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专生，不顾同事嘲笑辞职考研，现在是大学教授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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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拍》第393个口述故事

我叫郭益盈，今年47岁，来自新疆克拉玛依，是四川旅游学院的教授，我的学生们都叫我郭老师。也许你想不到，我曾毕业于一所电大，吃尽了低学历带来的苦，干同样的工作，薪水却是别人的三分之一，编制也遥不可及。我痛定思痛，努力学习，去西南交大攻读了管理学硕士，又去清华做了一年访问学者，经历过顶级知识殿堂的洗礼后，我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

30岁硕士毕业，35岁去清华，37岁结婚，43岁成为了大学教授，也许我的顿悟比其他人来得都晚，但是我知道，我的这些改变，都源自于努力刻苦学习，读书能改变普通人的命运。

我生在新疆，长在新疆，21岁之后才走出新疆。2022年我又回克拉玛依一号井留影。

1976年，我出生在新疆克拉玛依，我父母是新疆石油管理局的职工。那个年代，物资匮乏，但我的精神生活是很富足的。我的父亲很有天赋，擅长素描和书法，还自学了几门乐器，在他们单位的宣传科，组建了二机厂合唱团，获得了克拉玛依一等奖。小时候，我经常听他拉二泉映月，还看着他练字、作画。

我是家中的独生女，在那个年代，独生女是很少见的。我的父亲思想非常开明，只想要一个孩子好好培养，无论男孩还是女孩。

我和父母的合照，我是家中独女。

克拉玛依整个城市都是由石油系统构成的，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石油相关的单位里工作，从小到大，我上的幼儿园、小学、中学都是石油系统的学校。小学时，我就读于克拉玛依市第五小学，成绩还算不错，老师也很敬业。1989年，我去了克拉玛依市第七中学读初中，这就是我学习生涯的转折了。

小时候，父亲给我拍了很多照片。

我的初中班主任是一位36岁的女老师，教我们数学。落到她手上，我的初中生涯简直像噩梦一般。她不准许女生穿好看的衣服，如果有人穿了，她就会挖苦说“你什么成绩，也配穿这样的衣服吗”。

她会体罚学生，背数学公式，只要错一点点，都会拿木头的圆规打手心，错一个打十下，打得我回去后连馒头都拿不住。更过分的是，她选出班上学习差的同学组成“四害协会”，不准我们叫他们的名字，只能叫“周苍蝇”、“李蚊子”之类的。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初三时，她问我想不想考中专。当时我的成绩不错，我就说想上高中。这位老师翻着白眼一惊一乍地说：“什么？就你还想考高中？难道你还想考大学？你能上中专就不错了！”我说：“我希望读大学。”她说：“那你肯定会后悔的。”

也许70后比较老实，加上年纪小，我们都不敢反抗。后来听说她被80后的学生们举报到了教育局，不准再教书了。这位老师给我带来了很糟糕的影响，我很讨厌听她的数学课，全靠自习，这为我高中的学习生涯埋下了定时炸弹。

初中毕业照片，我站在第二排左一。

靠着自学，我考入了克拉玛依最好的第一中学，并且进了尖子班，但自学这一套，在高中就玩不通了。我很痛苦地发现，我逐渐听不懂课了，自学也不懂了，一下子跌落到班级的倒数第五去了。我的数学最差，以至于高二分科的时候，我只能报文科。在转文科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铭记一生。

高一的时候，父亲为我在家中书房照的照片，后面全是他的藏书。

转科的时候，有一天我去老师办公室帮忙，老师正在整理给我们的评语。我对老师的评语不太抱有希望，初中的时候我成绩不错，但数学老师在每个学期末的报告上依旧给我很差的评价，更何况我现在数学成绩很差呢。但没有想到的是，我发现老师给我的评语很高，数学老师朱洪志更是毫不吝惜赞美之词，说我“品学兼优”。

我一度以为朱老师弄错了，直到后来分科完毕，我终于忍不住去问了他，为什么我成绩那么差，你还给我写那么好的评语呢？朱老师说：那个评语未来是要装进你的档案的，档案是跟随你们一辈子的，以后你们考学和工作都要用到，我一定会用最好的词形容你们，你们的未来有无限可能，不能在档案里留下不好的东西影响你们一生啊。

