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陪丈夫去新西兰转行，为了生计，我文转码，却爱上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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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拍》第395个口述故事

我是禅小瑾，今年35岁，一个在新西兰一边带娃，一边转码成功的妈妈。我之前的人生经历非常普通，普通双职工家庭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后做了公务员。

直到30岁，我不想再走在不符合自己步调的轨道里了，于是辞去稳定工作，做了陪丈夫去新西兰追梦的决定。没想到，在异国，我也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在新赛道上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我在新西兰海边的近照。

我出生在河北省一个普通的双职工家庭，爸爸是公务员，妈妈是护士。我很小的时候是非常老实、非常乖的那种小孩，但乖的状态没持续太久，上幼儿园后，就成了让爸妈头痛不已的闯祸王，比如带领小朋友把大院里所有人家的菜地都踩一遍；烧麻雀差点烧毁居民楼外的暖气管道保温层，为了这些事，小时候没少挨揍。

我前二十年的人生里，成绩忽上忽下，好在初三时恰好是我成绩曲线的高点，因此考上了衡水中学，那时候衡中升学率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加上我成绩又开始下滑，最终作为一个普通班的普通学生上了双非二本，专业是医药市场营销。

我和大学室友一起拍的婚纱照。

我和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是大学同班同学。本科快毕业时，我本来计划考研，恰逢辉瑞来学校招聘，辉瑞原本是我老公想去的公司，但他提前被另一家公司录取了。我当时在备考，突发奇想，既然是男朋友喜欢的公司，要不我去试试吧。后来大四在辉瑞实习了一年，做销售工作。

自那时候开始，我的人生就没有既定轨道了，所有的“计划”都随风而去。

大学毕业后由于异地的问题，我从辉瑞辞职，到男朋友的家乡江苏找工作。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容易的决定，因为辉瑞的薪资实在诱人，月均上万是完全没问题的，那时是2012年。我辞职的时候我的经理劝我说，只要你留下来，几年之内在海口买房买车不成问题，二十多岁的我当时是这样理解这件事的：我留下来就得异地，就有分手的风险，想用钱来买断我的爱情，不可能！

当时年轻天真，觉得天地广阔，哪里都有好工作等我。到了江苏，我投了不少销售类工作，但我发现有过辉瑞的工作经历，很难再找到薪资满意的销售工作了。正当这时，男朋友推荐了一个公务员培训班给我，我去试听了一下很喜欢，爸妈也很支持。

我考公务员大概是天时地利人和的过程，在双方家长的期盼下，我也有点儿小兴奋，就进了培训班。我和另两个一起上培训班的姑娘合租了三四个月，每天一起上课、一起复习，这个过程还是挺愉快的，是那种非常单纯的快乐。

我对公基和行测都很喜欢，一直在更新我的知识体系，尤其喜欢面试的备考过程，虽然压力是有一些，但最大的感受是充实。我当时觉得自己太适合干这一行了，简直就是命中注定啊。但考公就像开盲盒，尘埃落定之前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工作环境是怎样的。即便我喜欢备考的过程，也不意味着会喜欢自己岗位的工作环境和内容。

考公时的笔记。

最终，我成功考上了市委办公室的文字秘书岗，工作是写一些“大文字”。我们一般把通讯、报道类的内容称为“小文字”，而与之相对的“大文字”指大型工作报告、领导讲话稿等。

做“大文字”工作有几个特点：第一，加班多，一切以领导文稿需求为第一位，我不止一次周五晚上捧着爆米花和男朋友在电影院已经进场了，收到短信，马上回去加班。第二，规矩多，文字的格式和套路也严谨到有些无趣。第三，由于是和领导最近的部门，很多个性的东西被约束了，比如不允许涂指甲，不允许穿走路声音大的高跟鞋，甚至不允许披着头发。那时候韩剧《继承者》风靡一时，我周末刚烫了一个和电视剧女主一样的梨花烫，周一就被要求扎起来。

我做公务员时的工位。

因为这些我动了离开体制的念头。我曾偷考过江宁织造博物院的市场营销岗，做市场营销似乎更有趣，瞒着单位参加了笔试和政审。到面试那天，整个办公室都在忙着赶一个稿子，我估计是请不下来假的，就怂了，提都没敢跟领导提。我偶尔会想，如果那次真的考上了，后来可能不会出国，但谁知道呢。

