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图来源：Getty Images
如果一位职位不高、收入不高、背景毫无的女性，要反抗职场性骚扰，她会遭遇什么样的冷嘲热讽，乃至法律困境？受害者个人的微博发声，是否能够扭转整个社会的性别恶意？这个三八节，我们来谈谈职场性骚扰。
作者 | 大兔
编辑 | 耄耋
美编 | 黄山
一、谁的乐在其中？
在关于职场性骚扰\性剥削的公共辩论中，我经常被一些讨论方式憋屈得一口老血咽不下去：你怎么知道当事人不是自愿的？当事人在这种荷尔蒙游戏中很爽怎么办？你好反性哦。
如果当事人表态被性骚扰而不爽，甚至被性剥削而愤怒时，也会有声音质疑：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软弱受害者位置，而不能豪爽点，性骚扰回去？
例如腾讯年会被爆女职员被要求跪着喝男职员胯下瓶中水的游戏时，有人提出这种游戏涉嫌职场性骚扰，且员工如果拒绝参与游戏，则有可能被穿小鞋。这时候有性学派的博主反驳道：如果是一群关系不错的同事在一家对污文化容纳度很高的公司做这种游戏，至少还是会有一部分人乐在其中的。
想想也是，我们女权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也会尺度很大玩得很开心。有一次我们一起玩的时候，做了很多互相用嘴解裤头带、用牙互相拔阴毛的游戏，如果这个时候有不认识我们的人看了游戏照片，提出“这涉嫌性骚扰”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觉得诧异甚至扫兴吧？毕竟我们都是好朋友呢。
另外，也有人对所谓职场“潜规则”持这样的观点：当事人自愿用性来获取事业进阶的机会难道有罪吗？你们女权主义者居然简单粗暴地说这就是“性剥削”，而否定女人的选择权？即使人家没有感到被剥削，都被你们女权主义说得不敢否认被剥削了！
就这样，性骚扰和性剥削这种议题就成为了性学派一直尾行女权主义运动的敏感议题。事实上，忽略权力关系的性解放，仅仅是属于权力高位者的性解放，而权力低位者——因为性别歧视在经济、政治、文化中的肆虐，往往是女性——则常常处于被性剥削的角色；同时，我们也看见过很多自身具备更多资源和资本的妇女，自豪地批评那些被其称为“碰一下就要喊非礼”的妇女不够解放，不够革命。
二、我有“不够意思”的权利
凡是被绕进“当事人到底是不是自愿到底爽不爽”的黑洞中，我们就很难从妇女权利的角度再展开讨论——因为“你们连女人的选择都不敢相信”。
但我最近想起我们女权小伙伴之间的一个习惯：我们每一次开性玩笑的时候，都会告诉新来的小伙伴：“我们接下来会说一些很黄很暴力的东西，如果你感到不舒服，记住放心提出来哦！我们会停止这样做的。”
这样新加入的小伙伴基本上能够明白，在一个讲究平等和权利的朋友圈子里，当自己被一些行为冒犯的时候，如果表达不爽，不会被朋友认为“不够意思”。少了这层障碍，自己的想法就能更容易说出来了。这让我豁然开朗：或许当事人是否自愿是否享受并非讨论的重点。重点在于，当事人有没有表达自己真实想法和进行反抗的条件和能力。
要成为何春蕤提倡的那种美好的、敢说敢做的“豪爽女人”，是有条件的。
第一种条件是，成为拥有无上资源、最高性资本的女人。这样我可以任意挑选和拒绝潜在的性伴侣，而不会遭遇报复。但是全世界妇女根本没有可能每一个都成为这样的女王，除非你在看电视剧。
所以第二种条件则是，你有在不爽的时候反抗的可能性。
有反抗的可能性，并不是指女人在一个集体中遭遇了性骚扰、性剥削之后，按照游戏规则，自己去微博报案，自己去走公司\校园内部的防治性骚扰申诉程序，自己心理强大地承受二次伤害的潜在风险，自己面对有可能发生的“保研路”式息事宁人的买卖条件。也不是指女人要在受性骚扰后拥有无穷无尽的勇气，去面对谴责受害者的言论、面对个人信息泄露的可能性、面对和网民在社交媒体中“对簿公堂”的莫名其妙，更不是要在勇敢发声的时候还要面对诸如“不够性解放”、“没情趣”、“上司青睐你身材你是赚到了”等等风凉话。
有反抗的可能性，首先是当事人身边的环境允许你直抒胸臆，不会有人带着各种内心戏阴搓搓地对当事人进行“精神分析”。打工妇女们的关系，常常被企业狼文化、媒体宫斗文化规训为竞争关系——用业绩和性附加值来竞争。新自由主义结合了后现代的性自由理论，轻而易举地用“个人选择”和“竞争”使每个个体原子化，相互隔离而非团结进步。这种“个人（性）自由和竞争”又完美地和东方企业的君臣父子夫妻制度结合起来，人人都在上演厚黑学大戏的同时，学习怎样用类亲属化的关系打通人际脉络获得上升路径。
