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有一部饱受争议的电影《朗读者》(The Reader)，是由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位目不识丁的纳粹警卫汉娜·施米茨，因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行为，受到了战争罪行的指控。1944年，汉娜和其他五位纳粹党卫队安全部的女警卫押送数百名囚犯开赴一场死亡之旅。一天晚上，囚犯们在教堂驻扎，临时安顿下来，警卫把他们锁在里面。其间，教堂被炸弹击中，着起火来，但是警卫们没有一个人把教堂的门打开，300多名囚犯在教堂里面活活地被烧死。
汉娜不仅没有挽救那300多名囚犯的生命，而且她还证实在战争期间自己曾听从命令，每个月选出10名囚犯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进行处决。当法官问她为什么不去打开教堂的门时，汉娜（由女演员凯特·温斯莱特扮演)迷茫地看着法官，实事求是地说：“原因显而易见，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只是警卫，我们的工作就是看守囚犯。”汉娜接着解释说，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警卫把教堂的门打开，他们将无法控制从教堂一涌而出的囚犯们。在混乱中，囚犯们将会逃跑，汉娜和其他的警卫就不能尽忠职守了。当法官进一步让汉娜解释为什么不把囚犯们解放出来，汉娜大声喊道：“我们要对他们负责！”她神情疑惑地问法官，“如果换成你，你会怎么做呢？”
我们无意对虚构的女主角的行为进行辩护。但是在《朗读者》中对汉娜形象的刻画，让一些犹太群体惊慌失措，他们纷纷指责这部小说，认为小说显示了主角做了恐怖的事情，但自己却没有意识到她行为中的道德意义。她没有接受过教育，听从长官们的命令长大，在纳粹党卫队安全部任职，除了接受命令外，没有想到其实自己还有一个选择：把困在教堂中的囚犯全部释放出来。在《朗读者》中，汉娜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监禁），但是在她的一生中，她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汉娜的行为——否认自己的错误行为——是一件极端的例子，也是虚构的故事。然而，我们认为汉娜缺乏认识就类似于很多人出于自己的团体、组织、国家的利益做了错事。这种行为证明了很多人对他人造成巨大的伤害，但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2009年的一项研究调查了2800名公司员工，49％的员工说，他们在前一年里曾经看到其他人在一些工作上的不当行为，尽管他们的组织曾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改善员工的道德水平。不幸的是，不道德的行为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道德丑闻频频爆发：安达信、安然、南方保健、泰科国际、世界通讯公司，之前还有通用电气、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林肯储贷公司、西尔斯公司，等等。
我们意识到一个行为伦理学的一个核心发现，一旦有既得利益时，人们便很难做到公平地处理问题，即便当人们认为自己是诚实的人，也会如此。此时，我们把这种偏见扩展到对其他人行为的观察中来，如果对于其他人的不道德行为，你受到不去观察的激励，那么你就无法看到。术语“激励下的视盲”描写了如果人们因为观察其他人的行为给自己带来伤害的话，一般情况下人们便无法看到其他人的不道德行为。当甲方受到了激励，需要用积极的眼光观察乙方，甲方便无法准确地评价乙方的道德水平问题。过去十年来的大部分重大的丑闻，很多人——董事会成员、审计公司、评级公司等——都能够接触到核心的数据，本应该可以发现其他人的不道德行为，并采取行动。但是他们都没有这么做，至少部分的原因在心理上，他们倾向于忽视那些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糟糕的数据。
评级公司的例子和七年前审计公司的例子在某些方面是如此相似。2000年到来后的前几年，最突出的丑闻便是安然事件的爆发，是我们那个时代最知名的公司的倒闭。安然公司的审计公司安达信公司怎么能担保安然公司正常运转呢？当时，安然公司正在隐藏股东的数十亿美元的债务。问题很简单，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安达信公司受到激励下的视盲的影响。2001年，安然公司是安达信公司的第二大客户，安达信公司从安然公司领取了数千万美元的酬劳，2500万美元的审计费，2700万美元的咨询费。对于保持并签下这些赚钱的合同，安达信受到了强烈的激励。显然，在审计中如果发现客户的账簿有问题，就无法使其成为自己的长期客户了。另外，很多安达信的审计师很有可能希望自己被安然公司雇用，就像他们一些同事所做的一样。
