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科创板日报》27日报道,此前在日本、泰国等地现身的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已返回国内。
作为过去一二十年中国极具代表性和知名度的民营企业家,马云的一举一动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如今,他在中国全面调整防疫政策和重新拼经济的形势下返回国内,不失为一个积极信号。中国之大,容得下一个马云,中国经济若想再次腾飞,需要更多像马云那样敢为天下先的企业家。
本文写于去年底,当时中国的风向便已发生转变,过去几个月的迹象表明,中国已再次进入拼经济的周期。无论如何,保持社会活力,激发更多人的创造力,让尽可能多的人各尽其才,对于中国长远发展极为重要。
风向已变,国家调整平台经济政策
文/邓峰
连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宣示的政策调整,在舆论场引来不少关注。其中一个重点便是对待平台经济的态度,预计今后国家将以更大力度支持平台经济的壮大。
犹记得在2020年,那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健全数字规则。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该表述虽包含“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但重心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同样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大爆发,中国以长痛不如短痛的清零政策,在病毒毒性比较严重时成功保护绝大多数国民的生命健康,并成为当年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同样是那一年,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的演进引发巨大争议,从此变得异常低调。本来一度创下全球最大规模IPO的蚂蚁金服突然被暂缓上市。
进入2021年后,在国家“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政策要求下,平台经济遭受整顿,阿里巴巴、美团等头部企业均被罚。校外教育培训行业遭受空前严厉的整顿,许多企业陷入严重生存困境,许多教培从业者被迫下岗。房地产行业的危机同样全面爆发,大批曾经风光无限的地产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困境。与此同时,舆论场对于资本的批评乃至反对声浪达到一个高点,昔日被人追捧的“马爸爸”突然成为遭受巨大争议的资本代表。
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是有其问题,该规范地方应该规范。
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越来越凸显,许多人都有切身感受。在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家重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并对包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在内的一些政策进行调整。
当时会议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从2020年“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到2021年“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个积极转变的信号。
进入2022年之后,一方面经济压力愈发凸显,市场信心不足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严格防疫措施的副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国家层面开始频繁强调“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凝心聚力抓发展、保民生”。一个备受关注的新闻是5月25日召开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该会议指出“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再次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做好疫情防控需要财力物力保障,保就业保民生防风险都需要发展作支撑”。
遗憾的是,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平台经济发展不尽人意。曾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在《应加强而不是削弱平台经济创新能力》一文中指出,“中国平台企业的发展是从1994年接入互联网之后开始的,一批国产的互联网公司很快应运而生”,“二十几年来,这个行业一直在不断地洗牌”,“在2019年之前,看独角兽公司的数量,中美几乎是平秋色的,但之后开始明显落伍,许多头部平台的估值在最近一年多时间里几乎腰斩甚至缩水更多”。
该文认为,平台经济正面作用重大,“最重要的意义可能是让中国第一次有机会紧随工业革命的步伐,走在了国际经济技术创新的前列”,“可惜的是,在最近这段时期内,中国平台经济发展的态势发生逆转,几乎所有头部平台的市场估值都已经大幅缩水,流入平台经济的投资逐季减少,很多平台都在裁员,几家主要平台的创始人纷纷退休”,“中国平台经济与美国的差距显著扩大,世界其它地区特别是欧洲和亚洲的平台企业发展却十分迅猛,印度的新兴独角兽公司的数量已经超过中国。这个变化多少有点令人扼腕,毕竟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第一次有机会站在国际经济技术创新的前沿,与国际头部企业一起并肩前行。虽然在加强监管的过程中,出现态势转弱的临时性现象,也属正常。但如果从业者、投资者普遍出现悲观情绪,对行业发展尤其是创新活动就可能造成长期性的影响。”
该文建议,“监管应该是一项日常性的工作,不能成为运动式的任务,更要避免监管竞争”,“应该考虑加强治理政策的统筹与协调,避免平台经济活动的大起大落”,“避免简单化的一刀切的做法”,防止“长期政策短期化,系统性战略碎片化”。
在此形势下,最近召开的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行了调整。会议认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的新机遇,勇于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从2020年“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到2021年“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再到现如今“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这是明显的转变。12月18日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专程去阿里巴巴集团考察,鼓励争当规范发展模范生、创新发展领头羊、融通发展支撑者。
世间许多事情都存在有利有弊的两面性。资本和平台经济同样如此,既能在推动社会发展、改善经济民生扮演极为重要的作用,又可能造成资本霸权、无序扩张、侵犯个人隐私、贫富分化等问题。
正因这样,对待资本和平台经济最合理的态度,从来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来不是不要监管,从来不是不要创新,而是优化监管,提升监管水平,尽可能扩大资本和平台经济的正面效用。凡事过犹不及,只有因应形势地保持允执厥中,才是对的做法。
正如黄益平教授说的“完善平台经济治理,既必要、也急迫,但在制定与实施治理政策的时候,一定要珍惜这个已经可以跟一些国际领先平台竞逐的行业,从而实现推动它们‘做强做好做大’的初衷”,如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是正确的决定,接下来的关键是尽快提振市场信心,激发社会创造力,在提升监管水平的同时让平台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弯道超车和造福于民的一个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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