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印太经济框架：美国思维的变与不变”， 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发布

7月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1期）于线上举行。百度财经、网易财经、新浪财经、财经、凤凰网直播、WIND、证券时报、南都直播、中国网、中证金牛座、好看视频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近六十万人次。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印太经济框架：美国思维的变与不变”，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及行业专家刘元春、钟正生、高瑞东、邓希炜、胡逸山、刘青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青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从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对华的竞争策略延续至今：

（1）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一上台就明确宣布“中国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9·11”恐怖袭击事件把推进对华竞争的安排打断了，随后反恐成为美国一段时期内的重点。

（2）奥巴马总统在金融危机期间上台，他在第一任期内的主要工作是应对金融危机；到其第二任期，金融危机有所好转后，就立即宣布了“重返亚太”战略（或称“亚太再平衡”战略），目标直指中国。期间，奥巴马经过各种艰难的谈判达成了TPP，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领域一个很大的进展。

（3）特朗普上台即再次明确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且其任期内所采取的竞争方式不再尊重基本国际规则的框架，而是希望凭借美国单一的实力来挑战各大贸易集团。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核心是反自由贸易化，主要的象征是退出TPP，其背后有较多政治、经济因素的推动。

（4）拜登政府上台后推行“印太战略”，同样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且很明确地说要和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其主要策略就是“印太经济框架”（IPEF）。

美国在2022年2月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里明确提到，“印太地区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美国将与地区内外的盟友、合作伙伴和机构进行持续和创造性的合作。”

全球化总体对国家而言是有利的，但它有利必然有弊，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例如：对美国而言，是资本获利，中产受损，导致社会的贫富分化，社会撕裂，各种民粹主义泛起，以至于危及到美国的政体，其中特朗普总统的崛起就是民粹主义很重要的结果。

上述竞争与增长的两个认知和承担不起全球化代价的一个事实，决定了美国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选择必然有变和不变两个方面：不变的是两个目标。一是分享印太的经济增长机会，二是对抗和削弱中国在印太地区以及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变化的是方式。一方面，因为民粹主义的盛行，反贸易全球化的势头很猛，美国不可能进行市场的自由化和贸易的自由化。另一方面，要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又必须和印太、亚太地区进行产业协同，即回到奥巴马TPP举措的部分路线。综上所述，受限于现实上的妥协和抉择，对拜登政府而言，其印太经济政策只能是特朗普主义和奥巴马路线的结合，即IPEF是纳入了“特朗普主义”顾虑的“奥巴马路线”。

“印太”概念最早由日本安倍政府在2016年提出。2016年，安倍政府提出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FOIP），这说明日本在亚太地区存在一定的潜在影响。一般认为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开始于2021年10月，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亚峰会上明确提出要构建一个“印太经济合作框架”，围绕贸易便利化、产业链韧性、清洁能源、劳工标准等领域展开合作，但这里所使用的措辞是“贸易便利化”，而不是“贸易自由化”。2022年2月，《美国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明确提出“印太经济框架”，其内容涉及劳工和环境标准、数字经济、供应链、脱碳和清洁能源等方面。2022年5月23日，拜登在东京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包括13个创始成员国，后加入斐济，即目前一共包含14个成员国。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称，“印太经济框架”的重点是：“围绕印度—太平洋经济体的进一步整合，以数字经济等新领域为重点，制定标准和规则，并致力于确保安全和有弹性的供应链。”。据美国白宫于2022年5月发布的《印太经济繁荣框架宣言（Statement o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文件显示，IPEF共有四大支柱，其中贸易支柱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来牵头谈判，剩下的三个是由美国商务部来牵头谈判。

第一个支柱是贸易方面，寻求建立高标准、包容性、自由和公平的贸易承诺，并在贸易和技术政策方面制定新的和创造性的方法，促进经济活动和投资，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并使工人和消费者受益。其努力包括但不限于数字经济合作。

