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汉朝和武帝类比当下？非蠢即坏

从去年应对佩洛西到《人民日报》的发声，已经说明今日中国与大汉王朝的根本差异。时代已经不同，社会情势千差万别，国家竞争、政权合法性的形式和内容都已发生深刻变化。在今天的世界，比的是谁让人民生活过得更好，谁能有更先进的科技，谁能让社会实现良政善治。这也是改革开放45年以来的宝贵经验总结。

用汉朝和武帝类比当下？非蠢即坏

日前，有一篇网文《大汉王朝之：我们为什么迟迟不救经济》在舆论场上流传。该文认为汉武帝之所以不去拯救经济，是为了服务于北击匈奴的国家扩张政策，是为了后续发行过量货币以集中国民财富预备政策空间。该文虽写的是汉武帝时期，但多处流露出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该文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但主要关注点还是汉武帝的国家扩张政策和汉武帝时期所立下的不世之功。

这篇文章不是孤例。在舆论场上，总是有一部分人喜欢拿大汉王朝来对比当下社会，并不时流露出对于汉武帝的向往。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仿佛今天中国需要像当年汉武帝那样奉行国家扩张政策，进而让四海宾服、万邦来朝，重建大国荣光。

电视剧《汉武大帝》剧照。

应该说明的是，这样的想法并非主流，更和当下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内政外交政策有着根本性冲突。自毛泽东、周恩来时期以来，中国便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作为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将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潮流，对外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国际秩序的民主化，奉行务实主义外交路线，对内把经济民生作为国家政策的重心，一心一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过去一些年以来，中国政府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交往与和谐共处。与之相比，传统中国社会所期待的四海宾服、万邦来朝的图景，早已不合于时代潮流。

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用大汉王朝和汉武帝来类比当下中国社会现实，是非常不恰当的。大汉王朝是君主专制体制，是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传统农业社会，是整个社会的观念保守与落后。与之相比，今天中国虽有各种各样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问题，但不能否认的是，今天中国是在近代民主共和的浪潮下产生，又经过改革开放45年的发展，不论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早已经与传统中国有根本性区别。正因这样，今天中国注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重通过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来建立合法性。这才是现代国家竞争的关键和王道。

不应忽略的是，社会上不少人对于汉武帝存在相当多的误解和幻想。诚然，汉武帝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他很有能力和作为，他的任内创下封狼居胥的军事奇迹，大汉王朝的军事实力和疆域达到鼎盛。但被人忽略的是，汉武帝同样是一位穷兵黩武、残暴无情、纵情享受的专制君主，在他大国荣光的背后是民不聊生，是动辄大规模人口死亡，几乎酿成大乱。汉武帝用他的好大喜功生动阐释了什么叫“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司马光曾这样形容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祸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在汉武帝后期，面对国穷民竭、百姓流离失所的困局，他不得不承认他的所作所为已让大汉王朝有“亡秦之迹”。所幸的是，汉武帝晚年修正错误，下达轮台罪己诏，开始“禁苛暴，止擅赋”，再加上他临终托孤时选择了对的辅政大臣霍光，适时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才不至于让汉朝迅速灭亡。可即便如此，经过汉武帝的折腾与挥霍，大汉王朝早已元气大伤。

如果信奉历史的书写应该站在人民立场上，那么在传统中国的君主中，汉武帝并非一位值得称道的君主，他比唐太宗李世民差远了。所以说，在经历过民主共和浪潮洗礼的当代中国，一些人再去片面歌颂汉武帝是不恰当的。用过去一些年中国积极作为的内外政策来类比大汉王朝和汉武帝，更是非常不合适。当下中国的积极有为政策是在改革开放45年以来的大框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理念下进行，与汉武帝迷信武力、滥用民力有根本性区别。去年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激化台海局势，当时不少人都在鼓吹军事打击，但中国保持了高度的理性和清醒。这有力说明一些人对于大汉王朝的鼓吹与当下中国的内外政策完全背道而驰。

去年面对佩洛西访台的刺激，中国保持了理智。

去年6月，《人民日报》头版刊发的《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认为：“应深刻认识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巨大、向上发展的国家来说，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归根结底属于外因，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能不能在新征程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结底要看内因，看我们能不能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该文重提当年邓小平说的“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认为“没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形成的强大实力”，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就不可能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