我听完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数学不好，让我一直愧对朱老师，也让我认识到，一个好老师，对学生的发展是多么重要。现在，我也从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夸奖我的同学们，即使学习不好的，我也找别的地方夸赞一下，让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

高中毕业照，我是第一排右二。

1995年，我们这一届参加了高考。我们班上很多人都考入了名校，后来还有同学去耶鲁读了博士，但我的成绩垫底，满分750分，而我只考了365分。那一年，390分能被正规大专录取，我连正规大专都去不了。父母觉得我尽力了，没有逼我复读。我报考了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大学，一所末流的专科学校。

为什么说是末流专科呢？这其中大有讲究。别的专科是3年毕业，毕业后工作“包分配”，而我们学校是2年，毕业后“自谋职业”。当然，在报名的时候我对这些一无所知，只是觉得很遗憾，我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克拉玛依读的，我始终走不出克拉玛依。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大学，简称电大。一开始我不知道啥叫电大，去读的时候才发现，电大就是看电视大学！每个教室都有两台电视，一上课老师就打开电视让我们看，我们跟着电视里的教学，翻书、做笔记。老师开了电视就走，不管我们到底学不学习。

大一的我，室友帮忙在报告厅前拍的照片。

我的专业是会计电算化，和现在的数字化、智能化有点类似，其实是个不错的专业，但我完全学不进去，加上老师也不管，大一还挂了两三门课。同时，我丝毫没有想过毕业后要做什么，整天看言情小说，处于懵懵懂懂、没有开悟的状态。

我的同学们也差不多，快毕业的时候，全班还被举报在管理会计考试中作弊，全班都因此补考，毕业延迟了整整一个月。稀里糊涂的大学生涯过去，我的“人生苦果”就开始了。

大学时代，我们寝室八个女生在报告厅前合影。

其他大专的同学都被分配到克拉玛依的石油系统去，比如采油厂，成为了有编制的正式员工。而电大的同学必须“自谋职业”，我硬着头皮去了双选会，给一家私营公司投了简历，被他们录取了。我回家报喜，没想到那家公司专门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我们这是多经公司，你来我们欢迎，但你自己多考虑下，考虑清楚再决定。”

1996年，我和母亲第一次去北京，我真的很少走出克拉玛依。

所谓多经公司，类似于现在的私营企业。那个年代，大家都觉得国企好，多经公司不行。我考虑再三不太想去了，父母也不支持我去。当时我爸爸出了车祸，办理了病退，让我去他单位顶职。大家都说大专毕业可以去做干部，我想，自己再不济也可以做个工人吧！

于是1997年9月，我兴冲冲地去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单位报道了。

在父母的朋友家玩，当时的我很年轻，对未来既期盼又迷茫。

当时和我一起去的人中，技校生被分去做了有编制的石油工人，中专生则先做一年工人，然后转成干部。而到了我，他们丝毫没有提我的身份和编制，把我分到机修车间做磨工和焊工。我闷头干了半个月，才想起来去问编制和身份的事。这一问不要紧，我因为学历受到了当头一棒，我没有编制，只是临时工。更糟糕的是，我连工人都不是，居然只是“待业青年”。

“待业青年”是可以转正的，但当我询问转正期，管事的人说最近几年都没有招工，更何况待业青年转正要排队，到我是第四、第五批了，转正遥遥无期。我问原因，他们直白地说：“我们不认可你的电大学历。”无论我会做什么、学会了什么，电大毕业生的身份都已不能改变，那种无力回天的感觉，真叫人难以下咽。

我心灰意冷地回到家里，不想再干了。恰逢爸爸的朋友来家里探望他，见我待业在家，就问我：你想不想去银行？那个年代去银行上班是一件很风光、很骄傲的事，和我的专业也很对口，我立刻说，想！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工商银行报道。

于是我开启了我憧憬不已的银行工作，准备一雪前耻！在银行，我一周内就掌握了珠算和银行业务，培训了一个月，就可以直接临柜了，成为了银行柜员。正当我准备大展拳脚时，我的身份确定下来了——我是“代办员”。

