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134周年，马克思关于移民的言论依然振聋发聩

移民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移民劳动者的过度剥削，以及移民劳动者与本土劳动者的共同利益。

作者 | David L. Wilson

译者 | 王立秋

编辑 | Catherine

美编 | 黄山

1870年4月9日，卡尔·马克思给他在美国的两个合作者，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写了一封长信。[1]在信中，马克思谈到了许多主题，但他主要关注的，还是“爱尔兰问题”，包括在英国的爱尔兰移民带来的影响。这里的讨论，看起来是马克思对移民问题讨论最多的地方，但它很难说是一种全面的分析。但作为马克思关于这个主题的思想——至少在1870年的一天他是这么想的——的一个样本，它还是有趣的。

考虑到眼下美国和欧洲正在进行的，关于移民的激烈且经常是充满愤怒与仇恨的辩论，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的信，可以说，在现代左派那里遭到了惊人的忽视。尤其是移民权利的支持者，他们忽视了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特别是他的评论——这一评论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体系运作方式的评价——报酬低的爱尔兰移民流向英格兰，强行拉低了英国本土劳动者的工资。事实上，许多眼下支持移民权利的人，是站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边的，后者坚持，移民实际上能提高本土劳动者的工资。

爱尔兰移民登陆美国，图片来源：The History of the Irish and Scottish in America

马克思论爱尔兰移民

在1870年的那封信中，马克思指控，英国对爱尔兰政策主要基于英国工业资本家和土地贵族的经济利益。英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他写道，“有着共同的利益，都想把爱尔兰变成一个纯粹的牧场，向英国市场提供最廉价的肉类和羊毛。”对资本家来说，他们

都想用驱逐佃户和强制移民的办法使爱尔兰的人口尽量减少，少到能够让英国资本（租佃资本）“安全地”在这个国家里发挥作用；他们都想清扫爱尔兰领地，像过去清扫英格兰和苏格兰农业区的领地一样。此外，现在每年流入伦敦的在外地主的收入和其他从爱尔兰得到的收入六千到一万英镑，也应当计算在内。

但是，马克思继续写道，英国资产阶级“在爱尔兰当前的经济中还有更重要得多的利益”——强迫爱尔兰的劳动者流向英格兰：

由于租地日益集中，爱尔兰就不断为英国的劳动市场提供自己的过剩人口，因而使英国工人阶级的工资降低，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恶化。
而最重要的是：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的竞争者。英国工人觉得自己对爱尔兰工人来说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大致像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的同谋者和盲目的工具。
报刊、布道坛、滑稽书刊，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产阶级能够保存它的势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产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马克思是在将近一百五十年前写下这些话的，他当然不是没有错：在同一封信中他也乐观地指出，爱尔兰的独立可以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但他的分析很大一部分听起来是相当适用于我们的时代的。

如果我们把加勒比海盆地国家替换成爱尔兰，把美国替换成英国的话，这里的相似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就像英国的政策破坏了爱尔兰的小规模农业那样，美国推动的，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此类的新自由主义计划也把墨西哥、中美和加勒比群岛地区的小生产者连根拔起，这反过来又驱动了数百万流离失所的人到美国寻找工作。一旦来到这里，眼下的移民，又像他们在英国的爱尔兰前辈一样，被迫从事低收入的工作并过着标准生活水平以下的生活，而这一切，换来的却又是把他们看作竞争者的本土劳动者的敌意。而“媒体人为地保持和激化的”种族与族群的偏见又加重了基于此的对抗。

但马克思也声称，爱尔兰移民降低了英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今天，美国的反移民势力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这是否说明马克思是站在像唐纳德·川普和前亚利桑那警长乔伊·阿帕约那样的人那边？

经济学家在工资上的发现

事实上，移民对工资的影响，是当前关于赴美移民之辩论中，争论的焦点——本土主义者常见的套路便是指责移民降低了美国本土出生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而支持移民权利的活动家则反驳说，移民对本土劳动者工资的负面影响很小，甚至还会有正面的影响。

