级，在公司内部系统里每个人的名字后边都明确标明了你是属于那一等，传统等级制度好歹有从上至下的压力传导通道，而互联网的“狼性”“创新”文化又鼓励低阶员工挑战高阶员工。从做事角度来想象这种模式当然不错，明确的职级利于奖惩管理，而“挑战文化”又能让系统避免僵化陈腐，可是这系统中的人仿佛和空调、电脑一样是一种坚固耐用的办公用品，永远情绪饱满、稳定运转，不会有情绪波动有心理压力。
《我准时下班》剧照
大厂还有很多让人白刃相见的机制，比如同一个业务让两个不同团队来做，永远在PK永远没有最后赢家；比如“共创会”，美其名曰是让一条业务线上不同团队的人一起头脑风暴，但实际是大家坐在一个房间里彼此judge，一定要说出别人的缺点和失误才算态度诚恳……
有一句被人说太多而滥俗的话，“走太远忘了为什么出发”。虽然“滥”但并不“烂”，工作原本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好，而不是把人变成一件情绪稳定的办公品，所以我想去找一份价值感、尊严感尽量高一些、无效情绪劳动尽量少一些的工作。
价值感、尊严感要高，薪资必然会低，对这个我有心理预期。这一点我早有准备，因为没有杠杆投资房地产、没有消费奢侈品，我无贷一身轻。不过因为有孩子，即使自己能超然物外，但再穷不能穷孩子，我必须要去挣一点钱来。
在我理想中，这份工作能让我保持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掌控而不异化成一件工具，有一点收入能满足人社会化交往的需要就行。恰好我厨艺还不错会做一些可口小吃，我家步行距离内就有一座城铁站，每天有巨大人流量。我想到，或许我可以做一个三毛理想中快乐的小贩。
《我爱男保姆》剧照
说干就干，我买了小推车、一次性纸碗等工具，仔细研究客户人群特质和原料供应情况后，然后选择出品。城铁的人流都是年轻人，尤其年轻女孩子喜欢新鲜有趣的零食小吃，春天是菠萝、青芒果上市的季节，所以我打算做广西的“酸嘢”，用话梅粉、陈皮甘草粉等将芒果菠萝芭乐等拌在一起。
我心里想着，哪怕摆摊我也会摆到最好。研究了网上各种摆摊教学视频后，我给自己配备了一整套声光电装备。扩音喇叭，可以录下吆喝声以及蓝牙连接放音乐；充电小台灯，黑暗里能将货品照得醒目；LED串珠灯线，挂在招牌上能让顾客看清海报。
第一天出摊是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一到目的地就有好看的女孩子来买酸嘢。所在的街道东西走向，抬头看是浑圆鸭蛋红的夕阳慢慢落入西山，我打开喇叭连上手机播放一些欢快的摇滚音乐，那么多匆匆忙忙走过疲惫的年轻人，我想不管他们买不买我的东西，我都希望我的音乐和笑容能让他们得到一些安慰。
前两天摆摊的经历都还算顺利，尤其是第一天，两个多小时收入一百来块，最主要接触的人都很善良和气，一个小姐姐以为我是广西人，说要支持一下老乡，买走一份之后又来打包一份，鲜切水果做的酸嘢都卖完了。
《双甲路边摊》剧照
第三天出摊依然是在假期中，我上午去早市采购菠萝芒果等原料，下午两三点开始制作，傍晚出摊，一切依然很顺利。快要九点钟的时候大街上已经没有什么人，当我正沉浸在小喇叭的音乐中时，突然一张工作证伸到我面前，脑海中空白了一瞬，但我意识到是城管来了，立即关掉喇叭拖起小车就要走，并盘算着要不要讲家有八十岁的老母亲那通鬼话。
来的城管是两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他们并没有追我，一个人看我慌不择路的溜走，车上掉下一包一次性勺子，还提醒我捡起来。在我停下来捡东西的时刻，那个中年城管拉家常一样问我家住哪儿，我随口编了一个附近小区的名称。他叮嘱我“下次不要来了，你什么时候看到这儿有摆摊的呀”而且说我编的那个小区门口就有一个小广场，“在家门口摆摊儿多好。”我再三感谢的离开了城铁站附近。
