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是世界上唯一还残存着亚洲猎豹种群的国家。
在伊朗，亚洲猎豹曾经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物种：除了极端干旱的沙漠深处及地形崎岖的山脉以外，整个伊朗都曾是猎豹奔驰的狩猎场。
但它终究还是难逃与其他野生猫科动物相似的悲惨命运——农业的发展让它们丧失了栖息地和猎物；被觊觎它们皮毛的猎人捕杀；尽管对家畜并无危害，但仍被当作“害兽”杀死；被当作宠物买卖......

在历史的长河中，猎豹的命运也跟随着国家命运的波涛起起落落，最终还是走到了危亡之际。
在伊朗中心的“大盐沙漠”生活的猎豹，或许是在逃亡中走向了沙漠深处。那里的12只亚洲猎豹，能否成为亚洲猎豹最后一丝渺茫的希望？
伊朗的中心是一片盐的海洋，虽然被群山包围，但这里极为干旱，富含矿物质的泉水刚从地下深处涌出，很快便被干燥的西风吹干，只留下地表点点白色的痕迹。
这里在波斯语中叫做卡维尔（khwar），意为“低地”，不过当地俚语中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大盐沙漠”。
卡维尔盐漠占据着波斯高原中央长800公里，宽约320公里的区域，总面积约7.76万平方公里。
这里几乎从不降水，也缺乏常年不断的径流，夏季气温可达50摄氏度以上，1月的平均气温也有22摄氏度，极端的高温几乎蒸发了所有水分，使得沙漠披上了一层银色的盐壳。
2014年出现在卡维尔国家公园的雄性猎豹，这里距德黑兰只有50公里
除了外围由高山融水汇集的小型绿洲之外，卡维尔盐漠几乎是人迹罕至，偶尔一场大规模的降雨让沙漠深处鲜花遍地，还没等牧人驱赶羊群匆忙赶来，花朵接着又以极快的速度枯萎。
亘古以来，只有断断续续的驼铃声不时打破这里的寂寥。
当地人的口口相传中，神话中的鲁特之城就位于这个地方，《圣经》中将其称作所多玛。
《古兰经》中对这座罪恶的城市亦有所提及：由于城中居民犯下的滔天罪孽，至仁慈的真主亲手将其毁灭，并以盐撒满大地，使整片区域沦为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
卡维尔盐漠在伊朗的位置 @ Wikimedia Commons
盐渍的土壤上很难有植物生长，但这片荒凉的土地却并不单调。由于人迹罕至，沙漠反而成为许多濒危物种最后的家园。
卡维尔盐漠被称为“伊朗的小非洲”，这里几乎能找到伊朗所有的沙漠物种。
得益于恶劣的自然环境阻挡了人类探索的步伐，包括亚洲猎豹、波斯野驴与鹅喉羚等诸多濒危物种都生活在这里，卡维尔盐漠成为它们在伊朗硕果仅存的栖息地。
不过，卡维尔盐漠极有可能在不远的未来彻底失去一个核心物种，那就是亚洲猎豹。
2022年1月9日，新年伊始的欢嚣还没有散去，伊朗自然环境与生物多样性部副部长哈桑·阿克巴里（Hassan Akbari）向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了一则重磅消息：根据最新的年度调查，伊朗境内确认的亚洲猎豹只剩下12只。
这则讯息很快震惊了世界，随后被法新社与BBC等著名媒体转载，要知道在2010年，也就是上一个虎年之际，伊朗对外宣称的猎豹数量为100只。

近年来记录到亚洲猎豹的省份
伊朗环境部门将亚洲猎豹的消失归咎于相关资助的缺乏。
阿克巴里声称，伊朗环境部已经制定了一个专门的猎豹保护计划，但始终没有收到预算，由于付不起护林员工资，猎豹栖息地原本的常态化巡逻被迫终止，改为不定期的季节性巡逻。
可短短十多年间，猎豹便以如此迅猛的速度消失，显然用『资金匮乏』一条原因并不足以解释。要明白伊朗猎豹的现在，我们必须回溯过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卡维尔国家公园的印度瞪羚，亚洲猎豹最主要的猎物