安然的倒闭并不是偶然事件。在安然公司的丑闻爆发不久，其他著名公司也出现了财务丑闻，包括：世界通讯公司、环球电讯、泰科国际、帕玛拉特。每个案件中，审计师都因无法发现违规问题而涉及其中。如果审计公司的雇员能够注意到他们的同事和客户的不道德行为，而不是视而不见的话，这些丑闻可能就不会爆发。这些案例暴露了美国审计系统的弊端：在现有审计系统下，激励下的视盲却可以大行其道。
马克思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个实验来检测这种利益冲突的影响，关于转让一家虚拟的公司的实验。他们向研究对象提供一些信息，研究对象的任务便是评估这家公司的价值。研究对象被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卖家、买家、卖家的审计师、买家的审计师。所有的人都分析同样的信息，包括那些让他们评估公司价值的信息。那些扮演成审计师的人向他们的雇主提供了公司的评估价值。就像关于自私偏见的内容所暗示的一样，卖家提交的公司价值高于买家提交的公司价值。与此关联更大的是，那些审计师，无论是卖家还是买家的，都非常明显地偏向他们客户的利益，卖家的审计师公布的公司价值远远超过买家审计师公布的公司价值。
产生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是审计师判断故意出现偏差，还是他们受到有限道德的影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让审计师们给出公司真实的评估价值，正如有偏见的专家受到利益的影响一样，研究人员告诉审计师们，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准确判断而得到报酬。平均来说，卖家的审计师的估价要比卖家评估师的估值高30％。证据显示：参与者在处理目标公司的信息时就有偏差，而不是他们故意想讨好自己的客户。审计师在评估的时候出现了偏差，却无法发现自己出现了这种偏差。因而在完全假设的情况下，审计师和其客户的关系也扭曲了审计师的判断。进一步地，把这项研究复制到真实的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让它们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得到了类似的发现。毫无疑问地，一种涉及数百万美元收入的长期关系，对审计师的影响将会更大。
当客户出现不道德的行为时，他的审计师不能发现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原因就跟客户不能发现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一样。偏向付费的客户就妨碍审计师和他们的客户产生距离。从行为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跟没有这种激励的情况相比，审计师在激励的影响下更像他们的客户；因而他们可能看不到自己客户的不道德行为，而且意识不到自己的判断带有偏见。客户的有限道德传导到他们的审计师那里去了。
在很多领域里，激励下的视盲好像都导致了对别人不道德行为的忽视。想一下在棒球运动中广泛使用类固醇的例子。2007年，旧金山巨人队的贝瑞·邦兹超过了汉克·阿伦，成为职业本垒打的全能冠军，取得了职业棒球联盟的最好成绩。执法机构、棒球协会委员、棒球迷们现在怀疑邦兹是否真正超过了阿伦。很多人认为邦兹服用了类固醇或其他药物，以提高自己的表现水平，尤其是考虑到他的长期教练被人指控为运动员提供类固醇类药物。类似的质疑声席卷到了其他职业棒球联盟的巨星们，包括塞米·索萨、罗杰·克莱门斯、戴维·欧提兹、曼尼·洛曼瑞兹，等等。2009年7月，有消息曝出：职业棒球联盟已经了解到，至少有100名棒球运动员在违禁药物的检测中均为阳性，他们都服用了能够使体育成绩提高的药物。
