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张国华先生（1922年11月1日 — 1995年12月21日), 原北京大学法律系系主任, 中国著名法律史学家, 湖南醴陵人。1944 — 1946年在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法学院攻读哲学和政治学。抗战胜利联大解散,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完成学业, 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担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法律史教研室主任。文革期间备受摧残, 一度被遣回湖南原籍劳动, 1978年始得平反。1983年出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他为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中外法学界的交流, 做出巨大贡献。他是中国法律史学科的最重要奠基者, 也是全国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旗帜性学者。

此文为先生之哲嗣张若水于先生百年冥诞前夕写出的纪念文章。让我们有机会走进大师的生活和家庭, 并了解父子两代人思想的对话的精神的传承。

让思想成为乐趣

——纪念家父张国华教授百年诞辰

若缺

家父执教的大部分时间是教授法律思想史。父亲之所以开设这门课：一是，他认为思想是人类认知体系的核心，是从事其他研究的基础。大学教育的重点就应当是培养学生的思想能力；二是，思想研究本身也是他的兴趣爱好。而且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思想史可以说是能够排除干扰的最有效手段。不曾想到是，家父当初的选择和爱好，不谋而合地也成为了我如今的选择和爱好。

父亲很会讲故事。他讲的故事大多是思想故事，什么这个“子”，那个“子”的，在那个书籍不丰富，读书也不多的年代，父亲用这种方式给孩子们多补充一些知识，特别是充实思想。小时候的我对大部分故事内容并不太理解，父亲常常在饶有兴致地讲了一个带有大道理的故事后，看到我们满脸茫然的反映，虽难免会有些失落感，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让铁树开花的希望。只有母亲不管听了多少次，总是最兴奋的那个听故事的人。据母亲说她当年就是因为父亲会讲故事而被吸引的。

父亲看到讲故事的“课堂”效果不佳，就逐渐换成了以提问题的方式来充实子女。他试图不断地用看上去浅显的各种问题，启发我们进行相关的思想活动。在这种时候，母亲总是站在子女一边，与我们一起想方设法地提出各种刁钻的问题反过来为难家父。虽然今天回想起来，我很难说清家父当年这样做的具体目的是什么，或者说家父本来就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但基本可以相信的是，检验自己的思考效果和培养子女的思维能力是父亲·当时的两个重要的动机。而且从事后看，家父的做法的确对我的思维能力的培养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其中我以为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培养了自己将思想过程当成了一种伴随终生的乐趣，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乐趣。这也是促成我今天选择以研究思想问题作为后半生“事业”的首要因素。

今借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的日子，我就通过回忆两个家父当年提问给我的问题及当时的情景来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

一、罗素悖论

罗素悖论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家喻户晓的，但即便是在今天又有多少人曾深入思考过它呢？然而正是这个悖论当年带给我的是闪电般的触动，它击穿了当时我自以为是的整个认知架构，可以说明显转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初三的下学期，我被班级推举为团支部书记，当时思想很活跃，用今天的话说热衷于烹制“心灵鸡汤”。记得当时通过一篇以“育树的人”为题的作文，让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流着泪读完”。当了团支书后，我在北大附中自发组织成立了第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可以说风光一时。但每当我带着满身“正气”回到家里，却从父母的反应中看不到任何肯定的鼓励，反而能感受到他们流露出的淡淡忧虑。

正是在我这个踌躇满志，认为只要不断地推行一种主义就可以使社会不断进步，并为此积极行动的时期，家父很认真地提出了一个思想题罗素悖论，让我解答。悖论本身听上去并不复杂，是说：在一个小镇里有一位理发师，他对外宣称自己只给小镇里所有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在这个语境下，当理发师面对，“你给自己理发吗？”的提问时，就会产生悖论，即不管他回答“给自己理发”还是“不给自己理发”，都会与他之前宣称的“只给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相矛盾。

提出悖论后，家父让我分析产生悖论的原因。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自己的心智已经成熟，分析这个问题应当不在话下。