曾几何时，亚洲猎豹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物种，其栖息地涵盖了该国很大一部分地区，包括中部和东部所有的草原及沙漠区域，以及扎格罗斯山脉以西同伊拉克接壤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换句话说，除了极端干旱的沙漠深处及地形崎岖的山脉以外，整个伊朗都曾是猎豹奔驰的狩猎场。
受限于自然条件，伊朗高原的猎豹密度可能从未达到或接近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水平。但由于高原地区幅员辽阔，人口稀少，据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伊朗的猎豹种群数量依旧十分稳定。
从野外捕捉猎豹并不轻松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尽管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宣传中，巴列维国王仿佛是世间一切罪恶的化身，包括穷凶极恶的统治，奢靡铺张的浪费，以及过度西化的作风。
但对亚洲猎豹而言，巴列维国王统治期间可能是过去一百年间最好的时光。
二战以后，随着吉普车大规模推广，以及大量武器流入民间，亚洲猎豹的锐减也拉开了帷幕 。
这种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主要猎物——瞪羚被大肆猎杀。这一时期内，印度、中亚以及阿拉伯半岛的猎豹种群相继绝迹。
1925年，在伊拉克西南部被贝都因猎人射杀亚洲猎豹
伊朗的猎豹原本也将遭遇其他地区同类的命运，幸而于1959和1956年，巴列维王朝皇家狩猎委员会宣布将猎豹及其主要猎物瞪羚列入法律保护，严格禁止猎杀，并且设立了一系列自然保护区。
此后，伊朗的猎豹种群逐步恢复，特别是在某些食草动物种群繁荣的栖息地，猎豹开始变得繁荣起来。
例如塞姆南省的科什耶拉赫（Khosh Yeilagh）野生动物保护区，由巴列维国王于1963年亲手指定，坐落在水草丰美的厄尔布尔士山脉东麓，拥有大量瞪羚和其他食草动物，曾被认为是整个亚洲质量最好的猎豹栖息地之一，猎豹密度一度达到极高水平。
2012年6月，在拉扎维呼罗珊省的多鲁尼（Dorouneh）保护区发现的雌猎豹，为该省时隔二十年之后的首次记录 © Saeed Shafyan
在1970年和1973年两次考察中，科考队员仅在几小时内就分别目击到了13只及9只猎豹。
对于这样一种性情害羞的独居动物而言，几小时内见到十几只猎豹简直不可想象，说明当地一定拥有数量丰富的食草动物资源以及严格密切的保护措施，才能维持如此兴旺的猎豹种群。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社会生活高度世俗化，大街上行走着烫发的摩登女郎，整个国家表面上充满着自由的气息。
但在本质上，由于通货膨胀与腐败，伊朗社会失业率严重，贫富差距过大。巴列维政权已引发国内社会和宗教界的普遍不满。
亚洲猎豹的繁殖与猎物多寡有关，譬如2012年，由于大旱，全伊朗只记录到一个猎豹家庭
1979年1月，古老广袤的波斯大地见证了一场盛大革命的爆发。在左翼共产党人、宪政自由派以及保守的宗教势力共同努力下，巴列维王朝轰然崩塌，国王被迫流亡海外。可新政权并不是人们所设想般的共和政体，而是更加保守的政教合一制度。
对于伊朗新政府而言，巴列维王朝时期的诸多禁猎法令自然形同一张废纸，再加上之后持续数年的两伊战争，更无暇顾及保护区建设和濒危物种保护。
在此期间，伊朗野生动物显而易见地减少，大片保护区土地被牲畜所占据，猎豹钟爱的平坦开阔草原成了武装摩托车追逐猎物的猎场。
伊朗惨遭盗猎的野生动物
伊斯兰革命是亚洲猎豹命运的转折点，战争期间的动乱极大地影响了猎豹的生存，70年代粗略统计显示，科什耶拉赫至少拥有50-70只猎豹，这是当时已知最大的亚洲猎豹种群。
