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西方文明，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中华文明既优也劣。
优在它认识到事物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属性，不承认绝对真理。 因此表现在政治上讲中庸，追求社会和谐；在宗教上讲悟，不走极端教义路线；在哲学上讲“无”生万物，不谈绝对价值观；在文化艺术上讲境界，重写意。
劣在它忽视事物普遍存在的确定性属性，虚而不实。因此表现在政治上对“利”疏于引导和利用，限制商业的发展；在宗教和哲学上，均形而上过重，形而下不足；在文化艺术上，写实的表现形式严重欠缺；在科学技术上更是缺乏主动探寻确定性和追逐利益的动力。“
本文为壹嘉新书《说东道西：深度解析中西文明之差异》的引言。作者若缺，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硕士，现为执业律师，2003年起从事独立研究。曾出版《社会系统学的基本原理》（湖北科技出版社）。本书为他正在写作的”谱看世界“系列的第一部。
《说东道西：深度解析中西文明之差异》若缺著，壹嘉出版2019年4月版。亚马逊有售。

一个文明的形成不可避免地都要从思考“我们身处的世界是从哪里来的，又将归结到哪里去”这样的最基本问题开始，中华文明如此，西方文明亦是如此。从这点上说，不同文明的源头都是一样的，后来产生的差异正是从对这个问题不同的解答开始的。中华文明认为世界是没有元叙事的，即世界没有绝对的创世，也没有必然的终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为中华文明政治理论主流的儒家思想追求的是“中庸”；作为中华文明宗教主流的佛教是不信神，也不造神的；作为中华文明哲学思想的代表，老子学说更是不承认有绝对真理的。三者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一致性。
与中华文明不同，西方文明认为世界有始有终。它的宗教是有神的，它的主流哲学思想是承认绝对真理的，它的自然科学正在探索着宇宙的第一次推动，它的政治理论也在试图终结历史。当然，在这两大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内部质疑的声音始终是存在的，但这些声音仅仅是“杂音”，并不能影响主流声音对世界观表达的声势。正是这种对世界本质理解的不同，导致了两大文明的差异。反过来说，今天我们在表观上看到的两大文明的许多不同都能追溯到对世界理解的这个根本不同上。
对比西方文明，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中华文明既优也劣。
优在它认识到事物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属性，不承认绝对真理。 
     因此表现在政治上讲中庸，追求社会和谐；在宗教上讲悟，不走极端教义路线；在哲学上讲“无”生万物，不谈绝对价值观；在文化艺术上讲境界，重写意。劣在它忽视事物普遍存在的确定性属性，虚而不实。因此表现在政治上对“利”疏于引导和利用，限制商业的发展；在宗教和哲学上，均形而上过重，形而下不足，难以对大众普及传播；在文化艺术上，写实的表现形式严重欠缺；在科学技术上更是缺乏主动探寻确定性和追逐利益的动力。中华文明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鲜明。
作者在本书中首次在学术上明确提出了中华文明世界观这个命题，并将其概括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共同载体。中华文明世界观成形的标志是《老子》，《老子》的第一句话，   “ 道可道，非恒道”，可以说就是这种世界观的简洁表述。道是什么？道指世间所有事物遵从的规律，既包括有形的物体，也包括无形的各种活动。这句话的意思是：世间所有事物你都是可以追求和表达的，但不管你如何追求和表达，你都不能获得绝对的结果。例如：美是可以追求的，但我们不可能获得完美。因为完美意味着美被终结了，后人再也没有美可以去追求了，美死亡了，思想也死亡了。又例如：生命这个概念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表达、去定义，但不管我们怎么去表达、去定义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严谨，也就是说生命与非生命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否则生命就不可能由非生命产生。