在这种文化下，个体凭借单独的力量反抗性骚扰、性剥削，就显得更加难以发声。只有双脚离地的人，才会认为“敢享受、敢反抗”是仅仅靠所谓“心理强大”就能简单实现的。没有支持的环境，当身边的同事朋友都深信“个人自由和竞争就是一切”而挣扎在厚黑宫斗中，即使你自我催眠到自己变神经病，都没法成为一个真正“豪爽女人”吧。
三、个人反抗：可能与限度
营造一个支持性环境，让当事人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意愿，绝不仅仅是文化层面的问题。我国劳动者权益保障仍然在走原子化个人申诉的道路——集体行动、罢工尽管并不违法，却能让参与维权行动的工人（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掉进数不清的口袋罪里动辄追究。集体反抗资方不公对待的空间道路，已经越来越窄。
很多人反对“资强劳弱”的提法，觉得老板比劳动者付出更多——“不就工作环境有毒有害嘛劳动者换一个地方工作就好了，老板可是出了大钱头发都掉光了呢！”但其实“资强劳弱”更是指在不公平事件发生之后，劳动者维权成本巨大，而资方有更多资源获得体制性保护。在资源不对等的情况下，劳动者的筹码就只有团结行动。
试想一个最近很普遍的套路：一个被上司性骚扰的女职员向上级申诉，上级连哄带骗让她息事宁人，她发微博曝光性骚扰证据，网络一片哗然，然后呢？我们的企业真的有港剧、美剧里的大企业那样，做好危机公关的觉悟吗？只要还没有触犯刑事罪，对性骚扰者“警告处分”、“停职整改”就能成为现今用人单位最常见的对付高职位性骚扰者的处理方式。2014年，性侵女学生的厦门大学教授吴春明被“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一年后却身居要职地成为了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当一个用人单位执意要保住高职位性骚扰者饭碗的时候，受害者个人的抗争则显得多么无力，也会让其他同等遭遇的受害者更加容易认命吧——反正抗争了也是这样的结果。
如果劳动者拥有团结起来为不公平事情抗争的觉悟和条件的话，被性骚扰的女职工就不用因为惧怕厚黑同事而不敢抗争，就不会因为担忧抗争了也无效而认命了吧。《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湖南衡山白果那个地方祖上规定女人不能进祠堂吃酒，而在农民运动兴起时，女子们组织起来结对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就吃酒，位高权重的祖尊老爷们也只好听她们的便。原来，连最保守男权的祖上规矩也能通过集体行动破除。
向警予在《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文中留给我们劳动妇女罢工成败的珍贵数据，也能让我们感受到女工（还有男工）能够团结起来反抗不公，也许比现在依靠个人力量以卵击石成功率更加高。
图片来自《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一册
无论是受到了性骚扰、性剥削，希望反抗的女人，还是很享受工作场所中荷尔蒙游戏的女人，“敢”拒绝、“敢”享受的能力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塞进我们的阴道和嘴巴里的。生活在结构中的我们，如果持续被原子化里，我们就没有条件“敢”作出自己的选择，承认自己的感觉。因此，当性骚扰事件发生后，如果职工们能够通过民主讨论分析事件原由，通过集体力量让性骚扰者明白错误并学习反性骚扰知识，通过集体行动迫使资方对性骚扰者作出更合理的处理和营造能够保护劳动者人身安全工作环境，这绝对比当事人孤独一人抗争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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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逗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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