几天后，经过一番研究我终于有了“惊人”收获。我发现，如果将理发师改为卖菜的人，悖论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如果小镇的卖菜人宣称，“他只给不自己种菜的人提供卖菜服务”，那么当他在面对，“你是否给自己提供蔬菜服务”的提问时，也将发生悖论。于是我赶紧向家父汇报自己的成果。听到我的回答，家父只是淡淡地说：是理发师还是卖菜的不过是提问的形式的不同，并不改变悖论的内在逻辑。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悖论会发生？

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我去搬母亲这个救兵。家母很快想到了一个能够让问题更加清晰的提问方式，她说：如果我们将理发师改为镇长，如果镇长说，“我要全心全意地为镇上的不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居民服务”，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于是，我开始分析起来。首先要给镇长提出一个问题，“你为自己服务吗？”，然后再分析悖论是否仍然存在。分析的结果令我大吃一惊，因为悖论仍然存在，除非这个镇长不将自己视为镇上的居民。反之如果镇长将自己视为镇上的居民，则全心全意地为镇上的居民服务就可以变质成为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的借口。让我吃惊的原因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我自己时常挂在嘴边的政治口号，竟然从逻辑上说是一个悖论。想到这里，感到脑子嗡的一下就乱了，意识到问题重大，立马跑到家父那里请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难道不是一个极为高尚的政治情操吗？

家父说：为人民服务当然是高尚的情操，也是每一位政治家应当保持的基本素质。但问题在于它不符合必然逻辑，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我们不仅做不到，而且还可能产生物极必反的结果，把人民给害了。因为，镇长也是人民中的一员，也就是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包含着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的含义。因此，要评价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前提条件是将镇长的利益需求与人民的利益需求彻底切割，否则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当然，毛主席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从政治家的角度考量的，目的是减少私心，增加公心。但我们切记不要将主席语录极端化，否则就是对毛主席语录的误解。

我接着问：那如果我们建立一个能严格地区分人民需求的标准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家父答：你可以想象，我们根本不可能建立这样的标准。因为一旦我们建立这样的标准，就必然会将人民按照优先顺序进行分类，也就是说对不同的人实施不同标准的服务。而且你的标准越精细，标准越高，你排除的人就越多，服务的人就越少。最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了只为少数人服务，而将绝大多数人排除在外，甚至当作打击的对象。这时所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走到了它原来含义的反面，本来美的东西就变成了丑的东西。

我接着请教家父：那是不是说，一个人同时兼有两种身份，那么他在处理问题时，就自然会产生悖论呢？

家父回答：这只是原因之一。我们将一种概念包含着另一种概念的情况叫自指。在存在自指的不同概念之间进行交流，就存在发生矛盾的可能性。如罗素悖论中的理发师、你说的卖菜的人和妈妈说的镇长都存在自指的现象。虽然概念自指是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但还不是直接原因。

我说：那产生悖论的直接原因就应当是提问的方式了？

家父：想一想为什么呢？

我一时答不上来。

家父说：我们的思考不能就此截止，应当将问题不断地扩展，如此你的思想能力才能不断地进步。罗素悖论告诉我们，只要概念存在自指就一定存在内在的矛盾，可以说人类的历史或者说思想的进步就是在不断地企图克服自指和发现新的自指中成长的。但自指并不是产生悖论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当你在跨越不同身份的场合，却占在其中一个身份的立场上，用必然逻辑得出跨越不同身份的结论。例如在罗素悖论中，理发师既是小镇居民又是理发师，身兼两种身份，却用断然的语句说“我只给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因此就必然引发了悖论。

我说，那如此说来，政治就变成了没有根本原则的东西了？

家父，当然不是。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会维护一些公共的道德标准，如诚实、公平公正、平等、不偷不抢等等。只不过即便是这些标准也都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些道德标准中其实也包含悖论。当然对这些问题，你还需要积累一定的社会经验才能有更深的理解。

我还是不放弃地问：那这岂不等于说这种矛盾是不可克服的？

家父，起码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绝对没有自指现象的概念，如果发现了就是所谓的真理了。或许这种状态就是世界本来应该有的面貌。矛盾永远存在，克服矛盾的努力也永远不会终止。

