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子：新冠结束，听村上春树在波士顿讲他的新小说

新冠结束，听村上春树在韦尔斯利讲他的新小说

文/菊子

1.新冠后，继续追星

说实在的，作为中国人，虽然学过一年日语，看见日本人的名字都是直接念汉字发音，从来记不住这些名字的日语发音。石黑一雄英文写作，得了诺贝尔奖，查了查是Kazuo Ishiguro，下一次看见肯定还是懵圈。

村上春树的名字写成英文是Haruki Murakami 。4月27日星期四去听了他的讲座，讲座的邀请、四处的招贴都写着Haruki Murakami ，主持人和提问的韦尔斯利学生也是一口一个Mr. Murakami, 听着耳熟能详，但转过身来，我能记得住的，还是只有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图源网络

早就知道村上春树这个学期在韦尔斯利当访问学者，在韦尔斯利任教的宋明炜教授时不时会发布一些他的行踪。有一日，朋友发来消息：4月27日，他会有一次对外讲座！喜出望外，赶紧订票！

四月的波士顿天气阴晴不定，出门时阴雨绵绵。沿着小路慢慢开去，一路鹅黄嫩绿，是刚刚复苏的老树。进得校园，停车出来，雨下得却急起来。离讲座还有一段时间，想看看校园，路上迎面走来一位亚裔绅士，戴着礼帽，打着雨伞，朝着讲座将要举行的校友大厅走去，行为举止，一看便是日本人。心里拿不定，赶紧谷歌村上春树的照片，看来看去，一会儿像，一会儿又不像。我进了大厅之后，他也进来了，和接待人员打了招呼，没有查票查证件就直接进会议厅了，我于是更疑心他是不是今天的贵宾村上春树。我倒也不急，这个谜，讲座一开始，就能够解开了。

雨天并没有影响听众们的兴致，不一会儿，大厅就满员了。进门时扫了事先预定的电子票，还要看一样带照片的证件。听众和检票、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多为女性，初时有点新奇，转念一想，毕竟是女子学校嘛。

韦尔斯利校友讲堂菊子摄影

出发之前一直忐忑，想到长途开车就想打退堂鼓。待到坐下以后，便十分庆幸自己来了。还没有听到村上春树说一句话，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这是新冠以来我第一次坐在大厅里听讲座。看过几次电影，但电影毕竟不是真人，和在家看视频也差不多。天天在家上班，Zoom里也参加过公司的万人大会，但身边并无一人，有时自己都能感觉到Zoom疲劳甚至Zoom厌恶。用村上春树来结束Zoom长达三年的专制独裁，岂不快哉！

千里迢迢来听讲座，自然是有追星的成分在的，但村上的书我是认真读过的，记得最清楚的是《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1Q84》，《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其实不是读的，大部分是上下班路上听的，所以我印象中的村上春树其实是英文朗读者的声音，迟缓，憨厚，让小说中的人物都带了一点老实人的味道。

2.村上春树讲座内容：在新冠和战争年代如何写作

村上一上台，谜底就拆穿了：我刚刚看见的那位日本先生不是他，抢拍的照片立马作废。村上一开口，声音很温和，谦恭，口音让我想起从前的日本同事，其实也很幽默，但他的幽默有些吃力，毕竟在他脑子里经过了一下从日语到英文的翻译过程。但他讲话缓慢，咬字清晰，说的又是我熟悉的内容，所以听起来毫无问题。

村上说，二十年前他就住在剑桥。我查了一下，这应当是他1993年7月开始在塔夫茨大学任教期间。他说他最怀念的波士顿红袜子队的芬威球场，和唐恩都乐——波士顿的甜甜圈连锁店。村上写跑步的那本书我没有读，这次才知道，原来他跑过六次波士顿马拉松。

村上讲座的题目是《新冠和战争年代的写作》（Writing in an Age of Covid and War），演讲的主题是他两周前于4月13日刚刚发表的小说《城市及其不确定的墙》（The City and Its Uncertain Walls）。讲座过程中他不断地提醒大家去读小说，与一般作者促销带货无异，但他是以玩笑的口气说的，听起来呆萌可爱，况且他本来就是个小说家，希望大家读他的作品，倒也无可厚非。