但风云突变，随着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大量牧民冲进保护区，誓言要将“国王的围栏”轧毁。
科什耶拉赫保护区在随后的几年间经历了严重的破坏，曾经亚洲最重要的猎豹保护区被毁于一旦，本地猎豹最后被观察到是在1983年，此后长期销声匿迹。
直到2011年5月，才有一对外来的猎豹重返保护区，然而在次年，其中一只就被当地牧民报复性杀害了。
2016年，哈尔图兰生物圈保护区遭到报复性猎杀的雄猎豹，它只有四岁，头颈部遭到连续重击而死，手段令人发指
至80年代中期，亚洲猎豹在许多过去已知的栖息地都已不见踪影，外界一度以为它们已经被完全消灭，直到伊朗社会趋于稳定，并开展了一系列有限的调查之后，动物学家才发现，猎豹并未灭绝，但数量已大幅减少。
1979到1985年间，伊朗的野生动物保育几乎处于完全停滞状态，直到90年代初才开展了一些有限调查。可以确信的是，随着瞪羚数量的急剧减少，猎豹的处境也不容乐观。
由于人类的步步紧逼，最后的猎豹被驱赶到一些条件较为恶劣但相对安全的沙漠和山麓地带，卡维尔盐漠成为最后的猎豹避难所。
亚兹德省，三只单身雄性猎豹组成的联盟，分别为“Ardalan”、“Arsalan”和“Ardavan”
伊朗新政府对亚洲猎豹的态度可谓充满矛盾，巴列维时代的猎豹受到特别优待，这成为反对它们的最好理由。而猎豹更是常常与奢靡联系在一起，这也成为简朴的教士阶级抨击的对象。
这一观点并非空穴来风，伊斯兰革命期间，曾有大批群众冲击巴列维国王的御苑，杀死了包括老虎在内的所有猛兽。
革命群众兴高采烈，自认为行正义之举，殊不知他们头脑发热的代价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群里海虎。与此同时，德黑兰动物园饲养的亚洲猎豹也在这一期间内莫名消失。
雌性里海虎“Soraya”。1955年1月29日由巴列维国王赠予德国哈根贝克动物园，它出生于德黑兰御苑，也是欧洲境内最后一头里海虎，而它的亲戚大多在伊斯兰革命期间被杀
随着政教合一制度的逐渐稳固，伊朗的革命热情逐渐消逝，迫在眉睫的危机就是如何应对内忧外患的形势，远有美国、苏联、以色列等一众“大小撒旦”，近又面临着同南部逊尼派各国的持续交恶。
换句话说，伊朗新政府发现自己在世界舞台几乎孤立无援。
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环境，伊朗选择拥抱波斯传统，强调伟大的波斯民族与灿烂的波斯文化，以波斯内核对抗阿拉伯。
猎豹身上蕴含着波斯丰富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传承，自然受到了伊朗政府的重视，更别提卡维尔盐漠的猎豹是全亚洲境内唯一的遗存
出土于伊朗东南部克尔曼省的石制砝码，距今约3500年，形象的雕刻了两只猎豹围绕一个男人跳舞的画面
1997年，曾在印度参与老虎保育项目多年的伊朗教授霍木兹·阿赛迪（Hormoz Asadi）重返德黑兰，并在伊斯兰阿扎德大学获得职位，这成为伊朗与外界就亚洲猎豹保育的第一次接触。
在此之前，国际学界对伊朗猎豹的命运忧心忡忡，印度动物学家Divyabhanusinh就曾通过伊朗驻新德里大使馆询问过亚洲猎豹的现状。但当时冷战尚紧，“无关紧要”的问题自然不可能收获答案。
伊朗内阁众高官与波斯豹标本合影
好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得益于霍木兹·阿赛迪教授的穿针引线，国际NGO组织与伊朗政府就猎豹保护问题一拍即合，由国际组织提供技术培训和资金资助，而伊朗方面则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
“猎豹是最具魅力的猫科动物之一。”伊朗副总统 Masoumeh Ebtekar 如此评价。