既然老子的这句话反映了世间所有事物普遍遵从的规律，我们何不按西方人的习惯将其称为老子定律？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创立了事物普遍遵循的最基本定律。而老子定律如果不从中华文明的世界观去解释，是不可能解释通的。既然“道”指的是世间所有事物遵从的规律，那就意味着当我们用任何具体的词语来表述它时都会有缺陷，都只是局部而不是全部。这与西方文明所指的规律有着本质区别，西方文明所说的规律都意味着产生一个具体的确定性结论，但老子定律并不直接产生任何具体的可以在实践中面对的确定性结论，它给出的唯一确定性结论就是“绝对”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绝对本身是不可实现的，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在实践中面对它。
在这个问题上，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就产生了直接的冲突，这个冲突的根源是两大文明对世界本质的认知不同。那么谁对呢？如果从根儿上说，我们可以明确地回答是中华文明对。但在任何具体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并不能给出绝对的是与非的回答。看上去这很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矛盾。
应当承认，老子虽然提出了老子定律，但他本人对这个定律的认识也并不是全面的，这表现在他过于强调了对绝对的否定，而轻视了对确定性追求的必要性。因此，他对现实世界的态度虚而不实。这种态度本身也违背了他自己确立的定律。因为这个定律首先告诉我们：   “ 道可道”，即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追求的，它否定的只是这种追求的绝对，即“非恒道”。不管人们的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人类的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追求不同条件和环境下的局部和有限确定性展开的，是你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我们每时每刻都要面对选择，这些选择的实质就是对确定性的追求，老子定律告诉我们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老子定律并不能告诉我们怎样选择是合适的，对待眼前的选择老子的态度是等等看，不轻易采取行动，等积累了充足的经验后再选择，我们不能说老子的态度不对，但这种态度多少有点消极，有些事可以等，很多事是等不起的，不仅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犹豫徘徊之间一晃就过去了，而且因为困难往往会随时间延长而加大，那时再去选择无疑会增加付出的成本。老子在具体作为上的消极，也反映出老子定律的一个重大缺陷，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正是这个缺陷慢慢演化成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重大性格缺陷，重虚不重实。作者在《社会系统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中，通过组织定律的形式对老子定律做了更为全面的表述。关于组织定律在本书中作者也将有较为详细的讨论。
在老子数百年后传入中国的佛教，其世界观可以说与老庄哲学不谋而合，认为世界是无始无终的。这也是佛教能在中华大地扎下根来，并演化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关键原因。甚至在今天，绝大多数人对宗教仍存在一个重大误解，即认为宗教与科学是不共戴天的。导致这一误解的原因是人们以为宗教都是有神的，而迄今所有科学的证据都不支持神的存在。其实起码对佛教来说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因为佛教不仅无神，而且批判神的存在。作者在本书中指出，佛教不仅不与科学冲突，还对科学有助益。这是佛教积极的世界观所致。当然佛教也有它的问题，如不重视对人的利己本能的正常疏导，片面地强调克制利己，将利己与利他对立起来等。
作为中华文明的另一主线，儒家思想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出世界观问题，但从孔子将中庸视为德的最高境界这一点看，它与老庄、佛教的世界观是相通的。但随着儒家思想逐渐演化成儒教，特别是到程朱理学时期，糟粕就多了起来，也与老庄哲学和佛教思想发生了明显背离，这是我们需要批判的地方。