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南方与北方》中，工厂主威胁罢工的纺织工人引进爱尔兰移民工。图片来源：电视剧《南方与北方》截图

双方都引用学院经济学家的作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本土主义者引用的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位保守主义的古巴裔美国教授，乔治·布加斯的著作。布加斯曾在2013年写到，从1990年到2010年移民很可能“短期内使美国劳动者的年均收入降低了1396美元……影响随劳动专业而不同，高中辍学生是受负面影响最严重的群体。”支持移民权利的活动主义者引用的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乔万尼·佩里的观点，后者在2010年支出，从1990年到2007年，全部移民对美国的贡献，“以2005年的美元为常量来记算的话，可以使美国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增长大约5100美元”。

活动家们自然会急着引用支持自己立场的学术研究。他们不太愿意去深入了解和分析学者们是怎样得出这些数字的。计算移民对工资的影响是件复杂的事情。有许多可能的、经验的路径可用。一种方法试图使一个既定时期内的工资与移民的水平挂钩。比如说，许多人会假设，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真实工资的停滞，与那段时期内移民的增长有关。然而，对此，可能的原因还很多——劳工运动的弱化，由于自动化和离岸而造成的失业等等都可能对工资水平造成影响——而这些原因又是很难量化的。由于我们找不到一个平行宇宙来提供对照，故而，没有什么确定的模型能够正确地分析，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工资会是什么情况。

另一个经验的路径，是比较国家不同地区的工资趋势。比如说，如果在一个城市，随着移民的增长，工资增长了，而同时，在另一个城市，移民减少，工资也降低了，那么，我们大概可以推测，移民的增长可能是促进工资增长的一个因素。

第二种路径也是布加斯和佩里偏好的，他们用复杂的数据方法来控制其他因素，比如说移民在高工资地区定居的倾向，或美国本土劳动者离开与移民竞争激烈地区的倾向等等。但这两位经济学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而且，在各自的论据中，他们都只能证明存在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说到底，单靠数据，是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容辩驳的结论的。

经济学家的理论模型

为处理这个问题，布加斯和佩里都用基于经济学理论的模型（主要是供求方面的）来补充他们的经验研究。当移民进入劳动人口时，他们就在不直接提高劳动力需求的同时提高了劳动力的供给；短期的结果就是工资呈下降趋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资薪率会稳定下来，因为新的移民也提高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并因此也提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但这些影响会随劳动力部门的不同而发生变化。1970到2008年进入美国的移民大多是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英语能力有限的劳动者，他们找的主要是体力活，刚好这段时间，对此类工作的需求正在缩小。结果是体力劳动者过剩，这样，可预期的结果，就是同工种的本土劳动者的工资会降低。这就是布加斯认为移民会降低工资的依据。

佩里和他的合作者则用一个他们称为“互补性”的原则，来精炼这个基本的供求模型。在他们看来，低工资的移民并不会简单地取代本土劳动者：考虑到他们有限的英语能力，移民从事的工作，是对沟通技能要求最低的工种，这就鼓励本土劳动者利用他们更高的沟通技能，向高级别的工种移动。比如说，就像佩里在2010年写到的那样，

随着受教育水平低下的年轻移民承担了体力劳动密集的建筑工作，雇佣这些移民的建筑公司也就有了扩张的机会。这就提高了对监工、协调者、设计者等职业的需求。这些工作是沟通密集型的，并且基本上，雇佣的也都是从体力工作跳过来的美国本土劳动者。这种互补性的分工使美国本土劳动者涌向高报酬的工作，增加了生产的效率，并创造了工作岗位。

对佩里和他的合作者来说，这个因素不仅补偿了简单的供求影响。根据他们的模型，低工资移民的流入，会稍微降低受教育程度低的本土劳动者的工资，并且会大大降低其他已经在国内的移民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但是，佩里写道，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美国本土劳动者得到的好处，要大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那部分美国人的损失：根据佩里的计算，长期来看，移民人口每增长百分之一，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就会增长0.6%到0.9%。