2001年可能是伊朗猎豹保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伊朗环境部、伊朗猎豹协会（ICS）、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一些国际NGO组织达成一项共同协议，即亚洲猎豹保护项目（CACP），旨在扭转伊朗猎豹的灭绝趋势。
伊朗足球队新队服
为了提高民族凝聚力，伊朗政府将猎豹描述为古代英雄的伙伴，是勇敢、忠诚与协作的象征。
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中，伊朗国家队就身披猎豹战衣冲锋陷阵，表达出对这种精神的赞扬。
然而，相较于德黑兰中央沉溺于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普通牧人对猎豹的态度则要更加务实，他们眼中的猎豹是嗜血的野兽、暗夜里的歹徒、以及无情的羊羔猎手。总而言之，牧人对猎豹的态度可谓深恶痛绝。
古抄本中的猎豹与山羊

当然，这种敌视很大程度上来自利益冲突。
从1980年到2010年间，革命后的伊朗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社会生活历经了深刻的改变，伊朗也由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快速迈入现代化。
通货膨胀与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得农村社区变得更加脆弱，羊群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生活的基础，更多的土地意味着更多的羊群。
一些激进分子甚至认为如果没有猎豹，那么保护区将会变成牧场。部分宗教阿訇也说，驯豹是异教徒的活动，不符合伊斯兰价值。
一对属于戈尔哈布尔土邦主的驯豹，约1927年
可据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艾尔森的研究，有证据可以表明，前伊斯兰时期的萨珊波斯并不存在这项运动，驯豹狩猎实际上是随着阿拉伯帝国扩张，才从遥远的非洲之角传播到伊朗的习俗。
无论如何，寻找宗教上的慰藉只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借口，“杀死猎豹”与“猎巫运动”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维持自身利益的行为。
事实上，据一项研究表明，由于咬合力有限，许多被认为是亚洲猎豹所犯的案件中，真凶往往是波斯豹和欧亚猞猁等其他猫科动物。
换句话说，猎豹只是背黑锅的替罪羊。
被猎豹袭击丧命的黑山羊 © Saeed Shafyan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食草动物的减少，家畜已经成为亚洲猎豹最大的食物来源，但较于狼群和花豹等其他食肉动物，猎豹造成的牲畜损失要小得多。甚至在许多案例中，猎豹往往是不幸丧命于牧羊犬口中的受害者。
但猎豹遭遇的恶意却令人匪夷所思，究其根本，猎豹本身的文化意义与众不同，它们不仅是聚光灯下的旗舰物种，更是伊朗的国家象征。
假如一个地方出现了猎豹的消息，不仅闻声而动的NGO组织会很快赶来，嗅觉灵敏的各大新闻媒体也紧随其后，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地方突然进入新闻头条。
惨遭路杀的伊朗猎豹 @ MA Adibi
如果猎豹的存在得到确认，那么陷阱相机、社区调查以及常态化巡逻都将接踵而至。这意味着当地存在已久的非法采矿及盗猎等行为可能会逐步暴露在聚光灯下，无所遁形，而这一切是当地利益集团无法容忍的。
所以，猎豹必须得死。