自近现代以来，中国学者对儒家思想或儒教的定位就陷入了一种非常矛盾的态度，肯定的否定的都有自己貌似充分的理由，其实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不管是肯定者还是否定者，都没有辨清儒家思想的优劣到底在哪里，他们用以进行评价儒家思想的理论体系自身也都存在问题。作者以为儒家思想的优点在于：在社会治理的实际操作层面，儒家思想强调了人的社会依赖本能的作用，例如强调家庭的作用，强调利他的君子范儿，并提出了一系列以人的社会依赖本能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如忠孝仁义等；在理论体系上，儒家思想与老庄哲学、佛教思想相契合，提出了有利于社会整体发展的中庸、和谐的社会治理理念。儒家思想的缺点在于：在社会治理的实际操作层面，儒家思想忽视了对人的利己本能的调整，片面强调克己，将利己与利他对立；在理论体系上，儒家思想的发展后期越来越强调统治的绝对合法性，背离了中华文明的世界观。
以上为本书第一编内容：中华文明优劣辨，着力于”自知“。
第二编“西方文明是非谈”的目的，是在做“知人”这件事。由于相对于中华文明处于一个阶段性的下降区间时，西方文明则正处在一个明显的上升期，西方人更多是在做发展自己文明的事情，“自知”远非主流。同样的原因，中国人虽然大量在做这件事，但看别人是的地方过多，非的地方过少，甚至把非当是来看待。当然所谓的是与非并不是绝对的，若不从文明的根子上加以区分是很难辨别的。
作者以为与中华文明优劣的原因一样，西方文明的是与非从根本上说也出在其世界观上，但是与非的内容却与中华文明相反，即西方文明“是”在对事物确定性的主动追求上，“非”在对事物不确定性的认知不足上。简言之，我们要学习的是西方文明对确定性的积极追求，要防止的是西方文明对确定性的绝对追求。
西方主流哲学体系从苏格拉底开始就走偏了， 即它承认所谓的绝对真理，并为此奋斗了整整两千五百多年。但恰恰是这个走偏了的主义造就了西方文明对确定性不懈追求的秉性，并由此引发了从蒸汽革命到信息革命的现代化浪潮，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实这并不矛盾，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共同载体，西方文明带有根本性的错误反而在迎合事物确定性上产生了自觉的积极意义。即这种意识推动下，人们纷纷在“高”、“快”、“精”各个方向上追求绝对，虽然绝对是错的，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更高”、“更快”、“更精”的结果却是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下可以追求的，并可以产生积极的意义。不幸的是，与自然科学向绝对进军的努力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不同，在社会科学领域，向绝对进军的努力无一例外地都会产生极其消极的结果，其道理很简单，不像非生命物质，人和人类社会根本承受不起这类超“极限”运动的强大冲击。我们很难想像，如果ISIS在全世界取得了执政地位，人类 将面临怎样的苦难，而ISIS仅仅是向绝对迈出的一小步而已，仅仅是这 一小步就已经让全世界神经紧绷了，何况是一大步，更何况是一大步一大步地走下去呢？。
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相互呼应，西方宗教信神，西方政治学讲主义，三者与中华文明三大主线儒释道一样也保持着一致性，共同形成了西方文明的基本特质，重实而不重虚，或者说强在对确定性的追求上，弱在对不确定性的认识上。这一文化性格决定了西方文明的优劣与中华文明的优劣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华文明的长处是西方文明的短处，西方文明擅长的是中华文明欠缺的。
在宗教领域，西方宗教的教义明显带有在神表象下的绝对性，因此在教义的传播上强调“牧”，而不是“悟”。由于对绝对化教义的解释本身是不可能绝对的，即主观上虽然认为某一教义是绝对的，但由于绝对是不存在的，人们无法实现对教义的绝对表达，因而在有神宗教中往往会产生势不两立的教派纷争，也很容易产生极端的邪教分支。虽然佛教也存在很多学派和分支，但这些分支之间大体能彼此包容，不会水火不容。这也容易理解，不同的悟和不同的真理，当然是后者的排他性更强。
除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文明最引以自豪的成就恐怕就是它们称为民主体制的这个东西了。这样说似有不敬的意味，的确作者并不像西方政客那样把这个东西太当回事儿，虽然作者也承认民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好皇帝和坏皇帝的问题，但仅此而已。对民主，作者与西方学者主要的认识区别在于，作者看重的是民主真正的自组织程度，而西方学者更看重的是所谓制度本身。这是因为老子定律早就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这种企图作者称之为永动机错误。在作者看来，西方现行的民主体制远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民主，它只是一种很初级的民主形式，甚至更多的还只能算是一种专制，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专制的区别在于，这种专制是被动的专制，即它需要经过一定选举程序授权。