家父接着说，我提出这个问题，只是想通过它提醒你，凡事不要极端。任何事情如果绝对化了都会引发悖论，在极端的情况下，任何好事都会变成坏事。注意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可别拿到外面讨论，很容易被别人误解上纲上线的。

说实话，罗素悖论对我冲击实在太大了。当时它不禁使我联想起两年前的一件事。一天放学回家，在信箱里发现一张寄给家父的明信片，寄信人是爷爷。让我极度震惊的是，这张明信片上有监狱监管部门的印记，还有地方革委会的章。内容大致是，爷爷说最近身体不好，营养不良，已经没有零用钱了，让家父速寄点钱改善生活。由于当时脑子一下子就蒙了，很遗憾没有详细记下明信片的特征。我将明信片交给家父，本想看看家父收到明信片的反应，但看到家父严肃又带有紧张的表情，还略带吃惊地瞟了我一眼，就知趣地走开了。因为我明白，这是一种很尴尬的时刻。但自那时起，我就在心里存下了一个大大的疑问：爷爷怎么是这样的境况？因为以前曾听过家母讲到过爷爷的事迹。她说爷爷早年参加华兴会，和黄兴是好朋友。后来曾因同情共产党，在马日事变时，作为师政治部主任的他还扣下国民党当局就地扣押鲍罗廷、李维汉等六名共产党代表的电报，放了他们。并因此进过国民党的监狱，后来是在老朋友程潜等人的担保下才保住了命。爷爷在老家还创建了一所中学，取名铁肩中学，并成为李立三等中共党员的活动据点等等。总之，之前我所了解的爷爷，一直是很光鲜的。但怎么一下子就成了恶霸地主，还在服刑劳动改造？由于怕刺痛家父，所以一直没敢问。

借罗素悖论的话题，我终于忍不住间接提出了自己几年来的疑惑。

我问：好人、坏人，对与错，是与非，是不是也存在悖论？

家父回答，只要你是用必然逻辑进行推理，好与坏、对与错、是与非就都会隐伏着悖论。因为好与坏、对与错、是与非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因此这些概念之间都是自指的。好人可以做坏事，坏人也可以做好事，从这个角度说，所谓好人、坏人的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家父似乎也意识到，我有暗示爷爷身份的意思。就婉转地补充说，有些事情可能需要你在获得了足够的社会经验后才有可能深刻地领悟。

每次在家庭内部讨论问题时，家母总是最后一个撤出讨论的。这次关于罗素悖论引发的讨论虽然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星期，但家母一直在默默地不放弃。后来家母突然插入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

家母的例子是：在由所有的自然数组成的小镇里，如果我们将被2整除视为“理发”，将数字2视为“理发师”，则这个“理发师”就可以这样说“我只给所有偶数‘理发’”，同时又避免悖论。

家父和我都被家母的巧思震动了。在争论了一番后，家父和家母共同的结论大致是：第一，在数学语境下，偶数和奇数的划分成功地避免了身份跨越问题；第二，数学问题是一种特殊的语境，它为数理逻辑的运用限定了最为严苛的前提条件，所以在这种语境下，必然逻辑是可以成立的，即便如此也是有条件的；第三，从提问的角度说，家母的提问方式并不涉及奇数，才没有刁难到“理发师”，这是关键。

家父说：其实，罗素悖论本身就是针对数学语境提出来的，所以才引发数学家的普遍危机感。

我说，本来感到好像清楚了，但现在又乱了。

家父说，思想问题大多是没有绝对的最终解的，很多思想问题困惑了不少思想家一生。但人类的思想进步从本质上说都是基于对这些思想问题的思考之上的。思考罗素悖论的难点其实会表现在对那些二元争论上，如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等，如果这些二元概念之间本来就不存在身份界限，那么它们之间的争论就是一种悖论。很多哲学家都折戟在这些问题上，所以你一时想不清楚是自然的，关键的是要把这些问题时刻保存在自己的记忆中，随时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和思维能力的提高，把它们调出来重新思考，目的是检验自己的水平，如此你的思想质量才会不断长进……