在那个年代，“代办员”这个身份背后包含了太多太多的苦涩，和正式员工做一样的工作，正式员工每个月有一两千的工资和奖金，而我只能拿固定工资600块。

我的电大毕业证，丢失过一次，2001年时又重新补办。这张学历证书成为了我的绊脚石。我的原名是郭薇。

我没有让自己气馁太久，想着自己只要多学习，应该会有转正和升职的希望。于是我在多个网点轮转，哪里缺人就去哪里。新疆的冬天冰天雪地，我骑着自行车，往各个网点跑，最远的长征分理处离我家要骑三四十分钟。后来的一件事，让我意识到，学历这一关实在卡得太死了，努力的用处十分有限。

那时我轮转去一个新的储蓄所，去的第一个月，我就帮所里开展了本来没有的信用卡业务，表现得很积极。那个月，全所的奖金有四五千，我们所里2个正式员工，2个代办员，所以我对这个月的奖金非常期待，想着起码也有几百块吧。没想到的是，发奖金那天，所长走过来，递给我20块钱，说：“这是你的奖金。”

当时我只有21岁，看到这20块钱纸币，又气、又羞、又绝望。我想了半天，把钱压回所长的桌子上，说：“这20块钱太重了，我拿不起来。”

回家的路上，我整个人都精神恍惚，石油公司也好，银行也罢，无论去哪里，无论多努力，电大毕业这个身份都摆脱不掉。第二天，我上班迟到了十分钟，所长当着所有储户的面，把账本甩我脸上，怒吼道：“不想干就滚！”我坐在原地愣住了，忍着没有哭，一直做到下午盘库，交接好。

晚上我回家把这件事跟父亲说了，父亲很心疼我，打电话把所长骂了一顿。很多年以后，我看到黄渤在采访中说，当你强大的时候，世界就会对你和颜悦色。这个我感触深刻。

1998年2月，我从银行辞职了。

我感到自己被困住了，想突围，想要做些什么去证明自己，但不知道怎么办。后来，还是在父亲朋友的安排下，我去了一家成都的多经公司，做西部石油苑的筹建项目的出纳。

1998年4月，我去了成都，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走出”克拉玛依。看到了车水马龙的大城市，我难免产生一种漂泊无依的感觉，逐渐地，我爱混迹在同事中间打牌，牌瘾还挺大。

1998年4月，我和表妹们在家门口合影，第二天我就要离开克拉玛依了。我是左一。

虽然和同事慢慢熟起来了，但我发现他们都很保守。我做出纳，带我的是杨会计，她从来不教我什么，甚至不愿意把会计凭证在我手上多留一会儿，她说：“你不要看凭证，这不是你该看的。”杨会计出门的时候，还会把凭证锁在柜子里，生怕我自己看了学会了。

我当时还有个好朋友叫曾姐，她在另一家公司做财务，我向她请教业务，她说：“我知道，但是我不会告诉你。”我跟她关系很好，以为她在和我开玩笑，没想到她认真地说：“这些都是我自己一手一脚学会的，告诉你，你就会取代我。”在这样保守的、互相提防的氛围下，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有一次，杨会计去成都出差了，我把她的凭证柜钥匙拿走，悄悄配了一把。每天下午6点下班，我8点就悄咪咪地溜回单位，打开凭证柜，翻凭证、翻报表，努力地自学，一直到12点才回自己的宿舍。这样学了大半个月，很快我就琢磨会了凭证和报表。有一天，杨会计奇怪地说：“你怎么最近进步得很快呢？”

来成都后，我胖了20斤，这里是我工作的西部石油苑对面的油菜花地，现在全是楼盘了。

后来杨会计走了，我接手她成了会计，加上奖金，我的工资差不多能有2000多了。与此同时，我也招了一个新的出纳，并且手把手地教她，生怕她有什么不会。

有一次我教出纳的时候，曾姐看到了，跟我说：“小郭，你这样教她，你会后悔的。”我说：“不会的，她在进步的时候，我也同样会进步。”我喜欢将我掌握的东西倾囊相授，这样我们的工作能做得更有效率，而且我在给别人讲解东西的时候，自己也会温习旧的知识，甚至领悟更新的东西。