在这种制度中，民众对社会治理的参与程度实际上并不高。不少西方学者也承认这一点，但他们通常认为那种更高程度的民众参与是难以实现的。说到根儿上，还是西方哲学思维在作怪，是他们认为可以通过预设一种制度来解决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第三编，走共同文明的发展道路。其目的当然是在做好“知人”与“自知”，也就是在弄明白西方文明的是与非和自己文明的优和劣的基础 上，探讨如何实现“自强”。而要分析人类社会的两大文明体系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问题，首先需要思考的就是我们原来用以评价文明的理论体系是不是存在重大缺陷，如果这一体系本身存在问题又未被发现和纠正，则自强当然也就无从谈起，甚至老病加错药，越治越病。
说到进步就存在一个方向和目标的问题，此前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根本分歧的，中华文明认为社会问题没有终解，这里有这样几层意思：1、虽然每个文明的发展趋势都体现为对善的追求，但各个文明并没有必然的统一归宿，即西方哲学所理解的那种大同或至善；2、每个文明都有自身急迫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由各自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不同的文明选择的治理方向是不同的，而西方文明常常罔顾具体条件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认为不同文明的发展应当有共同的方向；3、社会的治理从根本上说是道与魔比速度，比力量，比智慧的过程。魔随时随处都有可能产生，因此道随时随处都面临新的挑战；4、道与魔都具有两面性，道非纯道，魔非纯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两者的斗争是全方位的。
悲观吗？是，在这个问题上适度的悲观比盲目的乐观要清醒得多；也不是，因为只有看到问题的根本所在，才能更好地面对问题，减缓问题。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多地忧虑未来，只要我们对人类的智慧有信心，我们就应当对未来有信心。
为实现这个大同，中华文明可能要肩负起更多的责任，即普及中华文明世界观的责任。与西方文明向其他文明推销自己的价值体系过程不一样，中华文明宣传自身世界观的过程是一个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是既利自己也利他人，他人不获益，自己也不能获益，他人获益越多，自己也才能获益更多的过程。要说作者对西方文明一点成见没有，那并不客观，但作者真正反感的是其思维方式。当行为人自以为利益、道德、善、恶都有真理时，这样的事情就会堂而皇之地自然出现。举个典型的例子。民主可以说是西方政客展现软实力最常用的辞藻之一，在他们的意识里民主和专制是代表善恶截然不同的概念，而他们自己则是民主当然的代言人和裁判者。这些政客会根据与自身利益的轻重缓急随时以推进民主为幌子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甚至发起颜色革命将不顺眼的政权推翻，至于结果如何，是否引发这些国家的内战，是否导致大量的流血牺牲和人道主义灾难，则是另一回事。当然，我们不排除部分政治家在这中间具有理性的思考，出于善的愿望，但我们更不能排除有相当一部分政客打心里就希望把这些国家搞乱，以便从中渔利。与之相反，在中华文明世界观看来，所谓专制和民主问题不是一个绝对的是非问题，在社会治理问题上没有绝对的专制和绝对的民主，每一个国家都应当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探索适合的专制和民主或曰他组织和自组织的程度。虽然，我们不排除有些国家在实践中存在明显不合理的过度专制现象，但裁判权也应掌握在这些国家的人民手里，外部势力可以进行善意的提醒，但应尽量少地直接介入。否则难逃浑水摸鱼之嫌。
虽然，本书讨论的主要内容涉及了人类文明几乎所有最核心的部分，从中华文明道的精髓、禅的思想、中庸的境界，到西方文明哲学的实质、神的灵魂、主义的玄异，无一不是困扰了中外学者成百上千年的课题。作者之所以敢在一本书中同时向这些重大课题发起挑战，当然不是因为作者比前辈们更加聪明，而是因为作者巧借了一只特殊的“梯子”，这只梯子的一半是中华文明的“左肩”，另一半是西方文明的“右肩”，因此才得以使书中的观点站得更高，看得更广。可以这样说，本书所有主要观点都是前人曾提出过的，但所有这些观点又都经过作者的再次“调味”，赋予了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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