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12点，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在官方独家展映售票平台猫眼正式开票了，朋友圈有人欢喜有人愁，反正编辑我是一张也没抢上，只能随缘收票了。但其实不打紧的，在北影节期间，还有一部同期上映的电影《金的音像店》，仍可以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迷感受到影迷狂欢。该片聚焦一家被称为“影迷圣地”的传奇音像店。
贾樟柯导演还专门为《金的音像店》发了一条微博，当得知《金的音像店》即将上映时，他评论道：“这得去看看。”

《金的音像店》曾经是2023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一票难求的片子，这部片子也将在北影节期间，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凹凸镜观影团也联合和观观影团，在4月20日下午3点半，深影国际影城，为影迷们献上这部优秀的迷影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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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周边‍‍‍‍
在豆瓣公布的2023年电影榜单中，《金的音像店》位列其中，它也曾经创造出北影节一票难求的盛况，那为什么这部纪录片如此备受欢迎呢？请看这篇影评文章。
《金的音像店》：关于电影的一次幻听
作者：五行缺水
编辑：张先声
简介：
这位电影制作人玩弄了各种电影类型的形式和比喻，开始寻找在西西里岛丢失的传奇视频收藏，其中包含55,000部电影。
冲破种种阻力将意大利萨莱米镇的5.5万盒电影录像带重新运回纽约，使得“金的音像店”重新开张，重新服务于电影爱好者，内在的动力是什么？那就是对电影的热爱，引用戈达尔的话就是：“重要的不是你从哪里来，而是你要去往何处。”去往何处是目的所在，意义所在，这样的拯救行动就牵涉到一个问题：电影到底是什么？
“电影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的。”这是纪录片导演大卫·雷德蒙和阿什莉·萨宾在片中言说的，另一句关于电影本质的话则是：“电影是存在的见证。”这种真实的存在，是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电影本身具有的意义，它虽然是一种创作，甚至是一种虚构，但是它的精神内核却是对人类存在的一种解读，电影世界也是对真实现实世界的映射；另一个则是关于“金的音像店”的颠破流离过程，以及最后实施的营救计划，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它们也构成了对电影存在的一次解读。无论如何，在大卫看来，电影是自己的启蒙，影响了自己的生活，电影是自己的精神寄托，拯救金的音像店就是自己更深的情怀。
对电影本身的热爱，营救那5.5万盒录影带，以及让“金的音像店”重回纽约，都是大卫对于电影真情的流露。
电影构成了大卫精神的一部分，父母17岁生下自己，6岁时寓居在祖父母家里，正是在那时，通过电视屏幕迷上了电影，维姆·文德斯的《德州巴黎》也正式开启了大卫的电影之路，“正是文德斯激发了我拍摄第一部纪录片的热情。”
相同的情怀也体现在“金的音像店”的主人金先生身上，他是受到卓别林电影的启蒙而喜欢上了电影，从韩国来到纽约之后开了间洗衣店，之后开设了“金的音像店”，通过录影带拷贝电影，一度库存达到5.5万部，除了金的音像店，金先生也走上了电影创作之路，21岁来到纽约后上了电影学院，迄今拍摄了8部电影，其中最有名的是电影《三分之一》，金先生还是昆汀的朋友。
对电影的热爱，是每个电影人共同的情怀，而“金的音像店”也成为电影人共同的家园。
这家开设在纽约下东区的音像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成为纽约独特的一道风景线，大卫就是在这里找到了灵魂的归宿，“我在电影中找到了新家，电影让我有了安全感。”尤其是一些经典老片和稀有电影资源，“带我进入了旧有时光。”但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租借录影带观影的方式逐渐被取代，“金的音像店”也走向了没落，同时由于版权的原因，“金的音像店”惹上了官司，门店不断缩减，最后唯一一家位于圣马科斯广场的门店也关闭了。
5.5万部录影带转移到了意大利的萨莱米镇，按照镇长当时的说法，接纳这批录影带是为了重振萨莱米的旅游事业，而这个小镇的旅游和电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教父》的取景地就在这里。