经济学家忽视了什么

尽管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但布加斯和佩里的分析都有一个巨大的缺陷：他们的假设，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和移民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及技能水平是决定工资水平的唯一因素。在真实的世界中，当然还有更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女人和非裔美国人的工资就要比白人男性少很多，但这不是因为女人和非裔美国人供过于求了。类似地，加入工会的劳动者比不加入工会的劳动者挣得多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

绝大多数移民劳动者都是有色人种，很难想象，种族歧视会不对他们的收入造成影响。社会科学家们试图切入这些问题的方法之一，是使用瓦哈卡-布林德分解技术，一种通过识别已知会对工资水平产生影响的因素——如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等等——并挑出可能会被归为歧视的未知因素，来分析不同群体间工资差距的统计方法。2016年的一份研究通过使用瓦哈卡-布林德分解发现，甚至对第三代墨西哥裔美国人来说，也只有58.3%的人的工资水平可以用诸如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此类的已知因素来加以解释。对非裔人口来说，歧视依然严重：对这些人来说，已知因素只能解释48.3%的人在工资上的差异。

移民示威，图片来源：NBC

学院经济学家也倾向于忽视法律地位在决定工资水平上可能扮演的角色，哪怕美国这个国家三分之一的移民——在2012年的时候，大约是八百一十万人——没有证件，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这些劳动者面临额外的障碍：他们已经是“非法的”了，结果，他们只能生活在持续的迫害与驱逐的威胁下。

在美国的法律之下，无证劳动者享有大多数其他劳动者应有的权利，然而，他们却没有权利留在这里：在任何时刻，任何一个未经授权的移民都可能被拘留、监禁和遣返。恐惧笼罩着这些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遣送回国的威胁，一直是在未经授权的移民试图维护自己的权利时——要求更高的工资，报工伤，为工作时受的损害要求赔偿和组织工会，被雇佣者用来威胁他们的武器。而根据法律，这些劳动者又无权享受失业保险或社会安全网络的任何其他部分。所以，如果他们失去当前的工作的话，那么，他们面临的将是巨大的困难。罢工对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都是有风险的；对无证工作者来说，罢工更是需要特别的勇气。

那么，量化法律地位缺失给无证劳动者强加的“工资惩罚”是否可能呢？一些研究已经处理过这个问题，大多数用的还是瓦哈卡-布林德分解。考虑到变量之多，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预计造成的工资差异最低可到百分之六，最高则可能高于百分之二十。但所有研究都一致认为，缺乏法律地位，肯定会对移民的工资造成负面影响。且这个影响与劳动力的供求——或佩里的“互补性”——无关、即便低工资劳动者供过于求，无证移民的收入也依然要比美国本土劳动者低，比合法的移民劳动者低。

这就不可避免地对无证移民参与率高的工种的美国本土劳动者的工资造成了实质性的向下的压力。比如说，2005年的一个调查表明，未经授权的移民占所有保温材料施工工人的36%和所有屋顶修理工、砌墙工的29%。就算对这些劳动者的工资惩罚偏低——比如说，6.5%——它无疑也还是会压低其他从事此类建筑工作的劳动者的工资。

美国劳工联合会暨产业工会联合会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现有56个国内国际成员组织，会员人数1150万。该组织成立于1955年12月4日，由当时独立的两个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联合而成。图片来源：WIKIWAND

“一个分裂的劳动阶级”

经济学家无视的另一个因素，确切来说，正是马克思认为“最重要”的那个：移民可被用来创造“劳动阶级的分化，把一个劳动阶级分化为两个敌对的阵营”。马克思在把英国劳动者和爱尔兰劳动者之间的对抗称为“英国劳动阶级无能的秘密”时有所夸张；而在今天的美国，反移民的偏见也只是使大多数人不能维持他们自己的力量的众多力量之一。针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以及性别主义、恐同和许多其他偏见——继续发挥着它们的历史作用：使劳动者不能统一，不能组织起来。但仇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移民率高的时期。