现在回过头看，当时我对罗素悖论的理解还是非常肤浅的。特别是缺乏对像家母提出的那类刁钻问题的抽象思维能力。当时对我来说，最大收获是缓解了几年来一直压在我心底的一个大的身份“包袱”，即“我的爷爷是恶霸地主，是一个大坏人，我要进步，就需要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同时自那以后，我不管是做事，还是想问题都多了一层思考，不那么的极端了。甚至对当时盛行的烹制“心灵鸡汤”的做法感到反感。

关于罗素悖论的讨论，还对我在初中毕业后，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独立作出的重大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那件事发生在高中刚开学，班主任找到我谈心，重点是想让我继续担任团支书，在婉拒不能的情况下，自己决定以转学的方式来回避这个难题。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期间，北大附中的教学质量还是要明显高于周围其他学校，由于害怕父母不同意，所以最后是背着父母，自己直接去办理了从北大附中转学到矿院附中的有关手续。理由是离家更近（文革期间，因家父受到冲击，我家也被迫从中关园2公寓迁到了当时北京林学院院内的一幢公寓）。当我将结果告诉父母，家父不理解地问：初中三年都过来了，为什么到高中要转学呢？我回答说：新学期老师还让我当团支书，感到太累了，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干好。从家父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对我的决定还是感到有些遗憾的。

由罗素悖论引发的讨论，可以说是对我的一场重大的思想启蒙教育。虽然当时我还不具备独立进行深入思考的能力，但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无疑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虽然家父当年的初衷很可能仅仅是为了帮助我克服极端意识，减轻行为极端的现象。但这种教育方式却使我逐步养成了一个好的思维习惯，凡事在下结论的时候，一定要多角度地去思考，在使用必然逻辑时要慎之又慎。更为关键的是，家父的教育方式，潜移默化地使得我将思考和破解“思想问题”变成了自己的人生最大的乐趣。

二、《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写作

这发生在十多年以后，我读研究生期间。

那段时间家父一直在酝酿重新编写一部中国法律思想史。出版社也数次找上门来约稿。家母更是每天都在催促。因为家母一直主动担任着家父手稿的誊写工作。一旦空闲下来，家母就会找事儿做。但家父却一直迟迟不动手，每天总是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让家母觉得行动迟缓。

有一天家父突然对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有大还是无大？”。别奇怪：因为在提这个问题之前，我曾向家父请教过很多关于道家思想的问题，有和无的概念也曾是内容之一。

我回答说：按照老子的说法，似乎应当是无大。

家父说：你别管老子是怎么说的，我问的是，你是怎么理解的。

我说：我认为是无大，因为有是从无中生出来的。

家父：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无不是真无，有也不是真有，即它们都不是绝对的。既然两者都不是绝对的，就不存在谁大的终极回答。

我问：那无又是怎么生出有的呢？既然无是有的“母体”，按照通常的理解就应当是无更大，从逻辑上说母是因，子是果。

家父：无能生出有，说明无是有“生育”能力的，故无不是真无，或者说无本身就含带有的成分，如此才能产生“生育”的行为。因此，从逻辑上说，无生有，应当是无和有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不能由此得出，无必然比有大的结论。

我说：这似乎又是一个“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了。

家父：可以这样说。其实这也是我们当下认知体系的系统问题。只要我们坚持必然逻辑进行思维，就会产生这类问题。它是一个普遍的存在问题，因此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

我说：鸡生蛋和蛋生鸡的确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按理说它也应当存在一种合理的解释，而不是不可解的问题。

家父：当然可解。但用现在的认知体系，或者说西方主流的理论体系是难以解释的。因此，必须在这点上有根本上的突破。我认为必须改造必然逻辑的思维方式，在必然逻辑中引入不确定因素。如果体系化地研究道家的思想，你会发现所谓的“无”和“有”之间是没有绝对界限的，就如王夫之所说“太虚，实者也”。或者说，所谓的“有”和“无”是物质在两种极端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有”和“无”只是相对于我们的感知能力而言的，我们能感知的东西，称其为“有”，而我们在当前条件下不能感知的东西称其为“无”，只有这样去理解，才能破解由必然逻辑导致的循环困境。

