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文化中特有的压力在硅谷创业公司蔓延。摄影师:Robyn Beck / AFP / Getty Images
本文编译自彭博社"Silicon Valley can still beat China"
1980年5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宣布沿海城市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对外资和国际贸易开放的经济特区。在地球另一边,硅谷刚刚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Apple IIs苹果电脑开始萌芽,美国家庭里,孩子们都在他们的Atari 2600上玩着Space Invaders太空侵略者游戏,而当时对美国技术优势的最大海外威胁是来自日本。
四十年后,中国的科技行业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出现数不清的经济特区和数以万亿美元的技术投资。尽管审查力度加大,中国基金仍在投资美国科技创业企业,而中国科技巨头已在硅谷开设研究中心。中国政府正在向半导体,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等重点行业提供巨额补贴。深圳现在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等全球知名品牌的所在地。
让许多美国高管,政策制定者和军事领导人担忧的问题是,美国公司是否能够与这样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政府支持的力量竞争,以抢占技术的制高点。答案是肯定的 - 但只有美国承认并重新赋能硅谷那些成功的秘诀。
正如在中国一样,美国在为科技产业提供起步资源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核威胁和核需求的双重推动下,美国政府首次在科学研究和先进技术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和平时期投资。然而,美国并没有将所有研究集中在政府机构中,而是与私营企业和大学签订合同来开展工作。
这一举措为加州北部一个沉睡的农业山谷和大学中心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斯坦福还是以其橄榄球队而闻名,而不是其研究实力。之后,校领导建立了新的课程和研究中心,以满足政府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时,获得潮水般的联邦合同后,航空航天巨头洛克希德(Lockheed)将其新的导弹和太空部门迁至斯坦福大学附近的桑尼维尔(Sunnyvale)。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太空竞赛开始时,这片山谷已成为小型电子产品制造商和数千名聪明的年轻工程师的首选目的地。
通过成为硅谷早期最大的客户,美国政府有效地充当了一个非常大的,具有前瞻性的种子基金。但是聚集在硅谷的公司和研究机构,无论是地理位置上还是心理上,都远离政治和金融的中心,因此有这么多的资源、又同时拥有创造、迭代和失败了再次尝试的灵活性,让早期来硅谷的男女们创造了一个创业加拉巴哥(Galapagos,一个以达尔文进化论而闻名的群岛),这里有新的公司物种、独特的公司文化、也能容忍一定程度的怪异。

更何况,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斯坦福和伯克利出现了反文化反体制的一代,这让硅谷那种寻求不同思考和质疑权威的愿望更加加剧。当政府试图介入硅谷的技术发展时,硅谷的技术专家们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反对声浪。当Ronald Reagan里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起战略防御计划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又名“Star Wars”星球大战)时,尽管将有可能获得政府资助的数百万研究资金,但是硅谷的计算机专家还是大声谴责导弹防御计划。当克林顿政府提出“Clipper Chip”(加密芯片以保证NSA可以破解语音通信,可以作为政府的后门进入美国开发的软件),科技公司表示强烈抗议,以至于这个计划被搁置。
重要的是,政府对科技产业的保护,确保了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允许政治分歧的空间,让技术人员将政府资助的研究产品商业化。美国历届领导人们实行的是一套远期计划 - 投资教育和蓝天技术(没有明确目的性的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为全世界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打开了大门 - 如今看来,投资回报非同凡响。
如今的挑战并不在于硅谷模式不能与中国自上而下的模式进行竞争,而是美国似乎在自愿放弃硅谷模式。中国在教育、先进技术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现在已经超过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向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而不仅仅是中国学生)关闭大门。其最成功的科技地区正在自身成功的重压下挣扎,房屋成本飙升、交通基础设施几近瘫痪,使得硅谷越来越不适合创办新公司。
上述硅谷现在的政策和状况特别不明智,因为至少在目前,中国还无法完全复制硅谷模式。在中国大陆,自由思想和反对意见的微小空间正在进一步缩小;随着西方国家更严格地审查中国的投资和技术,国际交流渠道正在被切断;政府补贴导致了浪费和腐败。
尽管存在上述困难,中国最知名的公司们仍能够进行创新。然而,他们是否可以继续,以及其他人是否可以追随他们,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相反,硅谷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政府支持与创业创新自由的正确结合可以产生奇迹。美国要是忘记这一点就太傻了。
图片来自网络。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