  • 2003年，亚兹德省·巴夫格保护区：当地牧民纵火焚烧了3只两个月大的猎豹幼崽；
  • 2008年，克尔曼省·达尔班德野生动物保护区：2只成年雄性猎豹被当地旷工下毒毒死；
  • 2008年，塞姆南省·哈尔图兰生物圈保护区：牧民故意用摩托车追逐带崽雌豹，导致1只雄性幼崽同母亲永久分离；
  • 2011年至2016年，北呼罗珊省·米安达什野生动物保护区，至少有7只猎豹因车祸而死，其中包括2只具有繁殖能力的雌性猎豹。
除此之外，大部分猎豹的家域范围并不固定，它们往往要在不同保护区间迁徙，但这种移动无疑增加了猎豹在保护区之外遭遇车祸与报复性猎杀的可能。此类意外事件日渐频发，极大程度上限制了亚洲猎豹的种群增长和向外扩张。
亚兹德省巴夫格保护区被打死的两只猎豹幼崽
一项通过陷阱相机的研究表明，2001年到2012年间，伊朗境内确认存在着82只不同的猎豹个体，同时这一时期至少有42只猎豹死亡，其中78.6％都是非自然因素造成，包括车祸与报复性猎杀。
缓和仇恨最好的灵丹妙药就是钱，这一点，人人都心知肚明。
得益于国际社会提供的大量资金，伊朗环境部实施了一套相对完善的野生动物冲突补偿计划，任何人只要因野生动物造成牲畜损失，都可以申请现金补偿，包括但不限于亚洲猎豹与波斯豹等食肉动物。
除此之外，伊朗政府也提高惩处力度，在2015年将杀死一头猎豹的罚金由2000万托曼提高到1亿托曼（约28570美金），这几乎是中产家庭一年的收入。
德黑兰帕尔迪森公园救助的两只亚洲猎豹，分别为雄豹库什基（Kushki）与雌豹德尔巴（Delbar），它俩都是由牧民上交
这一套“大棒加甜枣”之下，伊朗猎豹的处境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好转，2013年至2014年间，猎豹栖息地的偷猎行为减少了27％，猎物密度增加了17％，譬如亚兹德省的巴夫格保护区，过去每年平均都有1.5只猎豹遭遇报复性猎杀，如今这一数字减少到几乎为0。
但伊朗猎豹的数量并没有出现显而易见的增长，究其原因，除了现有的保护措施依然远远不够以外，过去的报复性猎杀行为也导致了现存群体内部性别比例日益失衡，特别是具有繁殖能力的成年雌豹损失，几乎是不可接受的。
哈尔图兰，携带幼崽饮水的雌猎豹 © Iranian Cheetah Society
按照伊朗官方的口径，猎豹栖息地的面积高达24.25万平方公里，占伊朗全国陆地面积的14.7％之多。但该说法显然忽视了以上大部分地区都是缺乏水源的沙漠或者地形恶劣的山区，真正适合猎豹栖息的土地只占很少一部分。
具有繁殖力的雌性猎豹是维系物种的关键，对整个种群延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雄猎豹相比，哺乳期的雌猎豹需要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这意味着更多的猎物和更大的活动范围——以及更大程度上遭遇人兽冲突的风险。
2018年8月7日，一只18个月大的亚成体猎豹在塞姆南省北部穿越公路时，不幸遭遇车祸严重受伤。尽管很快被转移到德黑兰接受手术，但由于脊髓损伤非常严重，该个体一周后不治身亡
研究表明，61％遭到遭遇报复性杀害的猎豹都是雌性。而雌豹一旦死亡，它的幼崽几乎无法在残酷的环境中存活。
更重要的是，如果所有适龄雌性猎豹全部发生意外，那么剩下的雄性猎豹注定难以为继，要么抛弃领地远赴他乡，要么在等待中孤独死去。
换句话说，这也意味着整个种群的消亡。
这样的情况其实已经发生，卡维尔盐漠南部坐落着两片著名的受保护区域，即南呼罗珊省的内班丹（Naybandan）保护区与克尔曼省的达尔班德（Darband）禁猎区。
两者分属不同省份，但共享一条长长的边界线，实际上构成一个面积巨大的“超级保护区”，总面积近300万公顷。
内班丹保护区的猎豹种群极有可能已荡然无存
这片区域曾被寄予厚望，因为这是伊朗境内面积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自2001年开展相机调查以来，累计记录到15只不同个体存在。
