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没有谁能一步登天
©维舟／文  编：瑞秋的春天
☄回
顾这些历史至今仍是极有必要的，因为正如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所言，一个社会，如果不再关心自己的既往进步，不久之后将会失去“自己能够在未来进步”这个信念。这一点不仅仅对日本人而言是正确的，对于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日本是近代唯一一个逃脱被殖民的命运、相反还跻身列强的非西方国家。在世人眼中，日本当时从一个落后国家向现代国家的“变身”，是在明治维新时期短短的十多年间突然完成的。
这种广为流行的叙述过分强调了断裂与变革，但却对日本社会的延续性过于忽视——事实上，今天的日本文化和生活方式，与其说是明治时代奠定的，不如说是此前的江户时代确立的。
更重要的是：日本当初之所以能顺利实现现代化，与江户时代的社会文化遗产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这是一个封闭的时代吗？
关于江户时代，最为人所熟知的形象大概就是其“锁国”特性：1633年，当政的德川幕府第一次颁布锁国令，严禁日本人与外国人来往，仅有少数得到允许的中国及荷兰船只例外。
这种封锁政策与现代国家的开放性适成对比，很容易招致现代人的反感，加上明治时代维新志士的渲染抨击，在很长时间内，江户时代被视为是一个封闭黑暗的时期，需要为日本的落后负责，而维新则打破了这种状况，带来了随后“激荡的百年史”（吉田茂语）。
然而现在恐怕很少还有日本人这样看待历史，尤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日本上下普遍沉浸在一种对江户时代的怀旧感伤情绪之中。在许多人看来，那更像是一个人类尚未堕落之前的田园世界，那时日本没有对外界的依赖，也不需要可悲地到世界上去讨生活。
有“日元先生”之称的日本财政高官榊原英姿就认为江户时代安宁、有序、自然而友好：“这就是明治维新前日本的模样。我们应该恢复那种面貌。”
这两个江户时代都是同样真实的。虽然苏珊·韩利在《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情不自禁地抱有一种将江户时代理想化的倾向，但她确实有一个无可辩驳的立论点：无论如何，现代日本的成功是在江户时代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
也就是说，在现代化之前，一个国家就应当已经为现代化做好了准备，用她的话说：“一个靠农业维持生计的民族一步就能登天实现工业现代化，这在经济史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就像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提前数十年发起也不可能成功，因为相关的先决条件尚不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户时代才是现代日本之源。虽然江户时代的锁国政策限制了对外交流，但也由此进行了内部整合，日本人的文化自觉和身份认同奠定于这一时期，绝大部分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无论茶道、围棋、花道、俳句、能剧——要么起源于江户时代，要么是直到江户时代才牢固确立。
按照本书的观点，甚至“日本人今天面临的许多生活方式和物质文化的问题，比如现代下水道系统的缺失和住房的匮乏，都是拜德川时代的传统所赐”。尤其是日本料理，大多数都不离德川时代的根基；许多经典日本菜式如天妇罗、荞面、寿司和鳗鱼烧，都发端于江户时代。一句话，不了解江户日本，也就无法理解现代日本。
日常生活即社会遗产
选择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去了解江户时代的日本，确实是一个独特的角度。前现代社会的人们很少会主动记录“日常生活”，因为那多半被视为琐屑而缺乏值得记录的价值，其结果就是我们反倒很难还原早先时代普通人的生活，虽然那其实意义重大。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日常生活构成了社会遗产的绝大部分内涵。
人们可能会把日常生活史视为“趣味历史”的一种，茂吕美耶的《江户日本》就写得比较生动有趣，但苏珊·韩利志不在此，她更期望通过与历史同期西方的比较，来揭示日本在那个年代发生的经济、社会和技术变革，以及江户时代日本人合理利用资源的能力。
日式住宅（江户时代末 奈良町）
她选取了一个巧妙的突破点：即日本的传统住宅。这是了解以往时代人们生活标准的极好的考察途径。
如她所言，“房子是绝大多数人拥有或使用的最昂贵的物品，要改造一个房子，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劳动和资金，并且，住房所蕴含的信息多过德川时代任何其他的物质文化因素。”
实际上，住宅还包含着人们一系列不可见的观念：宇宙观、礼仪、美学观念、对材料和资源的利用……凡此等等，都可以在住宅的构造布局中发现蛛丝马迹。