我说：我在物理的学习上也感到很多困惑，例如力、质量这些最基本的物理概念到底是什么？其实物理学都还没有搞清楚。在底层概念都不清晰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物理学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坚固。这个现象好像也与有大还是无大这个问题相关联。

家父：你具体举个例子。

我说：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讲的是引力。但引力到底是什么？牛顿自己，甚至迄今为止的整个物理学都解释不清。我认为引力不应当是一种单纯的物理量，而应当是所有物质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这种结果只不过在天体相互作用这种宏观背景下，表现为一种很典型的“引力”特征而已。

家父：很好的例子。你的想法和老师交流过没有，是不是普遍的想法？

我说：没有。我的想法太特别了，因此没有和其他人交流过。

家父：现在的物理学是怎么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我说：存在很大的争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牛顿力学定律只是有条件适用的局部规律。依照我的理解，它们其实就是一种经验公式，而不能成为通常理解的定律。因为它们在一些其他场合，如微观或强场条件下明显不适用。但就普遍而言，如今的大多数科学家仍然相信必然逻辑，如认为DNA包含了所有的遗传信息等。但依我的感觉，我更倾向于您说的要在必然逻辑中增加不确定空间，才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例如病毒在产生抗药性的过程中，明明是先有DNA，后有药物的伤害。如果用必然逻辑，我们是解释不通的。只有把DNA的形成过程视为一种动态的适应过程才能解释，如此病毒才可以根据环境的不断变化来不断地“书写”自己的DNA结构，并在自己的后代身上产生出抗药的能力。也就说遗传结构遵循的不是必然逻辑，而是您所说的可变逻辑。

我接着问：您怎么突然对无大还是有大这个问题感兴趣了？

家父：不是突然感兴趣，而是一直在存疑。现在我正在思考一个大的系统问题。以前我们按照西学的体系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似乎走不通了。这样整理出的中国思想史有些不伦不类，不能体现中国思想史发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我说：我赞同。西方学者一方面认为中国的思想体系很玄妙，另一方面又看不起，认为中国的思想体系没有清晰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

家父：是呀！其实西方的哲学家不能理解的是，儒家的中庸观、道家的物极必反认知，就是中华文明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因为事物都不是绝对的，所以中庸和物极必反才是自然的。我们自己的很多学者也不理解这一点，如钱钟书甚至认为物极必反是病句，他认为：“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巧若拙”之类的话都是病句。像钱钟书这样用西方的直线思维方式去理解老庄思想、儒家思想怎么可能行得通呢？

我说：物极必反在自然科学中也是一种常识了，有序到了极致就自然会坍塌掉。您这么一说，好像切中了一些我在对比东西方思想时常感到的困惑。

家父：说说看有哪些困惑？

我说：中国的思想比较内敛、玄妙，虽看上去条理没有那么鲜明，但却感觉有更深的道理在里面，例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庄思想中的例子就更多了，如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等等。而西方的思想则显得更张扬、棱角分明、更有侵略性。刚接触一种主义时，会觉得很有穿透力，但当你细细品味时，又总感到力有不到之处。例如，唯物主义看上去洞穿了整个世界，但在实践中却前进不了几步。回过头再研究唯心主义也觉如此。总之，中西思想体系的不同之处很多，而且感觉这种不同是体系上的不同，但又说不出更深的道理。您今天问“有大还是无大？”，似乎是关键。

家父：东西方思想体系的确存在系统性的差异。我们必须以这种系统性差异为主轴才能将各自的思想体系表达清楚。西方的体系大致是清晰的，即承认绝对真理的思想体系。反之，中国古代主流思想体系就应当是不承认绝对真理的，起码带有浓厚的不承认绝对真理的成分，特别是老庄思想体系。既然不承认绝对真理，那么与之配属的思维逻辑就不应当是必然逻辑，如果按照这个脉络进行整理，就能较好地解释，从前很难解释的，存在于中西方思想体系中的那些差异了。

