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如梦：民国真实的上海

编者按

在我们的固有印象里，一说到民国时期的上海就会联想到五卅运动、工人武装起义、租界等历史名词，仿佛民国时期的上海就是人间地狱一般。

因此汉之声特邀作者——回到过去写下这篇文章。为我们拨开历史和人为的种种迷雾，用史料说话，为我们还原民国时期上海市民的生活情况。看看是否与我们的刻板印象相同。相信您耐心看完本文之后，自然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一

工人

以上海地区的纸商业工人的福利状况可以窥探一二。

各纸号职员除了享有薪酬及额外收入外，还会享受到一定的福利待遇补贴。不过，福利待遇补贴并无一定的标准，这不仅表现为各纸号在福利待遇的施行上颇不一致，而且也体现在福利待遇的施行会因职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福利待遇大同小异，主要体现在提供免费膳宿、职员休假以及为职员子弟创办夜校等方面。

老上海印刷工人的老照片

首先，提供免费膳宿。提供免费膳宿是传统商号固有的惯例，即使步入民国时期，这一传统惯例在许多商家的经营管理中依旧有所保留，主要因为上海各纸号职员大多来自外地，譬如许多纸号中的伙友来自浙江省。商家对外地户籍的职员提供统一膳宿，不仅利于管理，而且尽量减少了职员外流，保证了用人规模的稳定性。免费膳宿的受领对象较为广泛，“无论职员、工人、学生，均由店方供给膳宿”【1】，这是就整体而言，但若具体到一些实力较强的纸号而言，其所提供的膳宿标准又颇不相同，以高三益纸号为例，“店方除每天供给职工三餐外，逢时逢节还备丰盛的节宴，而且比其他纸店节宴多得多”【2】

其次，职员于每一年中都能享有一定时间的休假。前文已有提及上海各纸号的员工大多来自外地，尤其是各门市纸店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这类学生大都年龄偏小，相当一部分未及成年，因而，工作时间愈久，离家愈远，难免思乡心切。对此，各纸号为职工制定适宜的假期轮休，无疑是极具人情的制度安排，这也正符合新兴工商业发展背景下现代企业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职员休假普遍是每年二个月，具体到各纸号执行时又会有所弹性变化。例如高三益纸号规定，“每个职工家属住在外地的，规定可享受探亲假两个月，如不回去探亲，工资可增加两个月；如只回去一个月，可增加工资一个月。家属住在本地的，虽无星期假日也不能增加工资，但平时可请事假不扣工资”【3】

此外，职员还能在理发、洗澡等花费方面享受到一定的补贴照顾，例如高三益纸号明确规定全体职工除送货工人外，其余职工从学员到经理，每人另发“月规钱”1元，作为职工理发、洗浴之用【4】。并且，上海纸业公会为增进同业共同福利，专门在纸业公会内设义务学校一所，名曰韶华义务夜校，用以培植同业子弟。

高三益纸号所产的“红纸头账本”

综上所述，纸商业经营管理中所实施的薪酬与福利分派制度，是十分贴切新形势下纸商业的发展需要，它不仅承继了传统商家同业相帮、业内扶持的优良传统，而且也体现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某些公平、团队协作的特征，例如在利益分配上兼顾到了纸号股东、经理及职员三者之间利益上的均衡。尤其是在纸号的实际经营过程中，纸号借助花红分派以及施行一定的物质奖励形式牢牢地将纸号与经理人及店铺职工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之彼此间在纸号的经营好坏、收益多寡、利益分配上形成紧密共同体。同时，各纸号于基础薪酬之外对店内职员给予一定的福利补贴，不仅利于有效加强职员管理，而且也能积极调动职员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这对于促进纸商业的良性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

娱乐

30年代,上海形成了统一而齐全的城市娱乐体系,其构成的类别之全,不仅在当时的国内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远东地区也是首屈一指的，即使是已经度过了漫长的70余年的历史光景,这种娱乐体系的构成类别与现代西方国家仍旧在红火发展的娱乐体系结构相似,并没有显示出半点老态的迹象,这足以说明当时上海城市娱乐构成的完整性和规范性。

