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竭泽而渔的恶政

—— 重新审视汉武帝“算缗告缗”

©文/Humanitas
编辑：禅心云起、瑞秋的春天
☄ 平心而论，短期政策确实能解燃眉之急，但是药三分毒，它总不能当饭吃。
一、前言

对私有财产突击式地课以重税，在古代屡见不鲜，朝廷多巧设名目，从黔首中汲取财富。然像汉武帝这种赤裸裸地公开抢劫，鼓励民间互相检举的，历史上极为罕见，也极具代表性，更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开了个恶头。
二、算缗与告缗

缗，本意是穿铜钱的绳子，后来就成为了货币单位，一缗钱就是一贯，一千钱。而一算也是个单位，为一百二十钱。所以算缗告缗是写在脸上的经济政策。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汉武帝接受了御史大夫张汤和侍中桑弘羊的建议，下令征收算缗钱。规定商人“率缗钱二千而算一”，手工业者“率缗钱四千算一”，对不是三老的、北方边疆骑士的却能拥有轺车的人，也要征收一算，若是商人就要加倍。船户如果拥有超过五丈长的船，也要征收一算。对于瞒报者或申报不实的，一经发现，罚到边境戍守一年，并没收所有资产。
算缗的出现，是和当时汉武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有直接关系。战争是耗费财富的无底洞，《史记·平准书》就明确记载了惊人的消耗烈度：“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当时朝廷财物匮乏，将士常常领不到俸禄，这对局势极为不利。为了更大程度地从民间汲取资源，汉武帝首先在货币上下手，收归铸币权，作皮币铸白金。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世人皆知“犯我强汉，虽远必诛”，却难知民间要为之承受多么大的负担。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商人们趁着变更币制的机会，囤货以逐利，这是朝廷绝不能接受的，引来了更大规模的课税行动，朝中大臣们也皆言贫富差距已然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而民不齐出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
”算缗令下达后，富豪们反而
顶风作案，争相藏匿自己的财富。
朝廷与黔首之间永远是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循环斗法关系，眼见算缗遭到抵制，朝廷颁布了两个办法。

一是树立正面典型。凡事都会有例外，人群中也自然会有背叛阶级的个体。在富豪们争相藏匿财富的风潮下就产生了一个异类，此人名叫卜式。卜式极善于牧羊，颇有产业，他向天子上书表示愿意献出一半的家业来资助边疆战事，他还说：“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缴纳给官府），如此而匈奴可灭也。”过了数年，汉武帝发现还有这么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对他大加表彰，拜卜式为中郎，爵左庶长（20等爵中的第10等），昭告天下。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卜式那样有崇高的觉悟，树立典型的做法收效甚微，民间还是不肯乖乖交钱，于是第二种办法应运而生，即告缗。告，乃是告发的意思。朝廷为了让告发之风盛行，对告发者许以了丰厚的奖赏：“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这是与对瞒报者的惩罚相配套，瞒报者的财富被没收后，告发者足足能够获得其中一半。
三、适用告缗的不只有商人

《文献通考》的第十四卷对这场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做了很好的总结：“算缗钱之法，其初亦只为商贾居货者设，至其后，告缗遍天下，则凡不为商贾而有蓄积者皆被害矣，故择其关于商贾者登载於此，而馀则见《杂征榷门》。”马端临将受害者分了两个群体：一类是在算缗法下受到惩处的不法商家；另一类就是被告缗法波及到的人，他们虽然并非商人，但只要有所积蓄，都被认作是“商人”。
告缗法可以说是算缗法向民间的扩大，汉武帝通过鼓励互相告发来获取远远高于算缗带来的财富。即使将范围扩大到民间，朝廷也仍有必要选派一群人作为骨干，来有预谋、有组织地进行不可控的运动。这群人就是酷吏，与告缗法有较大直接干系的有三位，一个叫张汤、另一个叫杨可、还有一个叫杜周，在《史记·酷吏列传》中，他们都是榜上有名之人。
这三个人在执行告缗上分工合作：张汤是向武帝提建议的；杨可是主持者——“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几乎没有逃过一劫的；而杜周是负责治罪的，凡他经手的案件，也几乎没有嫌犯能无罪释放。在从上到下的“通力合作”中，朝廷聚敛的财富是空前的：“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
四、算缗告缗真的能让朝廷长久受益吗？