2009年搬迁至萨莱米之后，“金的音像店”始终没有再次开放，甚至10年过去了，那些录影带堆放在仓库里，有的已经受潮，如果要开放就必须进行修复。
从纽约寻找“金的音像店”无果，到萨莱米追寻“金的音像店”仓库，从而揭露为什么10年没有再开的秘密，从这个过程来说，大卫怀着对电影的无比热爱，而当他知道了金的音像店遭遇的现状，便开始实施拯救计划，最终通过“虚构电影”将5.5万部录影带全部搬离了萨莱米，运到纽约之后又通过2年的谈判终于使得“金的音像店”再次开张。‍
“2022年3月31日开业以来，已有超过1700部电影被租借。”这就是“金的音像店”重新焕发生机的表现，也是大卫对于戈达尔那句话的现实实践。
在寻找和拯救“金的音像店”的过程中，大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亲自前往萨莱米，调查“金的音像店”在那里受冷落的情况，在调查中他也发现了这一问题背后的政治原因，尤其是“金的音像店”还和萨莱米的黑手党有关，这其中就牵涉到萨莱米曾经的市长贾马里纳洛，被称为“欧洲公共知识分子”的斯佳比，调查黑手党却不幸在中途去世的法尔克，以及现任萨莱米市长多米尼哥；大卫还千方百计联系上了“金的音像店”的创办者金先生，亲自去首尔和他见面，而金先生在他的力促下也来到了萨莱米，就重启金的音像店和各方商量。
当商量长久没有结论的时候，大卫策划了一部“虚构电影”，在狂欢节的夜晚，把音响制品都“偷”走了，最后运到了纽约，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回归”。
大卫在重启“金的音像店”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电影表现了最大的真诚，但是当他把拯救计划拍成了纪录片，却人为赋予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超过了真诚而成为了一种情结，于是电影创作本身就变成了虚构甚至虚妄。
“金的音像店”在纽约的衰落是时代的必然，尽管金先生自己也在思考未来的音像店必然会发生变革，它将和互联网有关，但是还没有真正迎接挑战，音像店就式微了。
录影带满足了很多电影爱好者的需求，但是它拷贝电影，是一种违法行为，这事不容改变的现实，对于“金的音像店”来说，遭遇这一问题，就应该从完全版权问题入手，但是“金的音像店”似乎我行我素，店内的员工罗伯特甚至说：“电影知识必电影财产权更重要。”实际上就是强调“金的音像店”是在传播电影知识，所以不应该顾忌版权问题，而大卫也对这种态度进行了美化，避开法律，避开版权，就是为了强调它的精神意义，这是不是一种逃避式的虚构？
大卫来到萨莱米，拍摄下了他的意大利之行，但是他的关注点并不在“金的音像店”本身的命运，而是牵涉出背后的所谓政治原因，而且他把音像店的命运神秘化：为什么贾马里纳罗会声称自己从没有去过金的音像店？法尔克在调查中途去世是不是是阴谋的牺牲品？斯佳比答应大卫去金的音像店仓库为什么故意走错了路？大卫将金的音像店的命运和萨莱米的政治生活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只是为了增加神秘感，只是为了凸显寻找过程中的曲折，只是为了拍摄电影更多的趣味。
对于趣味的一味追逐，也让他将拯救行动变成了一部虚构电影，那些人戴着各种著名导演的面具而化身为幽灵，是幽灵拯救了电影，当金先生看到自己的录影带重新回到了纽约，在感动之余说：“戈达尔都帮你了，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戈达尔做什么都是对的。”而金先生的趣味问题是：“但是为什么没有昆汀？”
加入政治元素，是为了增加神秘，创作虚构电影，是为了增加趣味，大卫故意营造了一种电影的质感，而到了最后，所谓的黑手党，所谓的阴谋论，都是子虚乌有，最后交代纪录片中人物的各自归属，也完全是友好的，所以电影只是故意设置了一个乌龙，在这个意义上，大卫反而将电影看成了是一种完全的创作，而不是真实的存在。
在用噱头堆积起来的记录中，一切都成为了大卫的幻听——他自言自己迷上电影之后出现了幻听，“金的音像店”对自己的召唤就是幻听的表现，包括他想要以虚构电影的方式拯救那5.5万部录影带，也是因为听到了它们发出的求救声。
“我希望这些收藏能继续发出声音，因为它帮助我理解围绕我耳边的声音……”虚构和虚妄，让一个简单的音像店重回纽约的故事变成了跌宕起伏的超现实电影，加入乌有的政治元素，是一次幻听，让那些“幽灵”出场帮忙，是一次幻听，引用各种电影片段来显示自己对电影的特殊情感，也是一次幻听，阐述“梦想，电影和生活无法分开”的情结，当然更是一次幻听。

凹凸镜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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