从 1935 年工部局制定的《娱乐业管理条例》规定得知，电影院、戏院、音乐厅、弹子房、地球房、歌唱、书榭、马戏场、庙会、集市、舞场、妓院等都属于娱乐业的范围。【5】可见三十年代中期，上海的娱乐事业发展成熟，社会对市民开放的娱乐空间呈多元化之势。电影院已经成为重要的娱乐公共空间。电影在上海市民的生活中愈来愈重要，“看电影”成为都市摩登生活的组成部分，“学校中的青年男女固然如此，便是老年翁姑也都光顾电影院”，【6】成为现代都市娱乐生活的重要选择。

民国上海最出名的娱乐场所——百乐门

数量、容量和质量是直观反映30年代上海娱乐进入全面鼎盛时期的三大重要指标。1936年，申领外国戏院执照数比1926年增加了23.6%，中国戏院执照数增加了30.2%，其他娱乐场所执照数增加了40.9%。在娱乐业经营执照数量方面，30年代比20年代有了明显递增。另外娱乐场所的规模在总体上要超过20年代。这在电影院和舞厅数量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单就电影院建造而言,30年代比20年代增加5.45%。【7】至于舞厅，1925年有舞厅一5家，1937年达到25家，增加46.4%【8】。

而且从规模上讲，娱乐场所容量提高是在数量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的。到30年代，上海娱乐场所单体空间容量活动范围扩大的过程已经基本完成，当然，不同部门之间娱乐场所体量的变化不是在同一时刻共同完成的，而是分为几个前后有机连接的演进波段。如果以戏院、游乐场、电影院和舞厅四大娱乐行业作为对象进行分析的话,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0年代到20年代,戏院和游乐场相继完成了空间容量的扩容步伐，其代表性娱乐场所分别是1926年建成的大新舞台和1924年重新翻建的大世界，前者能够容纳3200为观众，后者占地15000平方米，是当时久负盛名的新世界游乐场经营面积的2倍，日接待游客最高可达到4至5万人。第二阶段，从20年代到30年代，电影院和舞厅又紧接着完成了娱乐空间容量的扩容过程。其代表性场所分别是大光明和百乐门，前者可以接待1986名电影观众，后者的舞池为上海舞厅之最，能够接纳数百舞客同时翩翩起舞。

人们的娱乐离不开经济与闲暇时间的增长。根据1928年的调查资料表明，小康型工人家庭约占工人总数的4%，而按照1933年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30年代小康型工人家庭约占工人总数的12.1%，虽然30年代处于小康生活阶段工人家庭的比例在整体上并不突出，但是却比20年代多了8.1个百分点，提高整整3倍有余。工人家庭进入小康生活阶段数量的小幅增加，清楚表明30年代工人收入的适度增加和生活状况的相应改善。工人群体收入水平的调整，必然影响到家庭成员的生活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在降低食品支出的同时，提高杂项消费的费用。因此,单就工人群体而言，30年代小康型工人家庭数量的递增，从市场角度看，无疑是扩大了娱乐消费的市场容量。

旧上海街景

按照经济学的需求规律，“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过程中具有若干个临界点,每一个临界点的突破,都将使数量大大增加。”【9】也就是说，当上海娱乐场所的门票价格下降到普通工人的消费所能容许的程度后，参与娱乐的工人阶层的数量就会大大增加。根据30年代工人家庭每年最低2.40元的娱乐费用，并按照当时娱乐场所的门票价格进行换算，那么1个家庭成员全年可以进行的最低限度的娱乐活动次数如下:购买大世界门票12张【10】，或购买电影票12张【11】，或购买戏票12张等【12】，每人每年平均可参与娱乐活动24次。如果从每年400元的工资收入角度看，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资在33.33左右。那么，工人们花费2角钱的戏票,或电影票，或游乐场门票，是工人月平均工资的166分之一。倘若“在沪西一带的，每逢礼拜六和礼拜天，不少的人约起弟兄们或小姊妹们买一角一张的票，到沪西大戏院、高升大戏院、天乐大戏院去看江北戏。”那么，娱乐费用仅占工人工资收入的333分之一。