当时男朋友日子也不好过，银行的工作不顺心，比如明明都用点钞机了，行里技能大比武非要比手数钞票，每天回家要苦练在工作中用不到的数钞票技能，加上他所在网点青黄不接，KPI分配混乱，他也动了离职的念头。

那段时间最开心的事就是结婚了，每天逃离了工作，我们就忙着筹备婚礼。婚礼之后，我们去了塞班岛和济州岛度蜜月。那是我们第一次出国，感触还是挺多的，经历过不同文化后，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不跳出常规轨道，很难弄清楚现在的轨道是否真的适合自己。

我的结婚照。

某天工作日回家午休，老公突然说想出国，我说好，我也想！几乎没有任何分歧和犹豫。此后下班的夜晚和不加班的周末就开始变得异常忙碌了，我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深入了解一下不同的文化环境；二是通过留学彻底换一个喜欢的行业，毕竟大跨度的转行对普通人来说几乎只能通过再读书。

我们没有在欧洲、北美、澳洲等地之间徘徊纠结，直接选择了新西兰。因为新西兰的学费最便宜，一年四万多纽币，奖学金减免了一万，我们的存款刚刚负担得起一个人的学费和两个人的生活费。我是个英语渣渣，所以由英语好的老公到新西兰读硕士，我持挂靠在老公学签上的开放工签过来。

老公大学时就是旅游超级爱好者，他带我跑遍了海南岛，甚至一些不知名的岛礁我们也去过，他一直想读旅游管理硕士。辞职前的几个月，我们利用周末时间跑留学中介，他考雅思，我练口语。等一切基本上尘埃落定了，我们才告诉家里，算是先斩后奏吧，那一年我30岁了。

我家还好，我爸妈在我职业发展上一直采取有期望但不干涉的态度。但我老公家比较传统，无法接受我们这样的决定，为此我老公和家里吵过几次。那两年我也背上了“诱拐老公出国”的“罪名”。

2016年，我们抵达新西兰。刚来时住在基督城郊区，房东是一对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夫妻，共同语言比较多，所以一开始就没有经历被华人普遍提到的孤独期。

中西文化碰撞出了很多可爱的火花，比如老公给他们做了一次在国内非常普通的炒饭，他们好激动，表示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第二天又主动买了做炒饭的原料，眼巴巴等待老公展示他“神奇的厨艺”。再比如女主人见我敷面膜，问我什么功效，我说“美白，你要不要来一张？”她非常震惊，问我有没有美黑的，她需要美黑。

我和老公在新西兰的第一顿晚餐，房东特意准备了米饭。

在新西兰的前三年发展得非常顺利，老公一边读书，一边打零工，我一边做代购，一边打零工。他在汽车旅馆做过清洁，在中餐馆端过盘子；我卖过煎饼，卖过剪纸，当过自由撰稿人，还在租来的房子里开过Airbnb。2018年初，老公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毕业了，毕业前他就和一家旅游公司签约，无缝对接了工作。

我们那时候觉得基本稳定了，可以做一些长久的事业，加上几年下来有一些积蓄了。由于做了几年代购，对新西兰护肤品、保健品行业几乎是摸过底了，所以就注册了公司，在基督城市中心租了一个店面，全职做护肤品保健品。刚开店的一段时间是非常无忧无虑的，老公工作不忙时，我们还关店和朋友去旅行。

虽然开店之后的销量相比之前代购多了很多，但事实上利润却在缩水，因为成本高了。但当时想着来日方长，销量只要在增长就好，终究会好起来的，于是我们开始备孕、怀孕，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我在基督城市中心开的保健品商店。

没想到，种种原因老公所在的旅游公司关了。我们当时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件事的影响，因为老公已具备旅游行业中线路设计、计调、司导的所有经验，完全可以重新找一份对口工作。2019年，儿子出生了，那段时间，老公有翻译团就去带团，没团就帮我看店，好让我照顾儿子。谁也没想到，没过过久，疫情开始了。

疫情后新西兰成为“孤岛”，两年的时间里，国际游客禁止入境。新西兰旅游业“轰然倒塌”，不仅老公无望再找到对口工作，我的店也要关门。店开在基督城市中心，那个地段房租不便宜，但关店并不意味着就此能止损，大头房租还要按照合约继续给，否则会影响征信。