第二个支柱是供应链，强调提高供应链透明度、多样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更具韧性和一体化；协调危机应对措施；更好地合作以防备和减轻扰动以确保商业连续性；提升物流效率，确保关键原材料和加工材料、半导体、关键矿物和清洁能源技术的获取。

第三个支柱是清洁能源、脱碳和基础设施。与《巴黎协定》一致，着力保障民生和劳动者生活，计划加快开发和应用清洁能源技术，以实现经济脱碳和抵御气候影响，通过支持可持续、耐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技术援助，深化在技术、资金、竞争力与联通提升方面的合作。

第四个支柱是税收和反腐，在印太地区通过制定和执行有效、有力的税收、反洗钱和反贿赂制度，以促进公平竞争。这包括分享专业知识，支持建设负责任和透明的体系所需要的能力体系。

总体而言，IPEF的四大支柱的内容多为原则性观点，其焦点非常明确，聚焦四个方面：价值观、安全、制度和标准、瞄准各种新兴领域。

从成员构成来看，IPEF既包含了TPP的成员成分，也包含了RCEP的成员成分，即一方面包含了美国以前推行TPP的基础，另一方面与中国所支持的RCEP呈现直接竞争。

第一，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成员构成，IPEF和RCEP基本上是针锋相对的。因为RCEP里除了排除中国和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柬埔寨、老挝、缅甸以外，其他RCEP成员都被纳入到了IPEF里面。

第二，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成员构成，与CPTPP进行对比，发现IPEF扩容了亚洲地区的5个重要的国家，即印度、韩国、印尼、菲律宾、泰国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斐济，但不包含CPTPP内的美洲国家。同时，IPEF和CPTPP还有类似的价值观标准。

IPEF的性质仅为框架，而非协议，而且缺乏具体的细节安排。其合作形式为菜单式合作，即各成员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在四大支柱领域内任选合作内容，而非强制性一揽子合作。就其谈判进展而言，目前还没有开展深入谈判，但美国期望在18个月内完成相关谈判内容。

2021年，中国GDP占世界的18.45%，人口占18.02%，人均GDP约为1.26万美元。RCEP的14个成员国总体GDP占世界的39.47%，人口占32.27%。从规模数据上来看，RCEP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圈子，其成员的经济结构相对比较完整的：成员的人均GDP有高有低，有拥有技术的、拥有资本的、拥有劳动力的、拥有土地的、拥有资源的。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份额一直持续增长。202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例为25.27%。但在IPEF成员中，美国的相关比例为18.45%，其余IPEF成员的比例之和为18.29%，即IPEF14个成员的总体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36.74%。因此，从经济规模来看，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首先，从IPEF成员的出口角度看：在IPEF成员中，许多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和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发生了交叉，近年对华出口市场依赖程度明显高于对美出口市场依赖程度，尤其是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这些国家。

然而，有几个国家比较例外，越南、印度、斐济，这些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一直都显著高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

其次，从IPEF成员的进口角度看：近年来所有IPEF成员国从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都远远超过从美国进口的依赖程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印度、菲律宾、斐济这些国家从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从美国进口的依赖程度，但其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却低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这说明这些国家大量从中国进口产品并卖到美国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产业链依存关系。

再次，我们以2020年为例进行横向对比：IPEF成员都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虽然部分成员对美出口依赖程度高于对华出口依赖程度，但是其进口对华依赖程度普遍更高。这说明IPEF成员的贸易产业链与中国互补性较强，在短时间内实现产业链“对华脱钩”是不可能的。

