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视、不改变农村依附于城市的结构性机制，单单想用“互联网+”这一技术性手段来解决问题，无异于隔靴搔痒。
作者 | 陈三白
编辑 | 屐松松
美编 | 黄山
如今，除了资本下乡，打着发展农村、服务农村的旗号，互联网大佬们也要跟着下乡了。
2014年，可以被视为是互联网下乡的元年：京东商城推出了以“京东乡村推广员”为核心的农村电商战略，计划在全国每个县设立服务中心，并招募100-600个乡村推广员（每个行政村1人），全国总计10万个乡村推广员。京东希望以此来“深耕农村市场，推广农村电商”。
同年，阿里巴巴也开始通过农村淘宝项目，制定了“千县万村计划”，计划投资100亿元，在全国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阿里巴巴希望以此来解决农村买难卖难的问题，在拓展农村市场的同时，也帮助农产品进城。
腾讯也不甘落后，2014年11月正式在贵州黎平县铜关村开启了腾讯“为村（We Country）”平台，以此来沟通农民和第三方客户，将两者的供给和需求对接起来。腾讯希望“以‘互联网+乡村’的模式，为乡村连接情感，连接信息，连接财富。”
腾讯的“为村”项目宣传中包括“为村三式”：移动互联网工具包、资源平台、社区营造工作坊，通过三者实现村里、村外的不同联结。图片来源：腾讯为村官网
相对于互联网已经饱和的城市地区，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被视为是“喧嚣互联网的沉默之地”。但也正是这样一块沉默之地，在互联网资本的眼中，成为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国家层面也开始倡导互联网下乡，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互联网+”的国家战略构想。
不可否认，“互联网+农村”确实能够给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带去一些变化和发展：改善农村的通讯基础设施，扩大农民接触的信息资讯，紧密留守人员和外出务工人员之间的联系，甚至也能增加部分农民的收入。但即便如此，有几个问题还是得细细考究。
“为村”真的为了乡村？
第一个问题是，“互联网+农村”这一模式中连接的到底是哪类“农村”？ 众所周知，由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农村”这一名称之下其实包含着不同类型的村庄，比如城中村、城郊村以及偏远农村；经济发达村、经济欠发达村和经济落后村等等。
那么，“互联网+”能够一视同仁连接这些不同类型的农村吗？其实不然。只要我们考察一番当下互联网对接的农村，就不难发现，恰恰是那些具有优良生态环境、山清水秀的村庄，颇具民族风情的少数民族村庄，或者是具有丰富土特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的村庄，才成为对接的对象。例如，腾讯“为村”项目最重要的一个落地点——贵州侗族村寨，是一个具有民族风情、生态环境优良的村庄。
2015年8月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铜关村成为腾讯互联网+乡村的第一个试点，腾讯为其设计了一套VI和智慧旅游服务项目，图为铜关村是深藏于大山的传统村落。图片来源：网络
显然，这些村庄有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拥有可以为资本所开发和利用的资源，无论是土特农产品、民族风情还是无可比拟的生态环境。这些资源都是城市地区所没有的，因而能够吸引城市人群来消费。所以，拥有这些资源的村庄，也就得到了互联网资本的青睐，而绝大部分“资质平平”的村庄，是绝不会为互联网资本所关注的。
既然具有“优质资源”的村庄青睐而吸引了投资，那么这些村庄的村民是否能够从中获益呢？这是第二个问题。这里举个例子，笔者有朋友在广西“长寿之乡”巴马县做乡村养老旅游的调查，她发现各类资本为巴马县的“长寿”资源所吸引，纷纷进入当地开发养老旅游、矿泉水等产品。当地农村土地被大规模征用，建设起了各种度假村。然而，当地村民在得到一点征地补偿款后，纷纷被资本赶离世代居住的村庄，迁入安置小区。事实上，资本向来需要的只是这些村庄的“优质资源”，而不是村庄里的人。