更糟糕的是，由于老公没了工作担保，我们的签证就出现了问题。一时间，我们的状况从有喜欢的工作、有自己的店，变成了签证快到期，两个人都没了工作，还得继续支付昂贵店面租金，还有个不满一岁的孩子嗷嗷待哺。

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境地。我们俩每天在家都很发愁，似乎看不到什么出路，签证压力、生存压力，带娃的压力一下子就都来了。

二人世界成为一家三口。

我爸妈跟我说过，在外面不好过了随时回来，我们那时候不是没有动摇过，也想过回国算了。但后来细细想想，大龄、有娃、没工作，这样的状态回国，得给父母造成多大压力？在新西兰再怎么难熬，端盘子也好、洗碗也好，我们都能自己扛过去。

从长计议后，唯一的出路是像我们刚登陆新西兰时一样，以一个人的学签，支撑另一个人的工签。由于老公已经是硕士，理所当然就由我去读个硕士，老公则打三份零工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他白天在一家工程塑料厂搬货，上到下午三点，下班后去冰淇淋店上班，晚上下班后跑Uber Eats送外卖。

对于我来说读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是个十足的英语渣渣。从初中开始就偏科严重，英语就一直是“勉强及格”的水平，甚至没过英语四级，还好在国内上大学那会儿毕业不要求四级，否则我第一个本科学位都悬。

刚来新西兰的前几年，我很努力地恶补英语，跟着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背单词，从A开始背，不记得来来回回搞了多少次了，每次都拿个新本子做记录，但最终都不了了之，只记得最长的记录是背到过D；我喜欢看《生活大爆炸》，就背台词、抄台词，也搞了很多次，最长记录不超过三集；我还按别人教的，把手机和电脑系统都换成英文的，换完了连怎么换回来都找不到。

出国前学英语。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自己有轻微阅读障碍，这导致记忆英文单词这种涉及字母顺序的内容，对我来说异常困难。但学校的录取条件不会改变，我知道自己考不过雅思，就疯狂突击PTE，纯靠死记硬背。

那时候和一起备考的小伙伴约着疯狂复习，不上课时在图书馆从开门学到关门。晚上等娃睡了，我们就线上视频连线一起学。我记得元旦都没休息，图书馆关门，就满城找还开门的咖啡店，一杯5.5刀的咖啡在店里蹲一整天。最终我勉强考出了PTE 59分，可以代替雅思6.5，为入学扫平语言障碍。

这期间，我把儿子送去了幼儿园。在新西兰，孩子从6个星期打完第一针疫苗之后就可以上幼儿园，儿子4个月大就送去幼儿园了，幼儿园老师会每天记录他的情况，还有一个APP，里面可以查看他在幼儿园里一些照片和视频，总体而言我还是很放心的。

只有第一个月比较难，孩子接触新环境，经常会出现发烧、过敏、肠胃不适等症状。那个月我上课时，只要手机一响，同学和老师就知道十有八九是我娃病了，我必须去幼儿园接孩子了。等他捱过了第一个月，对幼儿园的环境都适应了，就很少再被老师打电话紧急叫去了。

为了有时间去学校，我把孩子送去了幼儿园。

考过英语之后，我咨询了MPA（新西兰的MPA指的是专业会计硕士）毕业已经工作的闺蜜，申请了学校，收到了offer。一切都很顺利，除了我缺乏专业背景，没有专业背景就必须通过半年到一年的桥梁课程才能进入主课，我不能走这条路。

必须马上、立刻、以最快速度进入另一个课程，似乎计算机科学本科就成了那时候唯一的选择，因为它在新西兰是紧缺专业。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阴差阳错进入了计算机专业，最初我只是把它当成我跳过MPA桥梁课程的跳板而已。

32岁时，我正式开始计算机科学本科课程。海外大学和国内大学非常不同，学校没有围墙，没有食堂，像是很多写字楼组合在一起，每个“写字楼”都配有自习区、茶水间，下面有一些外包的小餐厅。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同班同学，上什么课，在哪里上课，完全取决于自己的选课，每个人有自己的时间表；没有辅导员，没有军训，没有全校规模的运动会，每个人自己对自己的一切负责，选课遇到困难就自己去约课程顾问，就业遇到困难就去约职业中心，生病了就去健康中心。