聚焦出口，进一步地进行产品类型细分，把产品分成原材料、中间品、消费品、资本品四大类别。一方面，红色方框以外的国家对中国和对美国出口最多的产品类型相同，均为资本品，说明在资本品出口方面，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存在一定替代性。另一方面，对红色方框以内的国家而言，其对中国和对美国出口最多的产品类型存在差异，例如：印度、印尼、文莱深度依赖对华出口中间品、对美出口消费品；越南深度依赖对华出口资本品、对美出口消费品；泰国深度依赖对华出口中间品、对美出口资本品；澳大利亚深度依赖对华出口原材料、对美出口中间品。换言之，对这些国家而言，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类似地，聚焦进口，进一步地进行产品类型细分，把产品分成原材料、中间品、消费品、资本品四大类别。一方面，红色方框以外的国家从中国和从美国进口最多的产品类型相同，均为资本品，说明在资本品进口方面，来自中国的供给和来自美国的供给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也存在着一定替代性。另一方面，对红色方框以内的国家而言，其从中国和从美国进口最多的产品类型存在差异，例如：印度、印尼深度依赖从中国进口资本品、从美国进口中间品和原材料；澳大利亚、新西兰、文莱深度依赖从中国进口消费品，从美国进口资本品。换言之，对这些国家而言，来自中国的供给和来自美国的供给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综上所述，像这样一步步深入分析，区分产品具体类别，有助于识别对于IPEF成员而言，在哪些产品上中国更重要、在哪些产品上美国更重要。

除了聚焦特定产品，考虑到IPEF的内容强调了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我们进一步聚焦ICT（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这一数字经济领域的重点行业进行深入分析。美国尤其关注ICT行业。

聚焦IPEF成员在ICT产业的贸易情况，可以发现：对多数IPEF成员国而言，美国市场很重要，但从产业链、供应链角度来说，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更重要。具体地，从2020年IPEF成员出口ICT产品的流向比例可以看出，韩国、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出口ICT产品流向中国市场的比例高于流向美国市场比例。然而，从ICT产品的进口角度看，2020年所有IPEF成员进口ICT产品的来源国比例中，中国供给的比例均高于美国供给的比例。

进一步地把ICT产品品类进行细分，发现IPEF成员在与中国、美国进、出口ICT产品的贸易往来中，也存在明显的互补性和替代性特点。

从ICT产品出口角度看：一方面，部分国家对中国和对美国出口最多的ICT产品类型相同，说明在通信设备和电子元件出口方面，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对于相应国家而言，存在一定替代性。另一方面，对有些国家而言，其对中国和对美国出口最多的ICT产品类型存在差异，例如：日本、韩国、新西兰高度依赖对华出口电子元件；印尼、斐济高度依赖对华出口计算机及周边产品；其对美出口所依赖的ICT品类不同，说明对这些国家的ICT细分品类的出口而言，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类似地，从ICT产品进口角度看，也可以发现中国供应的和美国供应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和替代性，对不同国家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我们从宏观到微观逐步递进地对IPEF成员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分析和对比。实际上，无论是政策界还是产业界，亦或是个别企业，要真正实现对IPEF的深入认识，必须逐个行业、逐个品类地深入、系统地进行研判，才能对实际情况有清晰认识，以实现有效应对。

美国对华总体战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投资于国内产业，增强自身经济地位和供应链；二是联合盟友，增强供应链的可控性和安全性；三是对华竞争，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压力。总体而言，经济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最大的短板。第一，中国和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存在落差，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地追赶和迫近，导致美国压力越来越大。第二，美国要投资于国内，很大程度上是其认为过于依赖中国产业链，比如关税战期间和疫情以来的中美贸易状况充分说明了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程度。第三，中国的一大竞争优势源于其处于全球产业链一极的地位。

美国为了弥补经济短板，力图推动产业链向国内回流或转移。在奥巴马时期，通过进行贸易协定谈判的方式来分享亚洲经济增长的机会，同时增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影响力。然而，美国目前已无力承担贸易自由化的成本，于是通过借助政治的力量来构建联盟，以排除中国出印太经济体系。IPEF策略不是一个符合经济规律的经济行为、经济手段，而是美国在多重困境、多重目标下的政治行为，这是IPEF的基本性质之一。事实上，美国一直在强调“以一种超越传统贸易协定的方式加强同本地区盟友的合作”。IPEF的第二个性质是：美国希望从经济方面入手来重塑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针锋相对地围绕着中国所支持的RCEP做文章。