但不幸的是，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伊朗东部同阿富汗之间边境毒品走私活动的传统通道，伊朗方面执行力度不够，导致基层枪支和毒品泛滥。
自2013年以来，在这个伊朗中南部最重要的猎豹栖息地，既没有猎豹繁殖，也没有任何雌性猎豹到来。当地猎豹陷入了只出不进的困境，很快便迅速崩溃。
2016年的调查发现，偌大的内班丹保护区只剩下两头猎豹，分别是“Arash”和“Pouyan”。
之后不久由于缺乏雌性，这两头单身雄猎豹先后出走。2018年7 月 8 日，“Arash”出现在150公里之外亚兹德省的卡姆基.巴哈巴德（Kamki Bahabad）禁猎区，尽管这里也没有它渴望的雌猎豹，但至少拥有大量猎物。
而“Pouyan”的命运则要更加不幸，同年10月发现死于克尔曼省另一处保护区，至死也没有找到同伴。
2009至2016年间，这对猎豹兄弟相继出现在5个不同保护区 © ICS/DoE/CACP/Panthera
性别比例失衡也导致雄猎豹不得不花费更长时间才能找到配偶，譬如2007年在亚兹德省，陷阱相机记录到一对猎豹兄弟在几个月时间内奔波了约1700公里的路程，相当于从北京到台北的直线距离，这无疑增加了遭遇意外事件的风险。
2016年，美国一项非政府基金会认为，野外的亚洲猎豹可能只剩下40多只，这一说法遭到了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对，认为心怀鬼胎的美国佬是在污蔑伊朗的保育成果。
由于国际制裁，伊朗不得不使用本土研制的红外相机 © Ehsan Soleimani
但现在，即使是以强硬著称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亚洲猎豹已经处于最危险的边缘。
或许是出于保育上的考虑，伊朗政府在这份声明中并没有公开这12只猎豹的具体位置，只是称它们生活在该国中部的沙漠。不过据此前公布的数据可以猜测，这仅存的猎豹庇护所极有可能是卡维尔盐漠北部的哈尔图兰。
哈尔图兰生物圈保护区在伊朗的位置
位于塞姆南省东南部的哈尔图兰（Khar Turan）生物圈保护区，是伊朗面积第二大的自然保护区，面积约为140万公顷。一直以来都是亚洲猎豹极为重要的自然栖息地，直至今日亦如此。
哈尔图兰和北部靠近的米安达什（Miandasht）保护区曾被视为亚洲猎豹最后的希望，因为近年来只有这两个地区还有确认的猎豹繁殖。
但自从米安达什最后一只猎豹在2018年11月因车祸而死之后，人们便再也没有在这片土地上见到过任何猎豹的痕迹。
米安达什最后一只雄猎豹 Yarqoli © Iranian Cheetah Society
而哈尔图兰能够幸存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恶劣的自然环境。这一点从名字上可以看出，图兰这个名字源于古代，当时骄傲的波斯帝国将其统辖的领域称为伊朗（Iran），即文明之地，而将阿姆河对岸的中亚平原蔑为图兰（Turan），也就是野蛮人生活的地方。
换句话说，哈尔图兰虽然处于伊朗高原的核心，但这里环境险恶，如同遥远的蛮夷之地，因此依旧被冠以“图兰”之名。
哈尔图兰是伊朗哺乳动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拥有大量的野驴、鹅喉羚、印度瞪羚、野山羊和羱羊等食草物种——大量偶蹄动物是猎豹生存的基本保证。
哈尔图兰的波斯野驴
由于面积广阔，再加上沙漠环境恶劣，在80年代早期的伊斯兰革命时期，当地绝大多数物种都能免遭偷猎者的侵袭。例如波斯野驴，上个世纪最危急时野外只剩下140余只，且分散在两个相距甚远的地点，哈尔图兰就是其中之一。