而市民的娱乐所需要的不仅是经济基础，而且还得有充足的闲暇时间。而闲暇时间的延长多亏《工厂法》的出台。

《工厂法》规定：第一，对日常工作时间的规定。《工厂法》第三章第八条作了如下的明确规定：成年工人每日实在工作时间以八小时为原则，如因地方情形或工作性质有必须延长工作时间者得定至十小时。

第二，对工人带薪假期的规定。在第四章关于休息及休假条款中规定：凡工人继续工作至5小时，应有半小时之休息；凡工人每7日中应有1日之休息；凡政府法令所规定应放假之纪念日均应给假休息；凡工人在厂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应有特别休假,其休假期办法如下：（1）在厂工作一年以上未满三年者,每年七日；（2）在厂工作三年以上未满者，每年十日；（3）在厂工作五年以上未满十年者，每年十四日；（4）在厂工作十年以上者,其特别休假期每年加给一日，其总数不得超过三十日。同时规定,凡依照上述有关规定之休息日及休假期内工资照给，如工人不愿特别休假者，应加给该假期内之工资。

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正实施《工厂法》十分困难，但是无论如何，《工厂法》的出台,在法律上确立了工人基本的娱乐权利时间，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在《工厂法》影响下，一些工厂也为职工修建了少量的娱乐设施，为工人业余时间的娱乐活动提供条件。

尽管当今的上海就娱乐场所数量而言远非30年代能够比拟，但是却没能重塑21世纪新的“夜上海”娱乐生活形象，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

三

文化

（一）电影

上海人的一大文化娱乐就是电影，电影在上海的扎根及迅速发展，是体现上海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一个突出表现。电影这一新生事物于 1895年12月在巴黎发明并首映，仅7个月后就被带到上海，成为经营徐园的商人借以吸引消费者的一种手段，于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作为同昆曲、髦儿戏（京剧）同一类型的文娱项目进行宣传，并刊登广告以求在市民中广而告之，“本园于二十日起，夜至十二点钟止，内设文虎清曲童串戏法西洋影戏，以供游人随意赏玩……游资仍照旧，章准廿三夜外加烟火大戏，游资每位三角，此布”。【13】从此广告得知，电影这一新鲜事物在初传入国内时的定位是“西洋影戏”，在进入场地时需要货币购买入场劵。电影在传入中国时就明确了自身定位，说明了电影的娱乐性、公共性及消费性。电影之所以能在上海迅速传播且发展极快，是由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决定的，国际大都市可以容纳多元文化且极具文化包容性，这是电影作为“西洋影戏”能够在传统戏剧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得以生存的重要原因。

上海沪光电影院老照片

在当时，明星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联华影片公司等各家电影公司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据1927年《中华影业年鉴》统计，全国共有影片公司175家（不含在美国注册的4家），仅上海一地的数量就高达142家，占全国影片公司总数的81%。1934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年鉴》统计，全国共有制片公司51家，仅上海一地就有45家，竟占全国影片公司总数的88%。由此观之，上海的电影业发展前景远远领先于全国各地。

上海电影业发达的一大原因就是是因为上海作为民国最发达的城市所具备的电力优势。1913年，上海工部局电气处在杨树浦沈家摊建成江边电站，至1923年，成为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站，1918年上海内地电灯公司与华商电车公司合并，至1926年，发电量居全国民营电气事业之首。充足的电力供应使得影片公司拍摄工作得以顺利完成，这为上海影片事业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4】

从 20 年代开始，电影放映已成为市民最喜好的日常娱乐项目，“走，看电影去”的消费习惯已从上海扩展到其他大型城市。据统计，1927年全国共有 156家影院，上海39 家，到了1934年，全国影院数猛增到296家，上海有影院 36家。

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上海电影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大大小小的电影院共兴建了30多家，最瞩目的是 1932年卢根斥巨资110万重建的具有“远东第一影院”之称的大光明大戏院。

与此同时，电影期刊也有着繁荣发展。电影期刊是依托于电影产业的发展而存在的。早期的电影期刊内容多数侧重于西洋影片及演员的报道，它与电影这个舶来品在中国电影尚处于启蒙阶段不无关系。此阶段的中国电影从业者摄制的影片，“艺术上比较幼稚，技术上比较粗糙，对西方电影刻意模仿”。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本土电影的逐渐成熟，大量的电影刊物相继创刊，《良友》、《玲珑》等刊物也陆续开办了电影专号。