虽然是全日制，但不用完全生活在学校里，使有家庭的人重回校园的成本大大降低了，我在校时间基本上是周一到周五每天八小时。

我的学校。

上课前我的预期是同班同学应该都是小我十岁的适龄青年，却没有想到“大龄返校”非常普遍。

以第一学期的python课为例，常坐第一排角落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爷，比教授头发都白；靠近中间位置有一个大姐，有时会带着她女儿来听课，大概是没人看孩子，因为在新西兰，把儿童独自丢在家里属于违法行为，妈妈听课时，女儿就在旁边画画；我还在机房遇到过一个年长我十几岁的台湾大哥，他在电力公司做了很多年，觉得无聊了，想学点儿新技术，就来学校重新上课了。

很多人都关心大龄转码的年龄歧视问题，我基本没遇到过。除了有一次，我参加南太平洋编程挑战练习赛，由于成绩不错，教授问我是否可以代表学校组队参加年底的正式比赛，我自己也很想去，但正式比赛规则下发时，我发现自己比参赛选手年龄限制的上限整整大了十岁。当我告诉教授无法参赛的理由时，他非常震惊，他此前一直以为我二十岁，老外真的看不出亚洲人年龄。这是我唯一一次被年龄拦住。

新西兰的简历中默认不会放照片和出生年月这样的信息，因为这种信息存在外貌歧视和年龄歧视的嫌疑。我在后来的实习生、毕业生面试过程中，都主动提到了我已经有孩子，十年前曾拿到过一个市场营销的本科学位。面试官其实已经非常容易计算出我的年龄了，但并没有阻碍我最终拿到offer，所以我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年龄焦虑”。在新西兰，读硕士的人更没有这种焦虑，硕士学生群体的年龄跨度比本科生更大。

我本想读完一学期的计算机就回去读MPA。但第一个学期我就意外地发现，自己对逻辑有一种天生的兴趣，在写代码时会有一种快乐的感觉，类似于小学解数学题的快乐，或者是考公时做行测逻辑题的快感。

我之前一直在销售和文字领域工作，从来没和计算机产生过这么密切的联系，曾经甚至很排斥新技术，觉得不是女孩子该干的活儿。因此我自己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快乐感到非常意外，时常会想它是什么时候、从哪里冒出来的。也许是因为我爷爷是数学老师，我爸爸从事的也是理工科，这种基因里对逻辑的兴趣或许还存在着。

我在机房赶作业。

做出继续读计算机专业的决定是非常困难的。不仅是课程难度以及毕业时间后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两年半本科的学费，远远超过了一年硕士研究生的学费，翻倍还要多。

我们之前的积蓄4万纽币不到，刚刚只够我读完一年的硕士。当时正逢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在经济上十分艰难，但我老公非常好，他支持我读，哪怕借钱，也想让我读完自己喜欢的专业。

很多人转码是因为就业前景好，说没考虑过就业前景是假的，但并没考虑太多。因为在新西兰，MPA的就业前景和计算机相差并不大，最终决定转码，更多还是喜欢。

我和老公一直以来的观念就是，如果花费巨大成本转行了，就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当初我们裸辞后他来读旅游管理是这样，现在我读计算机也是。我们找朋友借钱凑齐了学费，大概全部加起来大概借了5万纽币吧。直到我毕业，家里才知道我们借钱读书，算是又一次先斩后奏吧。

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我正式开始走上计算机这条路。很多人可能期望我能讲一个因为热爱就一往无前，选对专业就扶摇直上，宝妈重回校园一骑绝尘的励志故事。我也希望如此，但事实上，作为一个英语自初中以来就一直拉胯，国内二本大学毕业的普通人来说，随着课程难度深入，我的成绩就一路下滑，最终以六点多的绩点毕业。

新西兰的大学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被录取很容易，要想毕业则没那么容易了，拼的不仅仅是热爱和聪明，更重要的是时间和精力。