既然广袤的哈尔图兰曾经庇护了波斯野驴的生存，国际组织也希望这里能够成为亚洲猎豹的诺亚方舟。因此哈尔图兰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早确定的5个亚洲猎豹重点地点之一，也是环保组织最早参与的伊朗保护区。
2009年8月哈尔图兰，一只雌猎豹与三只亚成体 © N. Karami
客观上说，国际NGO组织提供的大量补偿极大程度上缓和了牧民的敌意，毕竟内困外交下，伊朗政府连巡逻员的工资都难以正常支付，更何谈给予牧民补偿。
可是好景不长，伊朗与西方的蜜月期就如同沙漠里的鲜花一样短暂，随着温和派得鲁哈尼总统下台，伊核危机再次爆发。
面对美国无差别的制裁，非政府组织也受到波及，任何同伊朗的交易都被视为资助敌国，伊朗也以牙还牙，推动国内反美潮流日趋紧张。NGO组织失去了政治空间，大量外籍员工不得不暂时退出伊朗。
没了国际组织从中周旋，愤怒的牧人与猎豹的矛盾几乎一触即发。
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 Amir Hossein Khaleghi（中）在检查大不里士周边一只死去的猎豹尸体
即使是伊朗本土雇员也没有交到好运，2018年1月，伊朗革命卫队以间谍的名义宣布逮捕了波斯野生动物遗产基金会（PWHF）的9名员工，理由是他们与“敌国”合作，不久后，该基因会创始人 Kavous Seyed-Emami 博士在狱中神秘死亡，其家人十分愤怒，认为他遭到了不公审判。
外界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PWHF曾经与国际大猫保护组织 Panthera 在亚洲猎豹的保育项目上合作过，并接受过对方提供的红外相机，而该协会主席兼联合创始人托马斯·卡普兰（Thomas Kaplan），一位亿万富翁兼慈善家，以对伊朗政府直言不讳的批评而著称，曾参与推动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PWHF在哈尔图兰保护区拍摄到的大家庭 © Amirhossein Khaleghi 
尽管PWHF早在2017年10月便以致信的形式表达了对托马斯·卡普兰个人言论的反对，但国际媒体普遍认为这是伊朗政府的一种报复，虽然不能直接反制裁到卡普兰个人，但可以通过此事杀鸡儆猴，令 Panthera 及其老板的名声一落千丈。
难道伊朗政府真的已经穷困潦倒如此地步了吗？显然并不是，即使外汇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伊朗依然每年雷打不动地无偿援助巴勒斯坦等国近20亿美金，哪怕只有一小部分用于国内的保育项目，也能保证亚洲猎豹能够长远繁衍下去。
2018年的伊朗猎豹日上，伊朗猎豹协会公布了14种外语制成的亚洲猎豹宣传海报，上图为日语版
尽管凛冬已至，还是有一些环保组织留在了伊朗境内，选择守护亚洲猎豹仅存的希望。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成立于2001年的伊朗猎豹保护协会（ICS），由该组织定期公布的工作报告已经成为外界了解伊朗猎豹现状的最好来源。
至少在同一问题上，无论西方组织还是伊朗政府都形成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野外猎豹的数量已经太少了，几乎降至低谷，因此每一只个体都至关重要。
为提高猎豹的存活率，从2014年起，伊朗猎豹保护协会都会派人前往哈尔图兰和其他重要保护区补充人工水源，保证猎豹能够在最干旱的季节活下去。
使用人工水源的猎豹家庭 © Iranian Cheetah Society
猎豹的生存必须要有水源，但充沛的水源不仅会吸引猎物，还会引来另一群不速之客：家畜。
据统计，每年至少有80000只牲畜和300多只牧羊犬在哈尔图兰生物圈保护区内漫游，庞大的牧群通常占据了水草最丰美的地方，挤压当地食草动物的生存空间。