《良友》杂志

市场繁荣的背后是有着一定的社会及市场基础的。上海期刊传媒市场的发达，成为众多电影期刊诞生的重要条件。电影期刊的另一滋生土壤即为电影业的快速发展。作为经营性的娱乐活动，电影需要一定的映前宣传来吸引消费者，电影培养出的庞大受众也是电影期刊的主要面向群体。成熟的市场和形成规模的消费群体，让电影期刊有了发展的可能。从1920年中国第一本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创刊至1949年的近三十年间，国内共计出版了约六七百种电影刊物。【15】以《影戏杂志》、《电影杂志》为代表的早期电影期刊扩大了电影在市民中的影响，从而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

第一期《电影杂志》封面

总得来说，上海电影业虽然有各种不足，但总体趋势是蓬勃发展的。

（二）音乐

而音乐方面，不得不提到电波唱片，电影的物质载体是电影院，而音乐的载体就是电波唱片。19世纪末20世纪初，唱片与留声机一同从西洋传入上海，作为令人耳目一新、能够响亮发声的“唱戏机器”，旋即受到欢迎。此后20余年，由于中国不具备制作唱片的能力，故所有在华销售的唱片俱由外国生产。而到了1917年，设在上海法租界徐家汇路1099号的法商东方百代公司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从此有了本土生产的唱片。“大中华”、“长城”则是由民族资本创办的 “后起之秀”。此外如 “蓓开”、“新月”等，虽未见收录，却也活跃一时。抗战前夕，上海每年生产数十万张唱片，全行业的产值与销售额分别达到数百万元法币，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唱片的制作、发行中心。

图为长城唱片

在这种背景下，唱片不但进入了市民家庭，也进入了歌舞厅、酒吧等公共场所。“截至年代中叶，留声机和唱片早己步入上海的富裕家庭中。在一些充溢着墉懒、忧郁情调的咖啡馆和酒吧里，留声机和唱片是不可缺少的道具”。另外，原来歌舞厅的伴奏都是乐队现场伴奏，但自从唱片普及化后，许多歌舞厅采用播放唱片的方式进行伴奏，这样降低了成本，使舞票变得更加便宜，从而更多的市民进入歌舞厅唱片不但进入了市民家庭，也进入了歌舞厅、酒吧等公共场所。“截至20年代中叶，留声机和唱片早己步入上海的富裕家庭中。在一些充溢着墉懒、忧郁情调的咖啡馆和酒吧里，留声机和唱片是不可缺少的道具”。【16】另外，原来歌舞厅的伴奏都是乐队现场伴奏，但自从唱片普及化后，许多歌舞厅采用播放唱片的方式进行伴奏，这样降低了成本，使舞票变得更加便宜，从而更多的市民进入歌舞厅。

爵士乐是老上海舞厅内的常见曲目

而当时比较流行的音乐风格就是爵士乐，爵士乐首次传入中国上海是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爵士乐传入中国的上海，从此开启了爵士乐的中国旅程。欧美流行音乐是我国近代流行音乐产生的一部分，近现代流行音乐起源于美国，是19世纪的产物，在20世纪前几年得到迅速发展，并传入中国，而首先传入的城市，就是当时的中国上海。爵士乐作为现代音乐中审美性较强的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当时爵士音乐传播的最重要的一个场所就是歌舞厅，美国学者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中写到老上海歌舞厅内外的状况：歌舞厅是时尚、华丽和诱人的地方。那里有夜总会和舞厅。舞台正对着入口处，乐队在上，都是俄国乐手，但演奏的却是最新的美国爵士。【17】根据《申报》中的广告、招聘信息以及其他报道中的记载，上海包括歌舞厅在内的娱乐场所多达300多家。虽然爵士乐作为西方舶来品，但是当时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排斥，反而迅速的的融入了上海民众的生活。在民国时期上海的大街小巷会经常听到爵士乐的演奏，同时这种音乐也影响了中国一代青年人的价值观念。随着舞厅，电影院，百货公司等文化产品的崛起，爵士乐也越来越受到中国大众的青睐。