我兴奋地赶紧说：那您为什么还不着手写呢？

家父：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第一，我自己还没有想得太清楚，例如诸子的思想很纷杂，各家学派的观点前后变化又很大；第二，我还没有整理出，观察、分析问题普遍适用的方法，具体说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分析事物，才能与不必然的逻辑思维模式相自洽；第三，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太过敏感。如果说前两个问题是技术问题，可以在实践中加以总结和提升的话，第三个问题才是关键。因为，按照这个思路去写，就必然会牵扯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地位问题。

后来家母也加入了进来，我们讨论的内容很快扩散开，谈到了：时间是否可以被穿越？时间是否可逆？如果我成为神仙，我将遇到什么问题？中国的神仙与西方的创世神之间的区别等等。最后，三个人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所有问题都最终涉及到对待确定性的态度上，而这也是导致世界观分歧的根本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的思想体系是有明显不同的。

在新编思想史的写作问题上，我和家母站在一起，观点比较激进，主张不管政治环境如何，先动手写出来再说，而家父则要保守得多。

家父说：你们的想法未免有些幼稚。在条件不具备时，在强大的传统势力面前，所谓好的思想只不过是“飞蛾扑火”。你们所说的好的思想在历史上数不胜数，但它们的大多数在现实中可能连一点点涟漪都未泛起来就消失掉了。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保护好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等于保护好了思想本身。

我说：对国家和社会明显有利的事情，难道不去争取吗？

家母也强调：思想只有保持独立性才能不断促进认知的进步。

家父说：谁说不争取。我会找机会与学珍书记讨论此事的。

后来，家父也的确和学珍书记就此事认真讨论了多次。学珍书记虽也认为这件事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反复斟酌后，还是认为条件不成熟。我曾听到他们在一次讨论时的只言片语。那次是学珍书记路过家门口，两人碰上了，就在镜春园83号的院子里讨论起了这个问题，估计之前他们已经交流过看法，因为这次他们是直奔主题的。我无意中听到学珍说：思想观念太超前，我们很可能驾驭不了，容易引发普遍的社会问题。

在家父眼里，学珍书记是他所遇到的“最为开明的书记”。后来我问过家父他与学珍书记交流的结果，他说学珍书记本人对写作计划很感兴趣，而且认为很有积极意义，其中不少问题也是他自己迫切想求解的。但他认为当前的政治环境还没有宽松到可以让这类理论书籍出版的程度。

对此家父是理解的，并认可了这个结论。但从思想的角度，他还是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最后缩编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其实就是一个炒冷饭的结果，不伦不类，家父自己也非常不满意，甚至一度不想拿出手。家母在誊写过程中也时常摇着头说，这不像新编呀。记得家父有一次叹息地说：当时机成熟了以后很可能就是你已经掌控不了局面的时候，那样的话一切就都晚了。思想开放得越早，只会对党和国家更加有利，因为选择的空间更大。显然这句话是针对前面提到的学珍书记的话说的。当然，家父也知道，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学珍书记是不能决策的，他的表态更多的是一种对作者“负责任”的体现。

有一次我问父亲，您的那些好想法为什么不讲给学生们呢？家父说，这是一个体系问题，需要建立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因为从根本上说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如果掌握不好火候，很容易引发学生的过激反应，那样还会毁了学生。家父接着叹息道，一代人本应该做好一代人的事情，看来我们这代人是做不好我们这代人应该做的事情了。

对家父当年的这句叹息之语，我在今天有了自己的更深刻体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正应和了时下学界的一种说法：中华文明在近现代遇到了三大挑战，叫做“挨打、挨饿、挨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建立新中国基本解决了挨打的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通过改革开放基本解决了挨饿的问题；接下来新的领导集体的核心任务应该解决的是挨骂问题。挨骂是更难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后续发展是否健康和可持续，也就是如何才能做到毛泽东与黄炎培先生多次谈到的，克服历史轮回的难题。