因为做好的“酸嘢”当天不卖完会坏掉，我又走很远的路到了另外一条热闹的街上继续摆摊。这时候我才意识身边确实没有看到一个摊贩，有一个骑着三轮车卖米花糖的男人从路口飞快经过，他看到我远远的朝我挥了挥手，算是同类间彼此给一些鼓励吧，我也朝他挥了挥手。
《凪的新生活》剧照
小推车并不沉，但害怕小桌子散架和东西给洒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小拖车拉上马路牙子，也许是我的动作看起来吃力，不远处一个拉三轮的男人立即招呼着问我要不要帮忙拖一下。我笑着谢谢他说我自己可以的。四月的北京夜风依然有些凉，因为晚饭点儿没能按时吃饭胃有些隐隐的疼，可是站在空旷的街头，我依然被人与人“肉身相遇”所散发的这些温暖和善良感动，网络世界充满戾气与偏执，而这些真实的瞬间如此美好。
第四天出摊是工作日，从早上开始就小事故不断。收摊时突然又是一张工作证伸到我面前晃了一下，我知道是城管来了。我立即去关喇叭想要拖车溜走，然而这次我逃不掉了。
十几个穿深色制服的精壮男人围成一个半圆把我堵在中间，没有人说话，有人拿摄像机在拍我。中间为首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上下打量了我好几眼后，说“我八点多就在前面盯着你了，你还敢放喇叭。”他的意思是他证据确凿，而且我气焰嚣张。
我心想来来往往的人都看到我在摆摊儿，还需要浪费您时间精力暗中潜伏一个多小时吗？心里虽这么想，但我嘴上什么都没说，想起很多年前一部贺岁剧的台词，我点头哈腰一直说“不好意思，给政府添麻烦了。”旁边有人要看我的身份证，要记录下我的姓名和电话。年轻男人继续训斥我，“今天就算是第一次抓到你，要是再抓到，就要罚款五千元并且没收你这些东西……”
《给幸福下订单》剧照
我模糊记得治安处罚条例里很多罚款额度都是两百元以下，还有五十元以下的，就算有几倍没收违法所得的条款，我这4天总计收入也不过400元，哪怕三倍也才1200，怎么就要罚款5000呢，做小贩难道是这么罪大恶极的事情吗？当然，这些话我依然没有说出来，只是用可怜巴巴的样子说“公司裁员我失业了，所以想摆摊挣点生活费。”
这，是实情。整个过程中其他人都没有说话，只有那个年轻城管用不容置疑地口吻对我宣布：“失业了就去找工作，摆摊不是正当职业……”
走过这一群人时，我看到了昨天那个中年城管，他用一种对话而不是宣判的口气跟我说“昨天就说啦，叫你不要再来了。”我没有回答他，只是拖着车默默走过。不知为什么还有两个城管跟在我后面跟了很远，是怕我会做什么呢？我实在想不出来。
我的摆摊生涯4天就结束了，连小推车、餐具这些投资的成本都没有收回来。到家后发现门口堆了七八个纸箱，是我在网上进货的芒果菠萝这些原料，不知该要怎么处理。
我这次摆摊说到底还是一种社会考察式的生活体验，我算是一个温饱无虞的中年人。但如果今天的我是一个初入社会，没有背景没有积蓄也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我该怎么办呢。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不被工作异化、不卷入人际关系江湖、满足社会性需要是我理想工作的三个要素，以为做一个快乐小贩是最容易实现的，没想到现实给了我一个响亮的大耳光。我想起史铁生的一句话，“此岸永远残缺，否则彼岸就要坍塌”，如果必然要有残缺，那就缺在“工作”上吧，总好过“健康”“亲情”“友情”“爱情”……这些有残缺。
我决定放弃理想工作的寻找，像一个正常的40+成年人一样去找一份挣钱的工作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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