而爵士乐对中国的流行音乐有着深远影响。中国流行音乐鼻祖黎锦晖，他的创作也离不开对于西方流行音乐的吸收借鉴。他通过聆听各国音乐会、观摩国外歌舞团的演出受到启发，融合中西方音乐元素，将大众化的通俗情歌带到民众身边。当时，美国爵士乐登陆中国后迅速流行，在上海的各个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频繁播放，黎锦晖第一首流行音乐《毛毛雨》的创作中就融入了探戈、摇摆乐、爵士乐等元素，将西方流行音乐奏形与民族音调相结合，创作出新的都市舞曲，在之后的流行音乐创作中也受到爵士音乐的影响。中国作曲家对爵士风格的运用，1927年黎锦晖也创作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家庭爱情歌曲——《毛毛雨》，从此开启了“时代曲”的时代，推动了上海的唱片业和广播业。

爵士乐在中国的流行乐坛之中已经占有了重要的位置，为音乐现代化的发展及演进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可以说，直到今天，在上海的许多地方我们仍能够感受到当年爵士乐所带给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和音乐特质，以及那段流金岁月般的爵士时代。事实上，爵士乐的内涵的每一次更新和演变都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思考问题和看待艺术的方式，从传统的理性至上，到追求人内心的真实世界，再到解构以及反理性，从现代主义一直到后现代主义，爵士乐都扮演着音乐之中重要的角色，正是这种内在和外在力量的共同发展，才衍生并产生了爵士乐今天的繁荣景象。

直到今天上海依然有不少爵士乐爱好者

四

城市建设

民国时期上海的城市建设与风貌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我们可以通过日本人的上海之行的著作来窥知一二。

游记作者对上海的观感中，印象最深者首推经济、商业的繁荣，以及市容的繁华。而这些观感，往往是在与日本进行对比的情况下得出的。对于乘坐远洋轮船抵沪的游记作者而言，自进入上海港的那一刻起，城市的经济规模就已令人难忘。松村松盛在《世界之旅》(《世界の旅》)中，就描绘了如是一幕，摘译如下：“三月三日从门司扬帆的香取丸，渡过了惊涛骇浪，五日便到了相邻的上海。混浊的黄浦江水，热闹、繁华的港口展现于眼前。江面上汽船、小艇、帆船、驳船穿梭往来，东岸工厂地带冒出浓烟，江岸并列耸立着高楼大厦。”【18】

老上海外滩彩色照片

老上海街景

不光如此，上海建筑外貌的繁华连日本人也非常感叹。以迟冢丽水的《新入蜀记》(《新入蜀》)为例，他在“盛哉大上海 ”一节中，对视野所及的上海盛景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对于东洋大商埠上海的热闹繁华，我作为一介日本文士只能表示惊叹。有礼貌地说，即使是大阪、神户、东京、横滨，也落后上海数个等级，我对此只得感到悲哀。以港口为首、上海市内商业区建筑物之雄伟，唯有将东京所有外观壮丽的建筑物，如三越、松屋、松坂屋、第一相互、丸大厦等集中于一处，方可与之相比。……对于已属世界列强的日本而言，这一点着实令人感到羞耻。”【19】迟冢丽水所描述的繁华景象，除了东亚任何城市均无可匹敌的高楼大厦之外，还有他在大马路(即南京路)所体验的城市交通与商业设施：“大马路上除了有轨电车外，更行驶着无轨电车。路面即使再狭窄，只要全部用混凝土铺设，即可行驶无轨电车。有轨电车分为头等、普通车厢，绅士们乘坐头等车厢，一般民众则乘坐普通车厢。……车厢大而美观，我们东京的‘圆太郎’与之相比，实在可怜。人力车四处奔走，马车、汽车穿梭如流……大型百货公司有永安、先施、新新，以及其他。它们均位于城市中心区，楼高数层，隔着马路相峙。入夜时分，各色彩灯闪亮，一座不夜城展现在世人眼前。

五

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