挨骂的问题之所以是三个问题中最困难的问题，还因为从根本上说，它涉及到人们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思维逻辑这些根本性问题。在承认绝对真理语境下，挨骂问题主要表现为角度主义之争。争论的双方从各自不同的利益角度和文化历史背景提出的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也都各有各的缺陷，是不能用简单的是非标准来评判的。由于我们的角度相对于西方的视角太过于特殊，所以挨骂更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应当指出的是，我们此前采用的解决挨骂的方法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我们的做法是，越是挨骂就越是坚持自己的主义，相信只要主义真，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这种做法从必然逻辑上说是不自洽的，因为如果一种主义就是真理，那么依据这个真理所表达的必然逻辑，所谓的挨骂问题早就解决了，如恩格斯所说真理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别人是没有任何可站得住脚的理由来反对这个真理的。而且这个真理也不用我们如此费心操劳早就应该成为现实了。挨骂的问题之所以还存在，而且还表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这种局面本身就说明，我们坚持的真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恩格斯所认为的那种真理。因此坚持的结果既不会对我们应当坚持的东西有明显助益，也不会对我们应当改正的东西有大的推动。相反发现我们认为的“真理”背后的缺陷，找到产生这种缺陷的原因，并加以修正才是解决挨骂问题的正确态度。也有一部分人简单地从民粹主义角度认为，我们之所以挨骂其实就是我们与西方不同利益冲突的表现，我们强大了，让别人感到受到威胁了，他们自然就会骂你。其实判断这种观点是否成立很容易，我们可以关起门来让我们自己的人敞开来进行讨论，我们会发现在自己内部，对如何治理社会，我们自己人也是互相在骂的，而且骂得比别人还凶。这说明挨骂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是思想认知问题。虽然关于社会应当如何治理这个思想认知的问题，自打人类社会诞生起就一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互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挨骂这个现象为什么今天在我们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一定是有我们自身更加突出的问题的。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思想者的责任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我们当然不指望能够彻底解决挨骂的问题，甚至我们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治理模式都会挨骂，将来也避免不了。但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担当，就是通过我们的思想努力可以做到骂我们的人，比骂别人的人更少。

我认为要想有效地缓解挨骂问题，必须进行大胆的思想创新，更多地运用政治智慧。而这种智慧一直就存在于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中，我将其概括为不承认绝对真理的世界观、相关性逻辑思维和谱看事物的方法论。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才能讲好自己的故事，并最终占据软实力的制高点，有效缓解挨骂的被动局面。

如果换一个视角，从骂我们的人的立场上说，前面所讲的道理同样适用。回顾西方哲学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任何一个主义自它诞生之日起就在骂人，也在挨骂，而且骂来骂去的结果就是不断产生大量新的主义，产生新的互骂的内容。因此，从更大的视角，更广的视野，用新的世界观、思维逻辑和观察事物的方法论去思考才有出路。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轨迹，要预测这个轨迹是很困难的，更不要说去设计它了。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当过老师，下过海，后又上岸做了律师。虽然每次选择都说不上有多么的成功，但自认为做得还是远都在平均水准之上。然而，不管我选择做什么，总感觉心是浮动的，似乎在暗示这些都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当匆忙的生活脚步突然不得不减缓下来，没有什么事情在逼迫你明天必须去做的时候，那些一直被以种种借口压制着的冲动一下子就借机涌现出来，何不借这个安安静静的机会将自己长期积蓄的思想问题整理一下，写成书取乐自己呢。开始时我只是想让封闭期间的日子过得有些意义，但没想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种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告诉我，这才是我所追求的生活，才是我的兴趣所在，也才是最能体现自身价值的事业。不知不觉近二十年过去了，至今我仍在自称为独立研究的事业中乐此不疲。不用看领导的脸色，不用为饭碗折腰，不用给权贵献媚，任凭思想自由驰骋，开花结果。