2018年10月，美国智库“新美国”（New America）的高级研究员萨姆·萨克斯率先提出“小院高墙”理论。目前，拜登政府对华经济战略的核心是技术和产业链的结合，两者缺一不可，美国既要垄断技术又必须要有变现这些技术和产业链的配合。如果这些产业链都在中国，那么垄断这些技术就没有价值，因其不得不依赖中国的产业链。所以，美国必须在技术和产业链两个方面同时做文章。

在“小院”方面，美国瞄准、聚焦几个关键的新兴领域，比如IPEF所强调的数字、环境以及半导体领域。在“高墙”方面，就是指进行更大力度的封锁，而且这个“墙”既要高又要没有缺口，即能够排除中国的完整产业链。所以，美国是把国内的“墙”延伸到印太地区，组建“地缘经济”“地缘科技”的抗中排华技术联盟和产业链联盟。当然，美国还在西方其他欧洲国家、北美地区配合使用另外的安排。

IPEF覆盖了美国的四方安全对话的全部成员，同时覆盖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五个安全条约盟友，因此在联盟方面，经济因素和安全因素是融合的。

日本、澳大利亚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因此是IPEF天然的成员。相比之下，在IPEF成员中，印度入局是首要关键：美国已经通过四方安全对话，在军事上拉拢了印度；现在希望通过IPEF从经济上拉拢印度。其次的关键环节是韩国，美韩在军事上早有合作安排，IPEF很可能加深美韩在经济领域的合作。

“印太经济框架”在短期而言形式大于实质，但在长期必须防微杜渐，予以充分重视。

“印太经济框架”在短期内形式大于实质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目前来看，加入IPEF的实质利益不清晰。因为IPEF现有内容没有涉及关税减让或市场准入。美国自身也没有更多合适的产业可以大规模转移到印太地区。没有关税减让或市场准入要求说明加入的门槛很低，恰恰是这个低门槛吸引了印度的加入，因为印度非常顾虑在市场开放、关税减让方面的问题。第二，IPEF的合作形式是分散的、菜单式的谈判，缺乏具体内容。目前IPEF只有目标，且都是非常笼统、高远的一些原则，但没有涉及任何具体目标，因此约束力比较弱，承诺的价值比较低，甚至严肃性不足。这种菜单式的最终会形成什么样的形状？现在无人知晓。反之，这种合作形式足够灵活，更容易吸引各成员入局。第三，IPEF很有可能是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下的“形式成果”。美国国内政治压力很明显，中期选举即将在2022年11月到来，目前美国内政非常被动，通胀、控枪、堕胎法案争议激烈；外交形势也相当严峻，阿富汗撤军、俄乌冲突问题等一地鸡毛。因此，IPEF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政府存在急于得分的“形式成果”，实质性内容贫乏。各成员表面上是加入，实则持观望态度。因为既然IPEF目前没有实质的内容要求，加入的影响就不大。第四，IPEF是非传统贸易协定。IPEF是基于美国行政令形成的，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贸易协定，权威性、稳固性不足。美国总统的贸易促进授权（TPA）早于2021年7月到期，丧失了贸易和关税谈判权力。由于这种基于行政令形成的框架缺乏传统贸易协定的权威性约束，考虑到美国的周期选举和拜登政府连任的不确定性，加深了各成员国观望的心态。第五，IPEF若以美国标准主导，成员国之间的协调难度会比较大。IPEF里包含了CPTPP的部分成员，对这些国家来说，接受美国主导标准的难度相对较小。但是，与印度协调的难度较大，因其长期反对将劳工和环境标准纳入贸易协定，在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土化和数据隐私方面遵循其独特的政策框架，也不太可能接受超越《巴黎协定》内容的脱碳目标。第六，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操控不受欢迎。各国力图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淡化IPEF的政治含义，韩国、印度都曾非常明确地表达相关态度。总之，以上六个方面都会限制IPEF实际作用的发挥，因此在短期其形式大于实质。