《城市及其不确定的墙》日文版封面图源网络

村上承认，这本书的书名很怪，但他的小说题目都怪，譬如《海边的卡夫卡》，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某一天，他的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题目，然后他就向自己挑战：一定要用这个名字写出一篇小说。

至于小说讲的是什么？村上说，很难说。有一次他过海关，海关官员问他：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一个作家。

你写什么？

小说。

哪一种小说？

我还真不知道。——村上调侃。真要逼我形容，那我就说是酱油煮鱼。

《城市及其不确定的墙》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是高墙围起来的世界，没有走出来的通路，里面的人过着平静的生活，没有人心怀欲望，也没有人承受痛苦。

另外一个世界，就是你我生活的真实世界，这个世界里有痛苦，有飘忽不定，有痛苦。

你必须选择在哪个世界中生活。

村上说，这本书其实是从他四十年前写的一篇小说改编而来。这篇小说从来没有发表过，四十年后，他决定将它重新写作出来。重新写作的过程中，他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这篇小说正好符合我们当前生活的世界。

村上于2020年3月开始写作，两年半以后完成，正好与新冠爆发和基本平息的时间相吻合。他说，这仅仅是一个巧合。

但是，村上说，新冠还是改变了世界，我们目前并不知道它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们知道的是，我们去商店时戴着口罩，很多公司都改为远程上班，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大大减少，这一切，对我们的心灵/心态（psyche）都有很大影响，究竟有多大，目前还无法估量。

至于战争，乌克兰战争震惊了全世界。新冠和战争之间有没有联系？历史自有公论。但这场战争，以戏剧化的方式改变了世界。首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人们对全球化的根本信仰完全崩塌。人们突然意识到，类似的侵略战争，在别的地方同样也可能发生。很多国家，甚至包括日本，都增加了军事预算，要从军事上做好准备，将自己武装到牙齿。

村上春树图源网络

那么，外部世界这样严峻的时候，人应该怎么办？是躲在墙里面，还是甘冒风险？村上的新小说里，主人公是躲在墙内，还是回到真实世界？

墙内，是平静的生活，无始无终，就像乌托邦一样，但它显得有些不自然，不对劲。

主人公无所适从，于是分裂为二，其中一个，是她的影子。——村上强调，他用的是女性的叙述角度，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女性。

那么，结尾是什么样的呢？写作的时候，村上作为作者，并不知道，他说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位采珠人，潜入深深的水底，寻找珍珠。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会找到什么样的珍珠，不知道小说会如何结局。

村上自问：在新冠和战争的年代，战争尚无结束的征兆，我们周围都在盖起高墙，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在筑起了高墙，在这样的情势下，小说家应该怎么办？小说家能够做什么？他说，其实，人能够做的事情很有限，谁都无能为力。

小说赶不上大众媒体。写小说很花时间，人们都过着忙碌的生活，看小说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是，小说和故事也有一个优点：写小说费时间，读小说也费时间，但世间有些事情，只有花费时间才能得到，小说就有值得花费时间的优点。不管世界变得多么忙碌，总还是有百分之五的人要读书，要看小说，即使是在书籍被禁的地方，也还是有人偷偷摸摸地藏书、读书，所以他还是会写下去，就为这百分之五的爱书人。

那么，村上自问，我们是应该藏在墙后面吗，藏在全球疫情和战争的高墙之内、躲在怀疑和恐惧后面，还是建立相互信任？他说，答案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我们都有思辨和考究的能力。至于小说的结局究竟如何，主人公究竟是留在墙内还是走出墙外，他又带着半玩笑半带货的口气说：你们还是自己去看小说吧！

3.村上春树答韦尔斯利师生问

主持这次讲座的是韦尔斯利教授伊芙·齐默尔曼。她事先就宣布过，村上讲演之后她会问三个问题，然后再让学生自由提问。大概她事先准备好了三个问题，她问的第一个问题，村上已经刚刚讲过：为什么要写小说？写小说有什么用？