经过这次“自学成才”，我突然尝到了学习的甜头，以前，我从来不认为学习有用，甚至也不觉得自己能学习好。只是在一昧地懊悔自己为什么只考了电大，不能拿和大家一样的工资。现在，我发现学习是有用的，而且我也有些学习的潜质。

这次认知，对我来说是颠覆的。

我不能天天打牌了，太浪费时间，太消磨意志，有这个时间，不如用来学习呀！我主动去报考了会计从业资格证，并且当众宣布：“从明天开始不打牌了，你们看到我打牌就罚我款。”

鉴于我向来牌瘾很大，同事们都不相信。后来他们打牌，还是会拉我，我虽心里痒痒的，但还是反复告诫自己不能打牌，也就戒掉牌瘾了。这一点，也许我是遗传了我爸爸。我爸爸以前烟瘾很大，一天抽一包，后来决定戒烟，说戒就戒。我用了一周就彻底戒了牌瘾。

1999年6月，单位组织去云南玩，参观世界园艺博览会，我在石林留影。

不打牌，我的时间多了，我考过了会计从业资格证，又突击了两个月，把初级会计师考过了。有了这些专业证书的加持，再加上这几年的工作经历，我又兼职了其他几家关联公司的会计工作，一家能有600块的额外收入，我的收入逐渐变高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开了悟，以前被困住的感觉没有了，学习的窗户就打开了，原来学习这么有用！

2001年，我听说大专生也可以考研。我从电大毕业后，从未奢望过自己会成为研究生，但我学习的劲头十足，天不怕地不怕，报名了研究生考试，第一年离录取线差了30分。看到了希望后，我一考就是四年。

单位的人陆陆续续知道了我考研的事，只要我一看书，领导就让我做这个做那个。有一次还专门把我叫过去，说：“小郭，就你还考研啊？你是女的，找人结婚就行了。”那时我大概25岁。

后来风凉话越来越多，单位里开始流传“小郭考研，天方夜谭”的话头，大家都说我“不知天高地厚”，一个电大的毕业生，还妄想考研？但我要学习！我要创造天方夜谭！

当时我上班的地点在成都西南部温江县金马镇，但我考研的补习班在成都市内，为了上补习班，我周末早上6点就出门，坐面包车赶到温江县，那辆从金马镇开往温江县的面包车，必须满7个人才发车，每次等人上车的时候，我都很着急，生怕迟到。到达温江县后，我要坐大巴赶到成都市金沙车站，最后坐69路公交车赶到西南交大上补习班，等我赶到的时候，往往已经9点甚至9点半了，每次都是迟到的。

备考第二年我就辞职了，专心在家考研，之前上学和工作的时候，我很节约，所以手边有了一些存款，还能支持我省吃俭用专心备考几年。但全职考研久了，我的父母也不支持了，有一次，我父亲开始说我，让我不要好高骛远，劝我去读专升本，起码有个本科学历。

我在西南交大完成了专升本，不再是电大生了。

没办法，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先读一个本科，再考虑考研的事。2002年，我考上了西南交大的专升本，但我还是放弃不了考研的梦想，一边读书，一边逃课复习。班主任给我爸妈打电话告状，我父亲很生气，觉得我大逆不道，家里人给我出钱读本科，我居然还旷课。为此，我专门去班主任那里解释，我的目的是为了考研，不是逃课。

当时的我28岁，同龄人都在工作、恋爱，有很多已经走入婚姻，而我还埋头在书桌前啃书。有时候我真的很想出去玩，但想到未来，我就放弃了。复习的时候，我的数学很拖后腿，需要重点补习，但因为没有收入，我没找家教，全靠自己一遍遍看书，做书上的例题，在草稿纸上演算，后来收拾时，发现积累了四摞和书桌一样高的草稿纸。

2004年，我终于考上了西南交大的MBA，我考了266分，高出录取线50分，是我们专业的第三名，甚至比清华的MBA联考录取线还高3分。

读研时，因为全职备考了几年，我的存款逐渐见底了，也不好意思向父母要太多钱，所以经济非常拮据，那会儿成都廖记棒棒鸡刚开店，我特别馋，有一次学习进步很大，我才奖励自己吃了一顿，花了23块钱，太贵了，但那个味道我终生难忘。

