苇畋专栏 | 风起于元，浪成于明——古代中国精神世界的重构与超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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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概览

宏大的理学体系发挥了“法统”的作用，加强了元朝的国家专制统治力量。思想体系的兴起与其社会背景相辅相成。因此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理学与心学逐渐中和，而明朝的开启则正式将心学的发展轨迹推至峰点。

作者｜苇畋

编辑｜Carol

风起于元，浪成于明

古代中国精神世界的重构与超越（五）

蒙古帝国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西夏、金、南宋、大理以及西亚、中亚诸国陆续臣服，忽必烈定于大都，大元王朝再统中华，东亚地区结束了自安史之乱后持续了五百多年的分裂局面。来自北境草原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完整地统治了中原，实现了地理意义上更大疆域的“草原-中原”二元普遍帝国，同时还囊括了伊斯兰诸国，富庶的中原、强武的草原、从商的西域被整合起来，缔造了空前的广域大融合。

蒙元以武力纵横驰骋，不屑于崇文抑武的中原儒学，汉人儒生未被纳入帝国治理的中枢核心，官僚体系被蒙古人和色目人把持。然而自蒙哥征战中原始，蒙古统治者仍任用汉儒学者，如耶律楚才、元好问、郝经、郝枢、杨惟中等人。忽必烈建朝之后，儒学在帝国汉化的过程中逐渐发挥作用，元朝中期的元仁宗订科举法，以经义取士人，程朱理学被规定为解读经学的正统，理学在皇权支持下走向了建制化的道路，对皇权的依附效应逐渐加强。以行政律法、专权制度、宗法秩序等代表国家专制力量的“法统”地位逐渐上升，以历代圣贤的思想发展和演变为主导从而决定古代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道统”，出现了地位动摇的迹象。

《世祖出猎图》[元] 刘贯道

南方儒士赵复在太极书院讲授程朱理学，并将程朱诸经注释交付姚枢，是将理学传至北方的第一人。许衡从姚枢处习读程朱学著，以国子监祭酒的身份向蒙古子弟教授儒学，对保存汉族思想文化、传播宋儒理学精神影响甚大，死后获得从祀孔庙的殊荣。江西人吴澄与许衡并称“南吴北许”，传承朱熹，突出道统之说，又取陆九渊的心学以折中，意在调和朱、陆二家之分歧。刘因在北方与许衡齐名，并列“元北方两大儒”，虽服膺程朱，亦杂入陆九渊“反求诸己”“自求本心”的思想。这些人所推动的表明，理学的理想世界正被与之相对的“心学”所中和。

朱元璋逐蒙元于漠北，永乐帝又驱之而绝后患，汉人重掌帝国大政，历史上继唐代之后建立了第二个“草原-中原”稳定秩序的东亚帝国。但与李唐王朝开放进取、海纳包容的超越性精神不同，朱氏明朝正在走向另一个方向。明代皇帝不再与儒家士人分享共治天下的理想，明太祖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律法，裁撤宰相、亲督百官、设东西两厂和重用宦臣，利用“法统”一步一步地剥夺官僚士人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官僚体系难以持续地为帝国提供独立的政策支撑、治理方案和决策依据，沦为纯粹的统治阶级服务工具，丧失了社会责任感和政治认同，堕落为官员谋取私利的工具。

《徐显卿宦迹图》之“金台捧敕”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程朱理学不可避免走入了死胡同，为陆王心学崛起提供了良机。心学自北宋程颢开端，南宋陆九渊承启，陈献章开先河，湛若水和王守仁各自延续并推上巅峰。陆王心学认为宇宙至高的道理无需通过“格物”寻求，理存于心中，“心即是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学”通过主观视角的主观立场理解客观世界，颇有受到佛教禅宗“顿悟”的影响，将外在的“宇宙观”内化为个人本心的追寻探索，学习的目的不在于穷尽知识，而在于实现道德的增进，人的本心即是道德根源，一切发乎于个体心性，一切源自于道德的自主。

心学依赖于个体的意识觉醒，若个体自我道德感强烈，秉持共同理想、坚守个人信念、存留先贤遗泽，则仍可忠耿诤言，风骨丹心，临难殉职，以身许国。然而古代中国社会缺少超越所有个体之上的、普遍的客观法律规范和公共事务规则，而心学既依靠官僚士绅和乡村宗族的社会制度，又在某种程度上鄙弃抗拒此制度，使得个体主义所需要的道德自主无法得到外在环境的滋养，内在的精神世界极易走向平庸无趣，落入空洞僵化，严重时便会滑向虚伪、自私、冷漠、互相攻讦，导致彻底异化的个体心性，整个社会一盘散沙。

王阳明

自王守仁后，心学成为古代中国士人的主流思想，打开了个体主义精神的大门，个体的伦理、修养、学识、行为都与自己有关而无关乎他人，当个体认为自己的认知与行为已经实现“知行合一”，便达到了“心学”理想的精神世界。心学较之理学更加进入了形而上的抽象世界，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主观能动等哲学思想之大成，在个体意义上统一了认知与实践，辨析了主体与客体，指明了个体“内圣外王”的实现路径。正如钱穆先生所言：“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了宋儒留下的‘万物一体’和‘变化气质’的问题......良知既是人心又是天理，能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泯合朱子偏于外、陆子偏于内的片面性，解决宋儒遗留下来的问题。”理学走入的死胡同，被阳明先生的心学重新打通盘活，是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巅峰，其超越性绵延明清至近现代，成为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最主要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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