住宅条件的改善也显示出17-18世纪的日本人生活标准的普遍提高（可能武士阶层是唯一的例外），到19世纪中期，村民家里大多都有榻榻米，而且几乎家家都至少有木地板。
这种住宅设计本身就要求人们不断地清洁住所，因为人们在房间里是不穿鞋子的。当时日本人的洗浴条件也得到大大改善，和同期的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人看上去确实像是一个有洁癖的民族。
不仅家里较为整洁，日本当时各大城市的干净也常使偶尔到访的西方人大感惊讶。在现代之前，无论欧美还是亚洲，各大城市经常都弥漫着恶臭，英国剑桥直到1880年代仍是一个“一个没有下水道的、河流遭受着污染的化粪池城市”，但日本的城市却颇显例外。
这不仅因为日本人爱干净、在城市不养什么家畜，还因为一个重大的差别：日本人历来将人类排泄物用作农业肥料，因此粪便的经济价值这一点本身就推动了人们将它循环利用，而欧美的公共卫生官员及普通大众却一直对于将大小便用作肥料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
这样，通过政府调控供水系统和垃圾处理，民间组织负责处理大小便，日本的城市得以健康发展。这看起来是一个令人恶心的话题，但确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现实问题。尤其在城市人口爆炸的时代，循环可持续利用废料的理念尤为重要。
与之适成对照的是：欧美的理念常常是寻求小环境的干净。抽水马桶发明后，英国人将大小便冲进泰晤士河，以为从此家里可得到清净，但事实上居民饮水仍须从河中抽取，数十年伦敦终于爆发肆虐全城的传染病。这也是当今时代的一个缩影：我们将未经处理的工业污染和废料排入大自然，仿佛它们就会一直呆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但长此下去，一个被毒化的地球迟早将报复我们。
住宅和城市的洁净并不是一件小事：人们的身体健康和可预期寿命往往与之密切相关。在西方，现代公共卫生条件改善之前，城市人寿命较低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肮脏的环境，而肮脏的主因则是垃圾和粪便处理不善。
当然，日本人当时疾病发生率较低也与其饮食结构有关，例如：受中国文化影响，日本人普遍用开水泡茶，相比起喝生水，这个简单措施能大大减少患病几率。本书有力地证明：在江户时代，日本人的平均寿命领先于几乎所有西欧国家，这个记录直到1900年才被西欧赶上。
日本人当时的许多资源利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受物质匮乏所迫，但今天看来却恰好与循环可持续利用的现代理念相符。
例如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没有床也没有储物柜，甚至连被子也没有，睡觉时只是将衣物铺开盖在身上；为了节省燃料，他们的供热主要以暖和人体而不是室内空气为基本原则。
无论制造杯子还是筷子，当时的日本人都具有和其他东亚人普遍的特性：节俭并巧妙利用有限的资源。直到今天，日本人在垃圾分类、循环利用资源等方面，仍然是首屈一指的，这恐怕并非偶然的巧合，而只能归功于某种无形的社会遗产。
日本的秘诀
正如本书反复强调的，日本作为一个现代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未必取决于技术和经济基础建设，日本成功的“秘诀”更有可能源自其更早时期留下的社会文化遗产，尤其是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一个有活力的、坚实的传统，促成并确保了这一转型的顺利实现。
这也是现在许多学者在反思的问题。美国学者贝拉所著《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同样将现代日本往回追溯到江户时代，艾森斯塔德的《日本文明》也将日本的成功归功于其文化特质。
这似乎偏向强调了某种“东亚价值观”，或无形传统的延续。这或许能更好地解释日本令人费解的成功，但显而易见的一点是：这有些越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毕竟这里谈的“日常生活”主要都是物质生活，而很少涉及“精神生活”。
就“日常生活”而言，绘画其实也是包含丰富信息的材料，《清明上河图》对于我们了解北宋开封街市生活的帮助，可能远比许多文字史料更为有力。但令人困惑的是，作者却没有利用江户时代丰富的浮世绘。
她对东亚的了解也仅限于日本，因此未能充分意识到，江户日本的许多文化特性实际上是整个东亚的共同特点，或是由中国传入的，例如住宅材料、资源利用习惯及厕神传说。而认为旧建筑较少存世的原因是社会变革而非使用竹木，这一强调过甚的推断也是欠缺足够说服力的。
回顾这些历史至今仍是极有必要的，因为正如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所言，一个社会，如果不再关心自己的既往进步，不久之后将会失去“自己能够在未来进步”这个信念。这一点不仅仅对日本人而言是正确的，对于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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