然而在长期，我们不能轻视“印太经济框架”，必须防微杜渐。第一，在“拉拢盟友”方面，美国有有市场、投资、技术的优势。首先，美国对IPEF成员的技术转移将成为一大利益卖点，比如数字经济、低碳、半导体等高端制造领域都是美国的强项。其次，IPEF成员共同制定技术标准、国际规则可能对我国构成一大挑战。虽然IPEF在劳工标准、环境标准、数字经济标准、脱碳目标等方面不易达成一致，例如印度的立场很难妥协，但必须考虑到印度也有很强的供应链安全顾虑，希望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第二，在“打压中国”方面，美国采取技术限制和投资限制双管齐下的策略。首先，目前拜登政府除了拉拢盟友之外，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入“实体清单”，同时对中国公司逃避美国制裁的行为展开调查。其次，跨党派协商达成共识的“两党创新法案”将管制美国对海外投资，确保美国供应链不受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影响。有研究机构指出，若此法案通过，估计将有43％的美国对华投资将遭到审查。如果中国在技术和投资上进一步受到双重限制，那么我国的固有优势可能会被削弱。因此，这“一打”和“一拉”两方面就可能对中国产业链的优势造成一定的影响。第三，美国“小院高墙”战略在持续推进，它不仅瞄准战略新兴产业，还在全球布局联动。美国在布局三大产业链中心，包括美墨加协定、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和新诞生的印太经济框架。从上述三点维度看，我们认为在长期必须高度重视IPEF。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工具一直在反复变化，但其战略方向是有韧性的，我们要高度重视。

在应对政策方面，建议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瞄准小院”，自立自强；第二个原则是“瞄准高墙”，拆墙打洞架梯。尤其是应采取密切关注，快速行动，因为美国政府希望在12-18个月内完成IPEF谈判。具体如下：

1、自主、有序推进合作，深化与IPEF成员国之间的现有贸易、投资、人员、基建等合作基础。

2、加快RCEP的实施进度，尤其注意与日、韩及越南等重点国家的经济合作。

3、稳步推进申请加入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4、是否明确地提出自己的“印太战略”或“亚太战略”？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5、区域维度上，扩大开放，特别是有的放矢、针对性地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地缘政治国家、地缘经济国家、地缘科技国家；持续“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推进与东盟、欧盟、印度洋太平洋国家的合作。

6、行业维度上，针对性地打破美国对华产业链封锁，有所为有所不为：新能源等比较优势行业走出去；半导体等行业自立自强；吸引全球外资。

1、深化改革，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这是发挥国内规模优势的关键；

2、科技自立自强；教育是长远的根本。如果技术、人才、知识的国际交流受到严重限制，在马拉松长跑中，要坚决避免教育成为我国最大短板；

3、关键技术行业的龙头行业怎么规范引导，需要做好工作。

美国中期选举和政党轮替，包括突然退出CPTPP的行为给相关区域合作伙伴留下了负面印象。特朗普的关税战等脱离WTO框架的重商主义行为增加了对“美国可能不遵守规则”的预期。拜登必须创造并维持两党对IPEF框架的强有力支持，这都属于美国的不确定性，也是其最大的软肋。

