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 大路放映
作者：‍‍Yangtze
“只要我的碗没有修完，我的理想就永远成立，我的巢就永远为我敞开。”

在上海市中心的30平米的老公房里，30多岁的房君睿和父母蜗居在一起。家庭争吵时时爆发，他在沙发、躺椅、电视机、餐桌的空隙中寻求安逸——这里塞满了关于艺术和宗教的书籍。他原本想做文物修复师，却成了保安。理想与现实构筑牢笼，将他困住。
《巢》是第十七届
FIRST影展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长片
，导演秦潇越在一次映后现场结识了上海青年房君睿，他们聊理想，聊生活，房君睿希望导演能够记录自己的人生，他带着秦潇越和摄影机闯入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镜头对准了上海普通家庭的生活横切面，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让人窒息和心碎。


房君睿的“梦想”与“现实”之间有着难以弥合的割裂，他一方面鄙视父母苦口婆心的劝导，憧憬艺术与宗教的成就，另一方面房君睿又常常察觉到自己人生现状的不堪与失败，在这种摇摆又拧巴的情绪斗争中，房君睿经历了工作、相亲、宗教活动的全面失败，摄影机似乎成为了他的避风港，他渴望继续被记录下去……

本期大路放映为大家带来《巢》的DCP版本放映，活动时间为
4月13日（周六）下午三点
，欢迎各位报名。

活动信息


秦潇越采用了一种“强介入”式的拍摄方法，她与摄影师黄山既是房君睿家庭的拍摄者，也是拜访者，更是某种程度上的参与者，秦潇越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其实我本意也没想要介入，我觉得自己是被拽进去的。这不是我主观上想要介入一个家庭，去拍摄去引导问题，而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的。”
在拍摄过程中，导演有意识地向观众承认了自己的存在，她会在摄影机背后向被记录者发问，房君睿也多次直视镜头，向导演倾诉着生活的种种不公。秦潇越为自己设置的立场是一个真切存在的人，作为房君睿的朋友，她也确实这样做了，无论是戏里戏外，她都以平等的姿态与房君睿沟通交流，为他在生活、工作甚至是爱情需求上寻找更多人的帮助。

关于纪录片“拍摄者是否介入”的话题，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讨论就已经开始。“直接电影”的代表群体德鲁小组强调纪录片的拍摄应该“像苍蝇一样趴着墙壁上”，导演应该置身事外，尽可能减弱对场面的干扰，这种理论后来被耳熟能详的美国纪录片大师怀斯曼发扬光大。

而“真实电影”理论则起源于法国，发起人让·鲁什继承了苏联导演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论”，强调导演的本职工作就是对被摄者进行不断提问和质询，参与到电影叙事中去，“真实电影”常常拍摄非职业演员，展现出普通人的生活瞬间，这与秦潇越《巢》的拍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让·鲁什《夏日纪事》（1961）
在《巢》的拍摄过程中，导演的干预是非常精准的，秦潇越善于捕捉被摄者的情绪，并通过介入文本，将这种情绪放大化、具象化，而非诱导或破坏。《巢》的强烈主观意识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独立导演张赞波，曾有幸与张赞波讨论他的作品《天降》，当问起他如何看待导演的“介入”对于纪录片的影响，他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记录本身就是一种主观行为，我拍纪录片，就是传递我的思想，我不怕任何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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