鉴于类固醇药物丑闻，棒球迷们试图将怒火指向那些作弊（并且被发现)的运动员，是他们使这项运动蒙羞。然而，导致该问题产生的因素包括：职业棒球联盟竞争的本质、相关的经济回报、违禁药物监管的薄弱，正是这些因素让运动员们对使用类固醇有着强烈的动机。实际上，很多运动员或许会认为如果他们不使用类固醇，那么他们在比赛中就处于不公平的劣势地位。职业棒球联盟的委员会、旧金山巨人队、棒球运动员联盟也应该一并受到谴责。当邦兹和其他运动员在身体素质发生变化时，这些机构从没有调查为什么他们的外表特征、力量提升、对球场的掌控能力等会变化如此之快。既然体坛记者、棒球迷们都清楚棒球职业联盟充斥着严重的类固醇问题，为什么职业棒球联盟的委员会、棒球队、棒球运动员联盟不去调查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原因是这些团体能在经济上从邦兹等运动员对类固醇的使用中取得收益。使用类固醇就可以取得本垒打，本垒打可以提高上座率，上座率的提高为联盟、球队、队员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这些收益让职业棒球联盟疏忽对这类问题的管理，它宁愿看不到这些问题。
人们是不是很容易就能发现类固醇使用的问题呢？你自己思考一下。图5.1中标注出1990年至2009年职业棒球联盟的三名最佳球员的本垒打成绩。本垒打成绩最好的时间段是1998年至2001年，通常这段时间是类固醇在棒球比赛中的使用高峰期，这已经为职业棒球联盟采取监管行动提供了很好的证据（同时还有其他证据）。为了排除有少数巨星在此期间会歪曲比赛成绩的可能性，我们计算了1991年至1994年的比赛冠军的本垒打数量的平均值，该值是44个。然后我们计算了1998年至2001年这段类固醇年代的每一年取得44个本垒打的球员数量。1998年取得该成绩的运动员有10名，1999年有8名，2000年有6名，2001年有9名，类固醇年代的成绩可以与1991年至1994年的成绩相媲美，甚至超过了上述时间段的成绩。这些简单的计算显示出在类固醇年代取得本垒打的球员数量异常地多，注意到这些
异常值本不是什么难事。
激励下的视盲可以让处于社会顶层的人们参与那些不光彩的事，如果他们有更强的意识，他们将永远都不会饶恕自己的这种罪过。思考一下震惊天主教的儿童性虐待丑闻。为什么几十年来儿童性虐待能够如此猖獗，天主教管理层却对之听之任之？举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主教伯纳德·劳是波士顿地区的大主教，在其辖区对众多儿童性虐待案件监察失职。劳在法院陈述中承认，他知道对约翰·乔根因儿童性虐待受到的指控，然而劳仍然让乔根返回教区正常工作。劳还承认他知道杰姆斯·福利在1993年和一位女士共育两名孩子，还知道1973年福利在面对那位女士有意服毒自杀的行为时不进行搭救反而逃跑，在这种情况下劳还是让福利继续工作。劳还让很多其他罪犯和违反教规的人在他的辖区照常工作。
大主教伯纳德·劳，曾作为人权活动家，将其毕生都奉献出来帮助世人，这让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劳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在其岗位上却作出了非常不道德的事情，或许都是违法的事情。为什么他会容忍这种不道德的、暴力的行为？劳证实说，他回忆当自己决定是否让他们继续在教堂工作时，他听信了过时的医疗和精神学方面的建议，认为施虐者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大主教劳非常有可能相信像乔根这样的传道士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可能也是劳对施虐者的希望蒙蔽了他的眼睛，让他看不清显而易见的证据，即不道德和犯罪行为有可能会重复发生。
就在最近，红衣主教约瑟夫·拉辛格，也就是在任的教皇，被人指责曾经企图掩盖发生在天主教堂里的一些其他的性虐待丑闻，其中包括在最后一刻还把受指控的牧师转移到其他的教区，同时他还强调自己对教堂的忠诚度胜过了真正具有道德责任感的行为。我们丝毫不想为任何导致儿童性虐待的行为开脱罪责，我们相信拉辛格教皇有可能对自己的教会组织忠心耿耿，这种忠心可能会蒙蔽他的双眼，让他无法看到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种说法并不是为不道德的行为辩护，激励下的视盲从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道德的行为。
上述三个例子及其他很多例子都表明，我们不仅不能意识到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而且还看不到我们周围其他人的不道德行为。蒙蔽我们双眼的动机来源于多个方面，包括恐惧、激励、对组织的忠诚、组织文化。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我们应该消除这些障眼物，反思这些力量对我们的判断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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