印度对于IPEF的顾虑是最重的，包括劳工标准、环境标准、数字经济标准、脱碳目标。中国可以做一些主动的制度安排、标准制定工作，满足除美国以外一些国家的需求。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认为“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大战略的一个必然产物，应理性看待战略在不同阶段的变化，意识到中美之间的对峙会从传统意识形态的对峙到经济的对峙，再到全方位地缘政治的对峙。同时，任何经济同盟的构建都要有共同的成本分摊机制和共同的收益分享机制，而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印太经济框架”缺乏共同的安全性敌人，收益与成本是不对等的，难以在亚太地区和中国产生对峙效应。此外，当前世界没有国家有重塑世界新格局的能力，包括美国目前国内问题也十分严峻。所以中国在战略上要有清晰的认识，同时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保持定力，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就难以被替代。具体而言，在经济上要保持中高速的增长，在创新机动、产业升级、数字化发展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在政治上不能给予敌人以同心纠集的抓手，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错误来回避欧美借势产生集合的利益。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指出，“印太经济框架”产生的背景和美国政治领导人有很大的关联度。对华征收关税没有起到实质效果，甚至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还不断地在增加，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不断地在积累。所以，美国提出“印太经济框架”，转移战场至供应链、高科技领域。从内容上来看，有几点需要关注：第一，该协议目前只是一个框架，后续需要进一步填充。第二，这一协议中没有关税减免、市场准入这些条款，这使得其有异于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第三，这个框架变数犹存，其变数高度取决于美国政局。就前景而言，应高度关注美国对华关税豁免或减免的进展，并关注“印太经济框架”将中国排除在外是否有现实基础。同时，由于RCEP和“印太经济框架”这两个框架的成员国之间高度重合，所以如果中国在RCEP框架里推得非常扎实，非常深入，非常广泛，那么很大程度上就可以把“印太经济框架”给架空。

综上所述，中国若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整个供应链体系整合住，那么美国就不太容易排除中国而另起框架，打造一个完全平行的体系。具体而言，第一，关注美国对华关税豁免的前景或者中美新一轮经贸谈判的前景；第二，关注全球供应链的重塑。关注由从前的外包和内包，变成现在有岸外包的进一步的进展；第三，关注俄乌战争未来的走向；第四，关注深耕东盟，融入全球。中国从现在的选择和未来的发展来看完全可以深耕东盟，融入全球。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胡逸山从东南亚角度分享了对“印太经济框架”的看法。东南亚许多国家传统上和美国不管是在经贸方面的往来，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往来都非常紧密。同时，美国自从上世纪中叶以来在东南亚的投资也促进了东南亚的高度工业化。所以，东南亚许多传统上以经贸为主轴的国家，对于美国所提出来的IPEF倡议也比较乐意地参与。近年来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所以也就促成了东南亚许多国家在经济上会比较靠向中国，在各种安全考量、防务考量方面仍然会继续和美国走得很密。

在应对措施方面，第一，中国应继续坚定不移地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不只是提倡，也要注重在实践的时候，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都需要实质上的减免；第二，要坚持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给予东南亚国家更大的市场准入，使其更大程度进入中国的国内市场；第三，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南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各种援助或借贷。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邓希炜从五个方面对“亚太经济框架”未来前景做出评价。第一，尽管长期中美经济存在冲突，但短期来看，由于美国面临内部的通胀问题，所以中美经贸问题可能会有所缓和，关税会一定程度上减少。第二，美国明年大概率会发生经济衰退，滞胀局面的出现将意味着美国实际没有能力来推行“印太经济框架”。第三，“印太经济框架”实际上是形式大于内容。第四，现在来看，由于目前没有太高的进入门槛，未来两三年这个框架未必为亚洲经济体带来很正面的作用或者明显的作用。第五，美国今年年底会发生政治格局的调整，共和党可能会控制国会，此时拜登推行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受到很大的障碍。因此，短期内“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的影响力比较小，中国关键是做好自己，恢复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拥抱全球化。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瑞东认为，美国之所以没有选择CPTPP，而选择了“印太经济框架”，主要是出于美国自身的政治和经济需要，之前的CPTPP已经不是美国的最优选。“印太经济框架”最核心指向两个方面，一是供应链安全，而是核心的技术管控。美国希望借助“印太经济框架”加速对整个印太地区核心技术管控，加大对中国的封锁，一定程度上摆脱对中国依赖的目前现状。就前景来看，美国政治的波动对于美国对外策略有很大影响。如果民主党丢掉众议院、守住参议院的话，后续的外交政策和内政很难再通过，因为会形成很强的掣肘，但这种情况下也会激化对华强硬的态度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重新夺回对两院的控制，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大范围内、更深程度的中美之间的脱钩。中国应当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不断地自身改革，不断地对外开放，积极开展各种层面的区域性合作，从而争取全世界更多的国家和更多区域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