当然有人会反驳，互联网下乡主要是帮助农民将农产品卖到城市去的。但问题是“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并没有改变“小农户，大市场”的态势，小农户面对的仍旧是阴晴不定的市场。市场并没有因为互联网的进入而变得可控，一不小心，农户仍旧会损失惨重。此外，真正能够掌握互联网销售这一渠道的,只是少部分村民，特别是农村精英。在四川眉山一个柑橘专业村调查发现，村里真正能够使用微店、淘宝店的,绝大部分都是村里的干部和大户，只有他们才有资源和能力去维护网络的销售渠道。而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利用互联网来致富还有较大难度。如此，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非但不会减小，反而会增大。
但我们不要忘记，互联网下乡真正获利的,恰恰是互联网资本。它们或为自己的软件/app赢得客户，或为平台吸引了商家而扩大了影响力。总之，互联网下乡真正的目的，是抢占广阔的农村市场。当然，我们不否认这些互联网公司，具有深厚的社会责任意识，但也必须承认，它们进入农村的首要目的是其自身的利益。正如某新闻报道的提问，腾讯“为村”项目是否就是为了替自己打造“基础设施”，和淘宝、京东抢农村生意呢？答案显而易见。
互联网真能复兴农村？
“为村”项目的负责人认为，“中国农村发展的整体滞后，是由于‘失连’造成的，信息获取的不对称和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产生了数字鸿沟横亘在城乡之间。”而改变乡村失连的关键正是“互联网+农村”。
不可否认，城乡之间确实存在着数字鸿沟。在这个大数据时代，许多农村地区，甚至连最为基本的互联网基础设施都没有，更不用说丰富的信息资讯了。但如果直接将数字鸿沟视为农村发展整体滞后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要追问的应该是数字鸿沟是如何产生出来的？
实际上，中国农村地区发展滞后绝非单单一个数字鸿沟的问题，而有深刻的结构性原因，即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二元对立的城乡关系。改革时期，确立起了地区等级差异的国家经济发展策略，城市地区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心和重点区域，在资源分配、政策实施上都享受国家的优待；而农村地区则是城市发展的辅助之地，其主要任务是向城市地区输出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这一发展策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城乡关系，即从毛时代的城乡统筹发展，变成了改革时期的城市优先发展。
也就是说，中国的城乡关系从“相成”变为了“相克”。中国城市地区的发展并没有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反而不断导致农村地区的虚空化：空心村、留守老人和儿童、老人妇女农业等等问题不断涌现。在这种相克的城乡关系中，相较于农村对城市的需要，城市对农村的需要更为迫切，因为离开了城市，农村仍可以依靠土地，而城市却一定离不开农村的资源和劳动力。如此，一种具有等级性的城乡二元对立关系形成了，农村被史无前例地紧密吸附在城市的发展之上。所以从过去发展来看，城乡之间非但没有“失连”，反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愈发紧密。
以中国留守儿童为例，当前据估算已超过6000万，即平均5个中国儿童中有一个是留守儿童，除此以外留守老人、妇女等都数量庞大，这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产物。图片来源：网络
再看这些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农村”模式，实际上它们背后都有一个预设：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只要能够为农村所利用，就可以促进农民增收、城乡连接和农村复兴。这种看法和当年对“绿色革命”的预期类似，认为只要通过一种技术或者资源的输入，就能帮助农村地区摆脱贫困和落后，但结果如何呢？在没有处理结构性问题的前提下，技术性手段的引入非但达不到预期目的，反而会因为被农村精英所掌控，造成农村内部差距的扩大化。
所以，不正视、不改变农村依附于城市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性机制，单单想用“互联网+”这一技术性手段来解决问题，无异于隔靴搔痒。可能的结果是，互联网非但不能复兴农村，反而会因为将农村资源进一步市场化，而成为城市吸取农村资源的一根导管。如果以此下去，农村发展将更加滞后和虚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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