也许，不存在量化移民对工资影响的简便方法，但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来证明，反移民情绪如何有效地使劳工运动反过来侵害其成员的利益。1986年的移民改革与控制法案(IRCA)第一次设置了针对雇佣非法移民的雇主的罚款。该法律的支持者认为，这些“对雇主的惩罚”将通过切断非法移民在美国找工作的机会，而减少非法移民的数量。而实际上，这样的惩罚不过是为过度剥削非法移民劳动者提供了又一种工具而已。IRCA的证件要求提供了突击检查工作场所的借口，把许多无证劳动者挤进了地下经济，在那里，他们在保卫自己的劳动权利时要面临更多的挑战。甚至合法的雇主也会降低支付给移民（因此也就可能是无证的）劳动者的报酬，来补偿被罚款的风险；而现在，另一些雇主则开始使用自担风险的转包方，并付给劳动者更少的薪水。为应对其工会成员中反移民的情绪，美国劳工联盟在IRCA之前都一直支持这一反劳工的措施。直到2000年工联才最终谴责对雇主的惩罚，并公开支持立法保护无证劳动者。

桑德斯，图片来源：Las Vegas Review-Journal

与剥削斗争，而不是与移民斗争

马克思没有详细阐明他说爱尔兰移民降低了英国劳动者的工资的理由。他暗示，原因在于体力劳动者的供过于求，但他的另一个陈述又表明，他认为英国的仇外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者之间的对抗甚至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然而，重点在于，他并没有因为工资降低了就去责备移民本身；对他来说，有罪的是把爱尔兰劳动者赶到英国的殖民体系，以及当这些劳动者抵达英国后，（资本家和贵族）对他们的剥削。

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今天的美国。主要的差异在于，决定工资水平的因素，多了一个法律地位——如今，使数百万移民劳动者“非法”劳动的那些法律。支持移民权利的人们可能会觉得，引用像佩里那样的学院经济学家——他们低估或否认对无证劳动者的剥削拉低工资的影响——是可取的。并不。就像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摩西·阿德勒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路径没法说服那许许多多从事有大量无证移民参与的工作，并因此而“第一手地就知道那种[对移民劳动者的剥削]直接拉低了他们自己的工资”的美国人。与帮助这场运动相反，引用佩里只会增加那些劳动者对身为中产阶级的，支持移民权利的人的不信任和怨恨。更重要的是，这一路径分散了人们对针对真实问题的努力的注意力，这些问题包括：移民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移民劳动者的过度剥削，以及，移民劳动者与本土劳动者的共同利益。

在2010年，尊严运动——大约四十个劳工与移民权利组织组成的松散联盟——提出一种强调这些问题的，全面的路径。最近，伯尼·桑德斯参议员的总统竞选平台也在这一方面推进了几步。同时，黑人生活运动平台也在2016年8月提出了与移民法中的不义及系统的种族主义作斗争的建议。眼下的政治气候已经特别适合沿着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在发展的这条战线组织起来了。矛盾的是，甚至川普竞选并当选总统也是有助于这一事业的：他鼓励本土主义者的权力，同时使更多的人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潜藏在反移民的仇外情绪之下的种族主义。

在1870年的那封信中，马克思描述了在英国组织劳工的优先性：“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他在结尾给麦耶和福格特的建议也是类似的：“在美国，现在你们有广阔的天地，来按同样的精神进行工作。使德国工人同爱尔兰工人（当然，也同那些愿意联合的英国工人和美国工人）联合起来，这就是你们现在能够进行的最重要的工作。”然而在距他写作那封信的一个半世纪以后，人们已经丢掉了这个国际主义的、和基于阶级的视角。

注：[1]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克·恩格斯：《文集》(Collected Works), Vol.43, Letters 1868-1870(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2010): 471-76，所有的斜体都是原文就有的。（中文版见《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

原文链接：

https://monthlyreview.org/2017/02/01/marx-on-immi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