课程项目展示会。

疫情期间，老公所在的公司也生产医疗用塑料制品，在封城期间也要天天去上班。那段时间我只能一边在家上网课，一边独自照看不到两岁的娃，真的是要疯了。

我选的一门课有一个分数占比超过30%的大作业——套接字编程，我根本没有长时间专注编程的环境。我给教授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延长交作业的时间，教授也非常好，收到我的信之后，就改了交作业的截止日期，全班同学都可以延后两周再交作业。你猜最后怎么样？两周之后，我依然没交，完全没时间做。等于是放弃了30%的分数，这门课是我在计算机课程中拿到的第一个C。

当然，大龄也有大龄的优势，作为一名宝妈，在经历了一天高度集中精力的编程之后，人的大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的同学们大多数需要打游戏这种高强度的刺激来缓解高强度的压力，而我不需要。作为母亲的激素水平和别人是不一样的，我只要回到家，抱起泛着奶香、肥嘟嘟、圆滚滚的娃亲上几口，所有的压力就烟消云散了。

周末溜娃。

两年半的学习过程，很多课都爪儿挠腮过，由于英语很差，我放假期间就争取先把下学期要上课的先在网上找中文视频看完，技术先学一些，再上课能听懂的就多了。即便如此，很多软件工程的课，考得也非常艰辛。每次期末考试熬夜复习之后都像死过一次一样。黑眼圈、体重上涨、掉头发都越来越明显。但总体是向好的，找工作也相对顺利。

我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是毕业之后就业，就广泛调研，找已经工作的人聊天，去选那些看似会拉低绩点，但对工作很有帮助的课。作为一个计算机科学的学生，我毕业的成绩单上一半都是软件工程的课。

这看似非常不划算，因为我们学校软件工程每门课费用比计算机科学大约贵4500人民币，且学习时长是计算机科学的两倍，给分还普遍低很多，简而言之就是，又累、又贵、分又低。但这些课程中包含了很多公司希望在招聘过程中看到的，多人合作且持续时间长的大项目。一旦有了这些项目经验，不仅简历很容易被筛选出来，面试能更加从容，工作上手也更顺畅。

实习时的工位。

新西兰和国内就业环境不同。海投的有效性很低，我不止一次被建议，尽一切可能在毕业前找到工作。所以我第一个暑假多选了两门夏课，这样最后两个学期就可以少修一门，留出时间应聘。

我在入学后第二个学期就开始改简历、找实习，第二个暑假我拿到一家地理科技公司的软件工程岗位实习生的offer，在毕业前8个月拿到了我现在工作的这家金融科技公司的offer。

今年我们搬到了奥克兰，我正式入职，而老公转行做了机械师的工作。从接触编程到今天，快有三年了，我觉得这个行业对我的影响还挺大的。

我的话变少了，程序员的世界是一个需要纵向思考特别深的世界，你很难和朋友家人分享你今天做了什么。我老公也抱怨过，说我以前特别喜欢讲我今天做了什么给他听，现在就是一句“我今天编程了一天”，最多再加一句，“修了两个bug”，因为真的很难讲明白来龙去脉，太复杂了。与此同时就是多梦——梦里在修bug，这是一个沉浸思考的活儿，大脑很难彻底抽出来，不是自己想停下就能停下的。

好的影响也有。我之前是逃避型性格，特别怕麻烦，遇到一点问题，我就采取“鸵鸟政策”。但修bug说白了就是一个“佛挡杀佛，神挡杀神”的过程，是一个不停解决问题的过程，这种磨练让我现在更趋向于迅速解决问题了。

偶尔在家办公。

现在，我们的小家庭正慢慢好转，经济上不会给父母造成任何负担，事业上也无需家里担心时，我们会考虑回国。一方面让孩子学好中文，另一方面我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不能不考虑父母的养老问题。我现在所在的公司有上海办事处，调动不困难，老公也在尝试开拓一些新的行业机会，为将来回国铺好路。

虽然在35岁的时候成功转行为程序员，但也不意味着这是我最后一个职业，谁知道再过几年我在干什么呢？我来自职业观念上比较传统的家庭，我父母都在一个行业里做了一辈子，直到退休。我并非天生反骨，只是在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在一个行业里从始而终已经没办法给我安全感了。无论在一个行业里做了多少年，都有挥之不去的焦虑，程序员也不能逃脱这种折磨。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如果稳定和安全感注定将是镜花水月，那么就追求活得不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