硕士毕业后，我进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谈了几个不错的案例，但是总经理是个性情非常乖戾的人，管理也不专业，我不由得又陷入了思考。好不容易考来了研究生学历，难道真的就要给这样的老板打工么？

我拿到了西南交大的硕士毕业证，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有一位朋友给我推荐了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建议我去那里当老师。我从未想过要做老师，可能是初中数学老师给我留下的阴影太重了，但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搜索了解了一下，这是一所正在筹备升本科的专科学校。仿佛是天意，我在“教师栏”里找到了曾经教我的老师，我联系了这位老师，得到了一个实习教师的岗位。

就这样，2007年3月，我再次走进了学校，在经济管理系做了一名老师。我的很多学生是00后，我在他们身上似乎看到了曾经的我所不具备的青春、独立和叛逆的精神，我很珍惜，所以有时候即使被冲撞了，我也不会和他们计较。

彼时这所学校的管理远不如本科规范，每年都给我安排新课，一个学期我要上四门新课，有些课自己都不懂，比如强弱电工程，只能临时学，硬记一些知识点，然后上课教给同学们。但是比如物业管理、房地产管理这样的课程，因为我在企业里工作过，我讲课不仅有理论知识，还有工作中的故事和案例，学生还是很爱听的。

当时每年都忙着上新课，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钻研理论知识和教学方法，远远算不上是一个厉害的老师。

学校老师，看起来光鲜，也并非一帆风顺，以前硕士进校都有编制，但从我那一年开始，逢进必考，我的编制几次都是阴差阳错。因为压力大，我还得了激素依赖性皮炎，脸上红坨坨的，特别影响观瞻。加上我已经30多岁，个人问题没有解决，经常被家人和同事说道，仿佛又被困住了。

《会计学原理》课程结束后，我和同学们的合影。

我的高校职业生涯转变，是在我做讲师的第四年，也就是2011年。那时学校有去清华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本来我想都不敢想，但我的同事要么在待产，要么图安逸待在四川不想出来，这个宝贵的机会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到了清华大学的经济管理院，和我同期的访问学者们都是正高、副高的前辈，只有我是讲师。以前，我会因为学历被人歧视，但在清华，我反而从未被人看不起，大家互相沟通、互相交流，氛围特别融洽。

我的导师是清华的吴维库博导，人很好。在开学之前，他就给我发了一封邮件，将他的办公室、联系电话、课程安排等详细地告诉了我，方便我们日后联系。我当时想，吴老师是清华大学的博导，居然还能记得我这位专科进修的教师。初到北京的时候，我没有住宿，吴老师就帮我联系学校，让我和副高、正高的老师们住在一起，对我的关怀无微不至。

作为专科学校的小讲师，做学术似乎离我很远。当时有一个杂志社向吴老师约稿，他要我写，我不太会写文章，写得很烂，吴老师帮我一字一句地修改，几乎算他重新写了一篇，但投稿的时候，他却只署了二作，甚至后期的稿费也全部转给了我。我不解，问他，他说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帮助你们，我不需要这些名利。

有多少人能够得到顶级老师手把手的指点呢？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在他的帮助下，那一年我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还有两篇核心。我的学术能力，就在这时得到了极大的培养。

除此之外，这段经历对我影响最大的当属北京拼搏奋斗的气氛。在清华，我遇到很多读MBA的同学，他们都有全职工作，同时兼读MBA，他们把房子租在清华周围，每天下班以后，匆匆吃个饭就过来听课，听讲座。我还认识一对博士夫妇，他们在天通苑租房，每天六点出门去学校做科研，晚上十一点之后再回家。成都是一个相对安逸的城市，大家过得都很舒服，身边很难遇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太佩服这些人了！

顶级知识殿堂的洗礼，开放而包容的文化氛围，以及平等友好的交流气氛，让清华交流的时光成了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年。我听遍了整个商学院的课，自身的教学和科研能力都有了直线提高。访问结束后，我的工作游刃有余，自己也自信了许多。

