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壹嘉新书《说东道西：深度解析中西文明之差异》引言部分。作者若缺，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硕士，现为执业律师，2003年起从事独立研究。曾出版《社会系统学的基本原理》（湖北科技出版社）。本书为他正在写作的”谱看世界“系列的第一部。

《说东道西：深度解析中西文明之差异》若缺著，壹嘉出版2019年4月版。亚马逊有售。


中华文明认为世界是没有元叙事的，即世界没有绝对的创世，也没有必然的终世。作为中华文明政治理论主流的儒家思想追求的是“中庸”；作为中华文明宗教主流的佛教是不信神，也不造神的；作为中华文明哲学思想的代表，老子学说更是不承认有绝对真理的。三者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一致性。

西方文明认为世界有始有终。它的宗教是有神的，它的主流哲学思想是承认绝对真理的，它的自然科学正在探索着宇宙的第一次推动，它的政治理论也在试图终结历史。正是这种对世界本质理解的不同，导致了两大文明的差异。

对比西方文明，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中华文明既优也劣。

作者在本书中首次在学术上明确提出了中华文明世界观这个命题，并将其概括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共同载体。

中华文明世界观成形的标志是《老子》，《老子》的第一句话，   “ 道可道，非恒道”，可以说就是这种世界观的简洁表述。道是什么？道指世间所有事物遵从的规律，既包括有形的物体，也包括无形的各种活动。这句话的意思是：世间所有事物你都是可以追求和表达的，但不管你如何追求和表达，你都不能获得绝对的结果。

西方文明所说的规律都意味着产生一个具体的确定性结论，但老子定律并不直接产生任何具体的可以在实践中面对的确定性结论，它给出的唯一确定性结论就是“绝对”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绝对本身是不可实现的，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在实践中面对它。

老子过于强调了对绝对的否定，而轻视了对确定性追求的必要性。因此，他对现实世界的态度虚而不实。

不管人们的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人类的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追求不同条件和环境下的局部和有限确定性展开的，是你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我们每时每刻都要面对选择，这些选择的实质就是对确定性的追求，老子定律告诉我们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老子定律并不能告诉我们怎样选择是合适的。

老子在具体作为上的消极，也反映出老子定律的一个重大缺陷，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正是这个缺陷慢慢演化成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重大性格缺陷，重虚不重实。

佛教世界观与老庄哲学不谋而合，认为世界是无始无终的。这也是佛教能在中华大地扎下根来，并演化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关键原因。

作为中华文明的另一主线，儒家思想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出世界观问题，但从孔子将中庸视为德的最高境界这一点看，它与老庄、佛教的世界观是相通的。

儒家思想的优点在于：在社会治理的实际操作层面，儒家思想强调了人的社会依赖本能的作用，例如强调家庭的作用，强调利他的君子范儿，并提出了一系列以人的社会依赖本能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如忠孝仁义等；在理论体系上，儒家思想与老庄哲学、佛教思想相契合，提出了有利于社会整体发展的中庸、和谐的社会治理理念。儒家思想的缺点在于：在社会治理的实际操作层面，儒家思想忽视了对人的利己本能的调整，片面强调克己，将利己与利他对立；在理论体系上，儒家思想的发展后期越来越强调统治的绝对合法性，背离了中华文明的世界观。


西方文明“是”在对事物确定性的主动追求上，“非”在对事物不确定性的认知不足上。

西方主流哲学体系承认所谓的绝对真理，并为此奋斗了两千五百多年。但恰恰是这个走偏了的主义造就了西方文明对确定性不懈追求的秉性，并由此引发了从蒸汽革命到信息革命的现代化浪潮，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不幸的是，与自然科学向绝对进军的努力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不同，在社会科学领域，向绝对进军的努力无一例外地都会产生及其消极的结果，其道理很简单，不像非生命物质，人和人类社会根本承受不起这类超“极限”运动的强大冲击。我们很难想像，如果ISIS在全世界取得了执政地位，人类 将面临怎样的苦难，而ISIS仅仅是向绝对迈出的一小步而已，仅仅是这 一小步就已经让全世界神经紧绷了，何况是一大步，更何况是一大步一大步地走下去呢？。

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相互呼应，西方宗教信神，西方政治学讲主义，三者与中华文明三大主线儒释道一样也保持着一致性，共同形成了西方文明的基本特质，重实而不重虚，或者说强在对确定性的追求上，弱在对不确定性的认识上。这一文化性格决定了西方文明的优劣与中华文明的优劣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华文明的长处是西方文明的短处，西方文明擅长的是中华文明欠缺的。

在宗教领域，西方宗教的教义明显带有在神表象下的绝对性，因此在教义的传播上强调“牧”，而不是“悟”。由于对绝对化教义的解释本身是不可能绝对的，即主观上虽然认为某一教义是绝对的，但由于绝对是不存在的，人们无法实现对教义的绝对表达，因而在有神宗教中往往会产生势不两立的教派纷争，也很容易产生极端的邪教分支。虽然佛教也存在很多学派和分支，但这些分支之间大体能彼此包容，不会水火不容。这也容易理解，不同的悟和不同的真理，当然是后者的排他性更强。

在作者看来，西方现行的民主体制远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民主，它只是一种很初级的民主形式，甚至更多的还只能算是一种专制，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专制的区别在于，这种专制是被动的专制，即它需要经过一定选举程序授权。在这种制度中，民众对社会治理的参与程度实际上并不高。不少西方学者也承认这一点，但他们通常认为那种更高程度的民众参与是难以实现的。说到根儿上，还是西方哲学思维在作怪，是他们认为可以通过预设一种制度来解决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中华文明认为社会问题没有终解，这里有这样几层意思：1、虽然每个文明的发展趋势都体现为对善的追求，但各个文明并没有必然的统一归宿，即西方哲学所理解的那种大同或至善；2、每个文明都有自身急迫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由各自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不同的文明选择的治理方向是不同的，而西方文明常常罔顾具体条件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认为不同文明的发展应当有共同的方向；3、社会的治理从根本上说是道与魔比速度，比力量，比智慧的过程。魔随时随处都有可能产生，因此道随时随处都面临新的挑战；4、道与魔都具有两面性，道非纯道，魔非纯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两者的斗争是全方位的。

在中华文明世界观看来，所谓专制和民主问题不是一个绝对的是非问题，在社会治理问题上没有绝对的专制和绝对的民主，每一个国家都应当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探索适合的专制和民主或曰他组织和自组织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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