算缗告缗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解决与匈奴间的战争经费问题，是个短期应急的政策，但现实远没有这么简单。算缗告缗实施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公元前119——公元前110）。
汉武帝时期，匈奴的最高统治者是伊稚斜单于（chá），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匈奴王庭的决战中，伊稚斜被大将军卫青击溃，并在五年之后撒手人寰。伊稚斜的死意味着汉朝之后再无像样的外敌，之后也再无如此大规模的征战，问题就出在这里，伊稚斜虽死，算缗告缗却仍延续了四年之久！而且越往后发展，它的负面影响就越明显。
首先是朝廷的腐化。在杨可主持的告缗令下，上林苑堆满了财物，汉武帝便拿来修建昆明池，以高达十余丈的楼船充实其中，还修建著名的柏梁台，过上了更为奢华的生活。各级官僚当然也是赚得盆满钵满，朝廷把征来的缗钱分给各个官署，水衡都尉、少府、大农令、太仆这些负责经济事务的官僚，常常在各郡国整治没收来的土地。而且在当时还出现了“冗官”的现象，发展到漕运都难以满足的程度：“诸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

柏梁台不久便毁于大火，这反而激发了汉武帝更强的好大喜功的欲望，宏伟的建章宫问世。
其次是底层的堕落。孟子曰：“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如果百姓没有自己的产业，或者说自己的产业时刻面临着被剥夺的危险，那么整个底层就会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就拿“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为例，当百姓发现检举他人是无本万利的行为时，当然就会选择捷径，为什么要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干正经的行当？那太累了。
而且这种风气会衍生出享乐主义的盛行：“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因为百姓也知道自己的钱是通过检举而来，今天你可以通过检举别人发财，明天别人也可以通过检举你而发财，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把钱花光，这样我既获得了享受，别人也抓不到我的把柄。而良心未泯的人即使不会去检举别人，也不敢再去奋斗了，而是选择“躺平”以自保。
第三就是从长远来看，这种风气反而不利于朝廷征税，算缗告缗注定是竭泽而渔的结果。《盐铁论》中的儒生们就看得很明白，他们尽管从道德上鄙视工商业者，但也反对横征暴敛，因为这会破坏整体的生态环境：“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且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谓之百倍，此计之失者也。无异于愚人反裘而负薪，爱其毛，不知其皮尽也。夫李梅实多者，来年为之衰；新谷熟而旧谷为之亏。自天地不能两盈，而况于人事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犹阴阳之不并曜，昼夜之有长短也。”
围绕着盐铁官营问题，桑弘羊与儒生们展开了激烈交锋，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之议”。而桓宽根据记录写了《盐铁论》，成为研究西汉中期历史和桑弘羊的重要史料。

第四是边疆武备问题依然严峻，算缗告缗连短期的目标都完成得一地鸡毛。元鼎四年（公元前110），汉武帝北出萧关，在新秦中组织狩猎，以此检阅边防军队，但是他发现一些地段千里之内没有防御工事，因此他把北地太守以下的官吏全部诛杀。这件事成为了武帝最终废除告缗令的诱因，既可见他的龙颜大怒，也可见他对算缗告缗结果的反思。
五、结语

太史公作为亲历者感叹道：“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算缗告缗制造的悲剧，他也认为是事物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互相影响所导致的。这正是短期政策不可避免的后果，绝不仅仅是完成短期目标这么简单。短期政策旨在以有限的时间集中最大的资源，它所带来的伤害姑且不算，这么多的资源被集中起来，任谁都难以坐怀不乱。平心而论，短期政策确实能解燃眉之急，但是药三分毒，它总不能当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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