绕了一大圈，之前的所有主动选择，当教师、下海、当律师；和再早的被动选择下乡当农民、回城当工人，看似都与2003年的选择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甚至相差十万八千里。但当我最终做出那个选择后，又会发现之前的种种选择又都是为了这个选择而做的铺垫，是为了给我之后的选择积累足够多的社会历练，和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

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我以若缺为笔名，已完成了近二十部学术专著。能够踏实下来从事没有立竿见影回报独立研究，我认为对思想本身抱有浓厚的兴趣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强烈的兴趣驱动，仅凭利益和名誉的诱惑，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是难以想象的。而且从思想本身考量，主要凭兴趣进行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有可以带来思想相对独立和客观的好处，也可以帮助思想者减少因成见对思想质量的影响和各种利益对思想内容的扭曲，从而有利于扩大自己的视野和思想境界。

当然，我今天能够把思想当作自己最大的乐趣，是与家父、家母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关联性，使得我在思想的过程中，时常感觉家父和家母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离我都不太远，甚至常常能感受到他们微带笑容的面庞和殷切希望的眼神，仿佛在鼓励和监督我在思想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走得更深更远。从人类文明演化的大视野说，这种与前辈冥冥之中的互动现象也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自然规律使然，目的是让人类思想的演进不会出现断层。所以我们今天才会用以更多的思想成果回报前辈的养育之恩方式，从事着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事业。

随着具体研究的不断深入，我越发感觉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是极其宝贵的。既曾经以近乎狂热的热忱投入到各种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中，又曾经忍受过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灾难的煎熬；既曾经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中当过农民和工人，也曾经在改革开放后在商品经济中试过水性。我们经历的丰富程度是我们的下一代人乃至下几代人所难以比拟的。这种巨大的反差决定了，我们对社会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大概率地远胜于我们的后几代人，因此我们这代思想人，自然也有更大的责任将我们对世界、对社会的理解传达给我们的后代。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后代有属于他们时代的生活，他们的时代也不会是我们时代的简单重复。但我们作为过来人应当有这样一种风险意识，即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可见未来，如果我们没有尽到我们这代思想人的责任，那么我们曾经经历的那些灾难和挫折很可能会换一种形式加倍地再现到我们的后代的身上。

在思考挨骂的问题上，我有一点体会想借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凡由重大社会问题引起的骂战，都不是绝对的谁对谁错、谁好谁坏、谁是谁非的问题，因此缓解骂战更有效的方法应当是劝架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参战方式，试图以更高的声调、更强壮的阵营打垮另一方来彻底解决问题。面对骂战更靠得住的基本认知应当是，如果其中一方握有基于必然逻辑意义上的真理，那么这个骂战是战不起来的，除非对方完全没有逻辑思维能力。而且越是重大的话题，越是争论得久的话题，越是如此。对于像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平等主义与自由主义、专制与民主这样的，曾有无数人参与的，争论了数百年的特别重大的社会话题，如果我们还是延续过去的做法，作为一个参战者加入其中的话，那么其结果只能是重复矛盾，而不是缓解矛盾。

这个基本认知也是我们劝架的立足点，将争论双方各自在不同条件下的长处和短处分析出来，诱导他们以相互取长补短的方式缓解分歧，以期达到平息骂战，化敌为友的效果。这种化解矛盾的做法，我称之为智慧的利己，因为其结果既利己也利他，既容易被双方接受，也是可持续的。另外，从一个思想者的角度说，“劝架”由于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度挖掘，更有利于减少先入为主的成见，也更有利于扩大自己的视野，因此比简单“参战”的要求更高，自然也更有利于自身思想质量的提升。

光阴荏苒，一年又一年，家父离开我们竟然已有二十七个年头了，但自从转入独立研究状态，我感觉自己对家父的记忆非但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模糊，反而随着思维能力的提高和思考问题的深入而越来越清晰，百感交集中也为两代人之间能以这种方式交流和传承而感到一些欣慰。我写作此文，既作为家属，也作为一个思想的晚辈，以表达对家父、家母养育和教诲的深切感恩之情。

原文首发《近代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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