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门前拍照留念。

2013年，从清华回来后，37岁的我结婚了。恰巧在这一年4月，我们学校升本成功，更名为四川旅游学院。一年后，我参评副高，正式成为了一所本科院校的副教授。我的人生好像比大多数人都晚了一拍。

在我们家乡，女性30岁之前就该结婚生子了，但我30岁左右的时候，正苦苦挣扎在低学历的苦海和人生的迷茫之中，所有精力都放在如何提高自己这件事上，否则我也不可能成为高校的老师。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节奏，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我一边教学，一边提高自己，几年后，我的资历和能力都得到了进一步认可，正着手准备申请正高的材料，正高评上后，我就能把“副”字去掉，成为大学教授了。但就在这时，我的人生再一次按下了暂停键。

2018年11月25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和丈夫开车回家，路上出了车祸。出车祸的一瞬间，我还在想，完了，明天我有课，不能上课了。

我的车被撞成了这样，可想而知，我和丈夫都受了很严重的伤。

被人从车里抬下来的时候，旁边有人说“车子在漏油，可能要起火！”但我丈夫还在车里啊！我躺在草丛里，动也不能动，非常绝望。命运真是无常啊，上一秒好好的，下一秒可能就要和你的家人天人永隔了。

我们被送到医院抢救，我丈夫18根肋骨骨折，两个大腿骨折。我16根肋骨骨折，2根胸骨骨折，腰椎骨骨折，手臂桡骨骨折，更严重的是有内伤，小肠上破了两个大口。这两个口子几乎要了我的命，经过抢救之后，我发了几天高烧，一连几天没有便意。

医生不得不给我灌肠，上了开塞露，直到深夜，我突然来了便意。深更半夜，照顾我的家人疲惫不堪，已经睡熟，又没有护工。我控制不住便意，但身体一分一毫都不能动，只能地躺在自己的屎尿上，背后都被浸湿了。

车祸中的我，全身都不能动弹，父母从外地赶来照顾我。

后来我又不幸地感染了病毒性肺炎，创伤性湿肺。一咳嗽，我的16根肋骨、2根胸骨和腰椎骨全不答应，疼得撕心裂肺，每呼吸一次，刀子都在割我的胸口。我拉着好不容易请到的护工，请他一定救救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手上拴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系在护工的手上，一想咳嗽我就拉绳子，他就马上给我喂止咳药。

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那些俗世的东西，去他的评教授！我只想喘下一口气，只想要活着。这个时候，我学校的同事，学生，都来看我了。尤其是我的学生，给我写了很多很多的留言和鼓励，我看着心里很感动。

车祸留下的伤疤，要跟随我一辈子了。

复建的日子无疑是不堪回首的，医生说我这个伤势要3个月才能抬起手臂，但我每天咬牙锻炼，用了48天就能抬手了。休息了大半年，挺过了复健，我终于能够回到学校工作，带着劫后余生的喜悦，我更加珍惜自己的一切。我继续着车祸之前的工作，递交上了资料，评上了正高，成为了教授。这一年，我43岁了。

2023年4月，我被评为立德树人先进个人，上台领奖。

如今，我大多数时间都忙着写教案、讲课、做科研。很多时候，我看着同学们，仿佛就像看到当初的我自己，那么迷茫，想做些厉害的事，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没有奋斗的方向，甚至对学习有什么用也非常不确定。

我想把自己所有的知识、经验、人生感悟都教给我的学生，但我也怕自己过于强求，让他们失去了好奇心和探索欲，所以我不加保留地和他们分享自己的经历，让他们多一些对未来的思考。

当初的我因为电大学历吃了很多苦果，为了一个编制而烦恼不已，哪里能想到我会成为大学教授呢？要问我，这么多年来我最大的感悟，那就是读书能够改变普通人的命运。以及，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节奏，也许现在的你还没有找到人生方向，落后于世俗的节奏，但不要慌，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学习、生活！

*本文由郭益盈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郭益盈本人授权提供。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郭益盈| 口述

肖雁回| 撰文

孔宁婧| 编辑

-THE END-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393个口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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