村上说，我就是个作家，一个很简单的讲故事的人。我写作的时候觉得高兴，如果读者喜欢，我也高兴。（批评家不算，他调侃道。）他说，有时候，读者会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至于采珠，有时候，下海钻得太深是很危险的，因为有时候，你无法生还。

第二个问题是：这次来韦尔斯利当访问学者，对他有什么影响？

村上说，他是第一次在一个女子学院访学，第一次看见周围那么多年轻女性，很新鲜！女厕所那么多，男厕所那么少！以前跑马拉松的时候，路过韦尔斯利的时候，都有韦尔斯利的女生在两旁助威，现在总算到校园里面了，他却感到胆怯害羞，不敢锻炼了：周围都是那么多健康的年轻女性，大概让他感到自惭形秽吧！

听完村上讲座的听众们离开韦尔斯利校友讲堂菊子摄影

村上说他和很多学生打交道，也读到了她们写的小说，关于学习，关于跑步，读起来都很愉悦，看起来她们在这里很开心。村上说，他上早稻田大学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开心，所以看到开心的大学生们很羡慕。他的妻子就在听众中，大概是为了后院安宁，他又补充了一句：唯一的好事就是我在那里遇见了我的太太阳子。

第三个问题是：村上的小说中很多主题和物体都是重复的，譬如图书馆、森林、井等等。村上说，他热爱图书馆，为书着迷，图书馆对他来说是特别神圣的地方，充满了智慧和神秘，图书馆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森林也是他热爱的东西，还有猫，体育活动，冰凉的啤酒——他就是喜欢在小说中写自己喜爱的东西。

轮到学生提问，两边的过道马上排起两列长队，都是村上春树喜欢的健康年轻的韦尔斯利学生。一个学生问到他最新的这部小说，和原来那篇短篇小说是什么关系？高墙象征着什么，是新冠疫情吗？村上回答，在原小说中，“墙”并没有什么意义，在新小说中，现在就有意义了，主人公也有所不同，但与原作又有某种联系。至于是什么联系，有哪些异同，还是要我们自己去读了才知道。

最后有个女生提的问题比较直接，也重复了前面主持人提的问题：你来韦尔斯利当了访问教授，这段经历对你以后的写作有什么影响？从前的小说，要么是以男人为主人公，即便是以女人为主人公的，也经常讲她们写成男人的恋爱对象，你作为举世闻名、有全球影响的作家，在性别包容时代，你的小说，打算如何参加社会行动？

听到这里我不禁莞尔，新冠还在猖獗的时候，我在网上听了一次毕飞宇和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对谈。毕飞宇的小说据说也不错，但在对谈过程中，说起“故乡”，他不断提起他和故乡一起搞的改造项目，托宾却始终只谈如何在小说中再现和描写故乡。

村上也一样，年轻的韦尔斯利女生有她的焦虑、关切和社会活动日程表，她关注女性的地位和形象，希望小说能够成为改善女性地位和形象的工具。村上很坦诚地回答说，他有几部小说是以女性为主角的，或者是从女性角度叙述的，无他，他喜欢以女性的声音写作，这样给他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在某些方面带来一些变化。韦尔斯利对他来说当然是一种全新的经历，（但要让他参与社会行动，那还说不上。）

对话阶段，为了保证交流顺畅，村上是用了翻译的，一个彬彬有礼的高个男生。别的问题他都很快翻译了，这个问题，翻译叽里咕噜说了很长一段，不知道是不是一边翻译一边解释，还一边提出建议。女生提问有的放矢，村上却不上钩，他和托宾一样，不谈其他，只谈自己的手艺——小说。女生的关注无可厚非，但村上的回答，仍然只是小说本身，而不是小说的社会功能。

村上挥手告别听众菊子摄影

我坐得很靠前，主持人、村上和翻译都近在咫尺，但我一直遵守着纪律，没有拍照。临到会议结束，想犯法也来不及了，因为眼前站了一排排队提问的韦尔斯利学生。偷偷捏了一下相机，抢下了村上的笑容，我今天终归还是追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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