这陷入了奇怪的悖论，为猎豹和其他濒危物种提供的水源，反而成为保护区边界不断被牧人侵入的基础。

2021年1月伊斯法罕省东部，两只亚洲猎豹试图穿越马路时被围观者拍下
伊朗猎豹保护协会最初倾向于通过购买放牧权解决这一问题，即向牧民提供一定的补助，让他们在最干旱的冬季和夏季远离保护区，保证猎豹的生存。
但这一方法很快便行不通，因为缺乏有效监督，牧民们通常一转身就将羊群往保护区驱赶。
研究人员终于意识到，猎豹与牧羊人的矛盾不可调和，双方不能同时存在于同一片区域。为了亚洲猎豹的长远未来，必须尽可能减少人为活动的干扰。

2015 年 10 月，米安达什保护区的猎豹家庭

早在2017年，伊朗猎豹保护协会就考虑从哈尔图兰国家公园内购买私有土地，这一计划也得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支持，可能正是因为资金来自“境外”，所以购地计划遭到塞姆南省政府的强烈反对。
虽然由于议会选举，塞姆南省大换届，新一届政府十分开明，尽可能在推动该项目落地，除IUCN之外，伊朗环境部也提供了部分资金，表明了德黑兰的态度。
但因新冠大流行，加之土地所有者狮子大开口，将原定价格涨价两倍，导致该项目迟迟未能启动。
使用人工水源的鹅喉羚
直到2021年3月，亚洲猎豹保护协会才成功从私人手中购买了5600公顷的土地，并移走了所有牛羊，承诺这片土地永远不会再有牧羊人的到来。当年5月和6月，就有两只猎豹时隔多年后再次出现在这一地区。
看起来，环保组织终于发现了保护亚洲猎豹最有效的方法。但我们不禁想问，这是否太迟？
新出现的两只猎豹，分别是Telma和Fegheh

由于伊朗猎豹的前途未卜，许多组织和个人都建议应该放弃保育项目，转而将资金投入到那些更需要保护的物种上。
诚然，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保育项目的意义并非仅限于伊朗猎豹本身，通过加大巡逻和制止盗猎，让其他许多物种也能从猎豹保护上受益良多。实际上，保护猎豹就是在保护整个伊朗干旱生态系统本身。
那么就最新数据来看，是否此前所有工作都没有起到预期成效，亚洲猎豹注定灭绝？
2001年10月，Jangal首次出现在陷阱相机镜头里（双腿之间的照片），之后在广袤的内班丹保护区游荡了十年，直到2011 年1月被公园守卫发现死亡。专家估计，它至少存活了12到 14 年，是目前已知最长寿的野生亚洲猎豹
好在伊朗环境部很快就释放了更多信息，此前对外公布的12只猎豹仅仅是2020-2021年度利用陷阱相机确认的成年个体，代表了已知成年猎豹的最低值，并不意味着伊朗野外只剩下12只猎豹。
事实上就在这新冠大流行的这一年，相机镜头相继记录到4只幼崽的出生，另外还有3只亚成体离开母亲，开启独立生活的新篇章，而这些都没有计算在统计结果内。
雌豹Talkhab和它的两个幼崽，2021年记录到的第一个猎豹家庭

坦率的说，由于猎豹神出鬼没的习性，陷阱相机很难记录下所有个体，未出现在镜头里不代表它们已经去世。
譬如一只“Navid”的猎豹，2011年由美国国家地理团队在内班丹保护区首次拍摄，期间一直杳无音讯，直到4年后才再一次出现。
此外在北呼罗珊省拍摄到的未知个体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野外可能还有潜在的繁殖家族不为人知，这需要更多调查确认。
不过更重要的是，出现在相机里的幼崽是新希望的象征，代表着野外亚洲猎豹仍具备自我延续的可能，这带给保育项目无限动力。
现存圈养个体一览
除了野外已知的12只猎豹以外，圈养繁殖项目也在逐步推进，目前在伊朗的人工设施里还生活着另外3只猎豹，均系野外救助而来，科学家正尝试让它们在圈养条件下留下血脉。
特别是2017年12月26日，伊朗警方从德黑兰一个非法走私团伙手中解救出来的雌性幼崽，如今已经健康长大，机灵又活泼，它被命名为“伊朗”，以整个国家为名，代表着人们对它的祝福。
从走私团伙手中拯救的亚洲猎豹幼崽“伊朗”，它大约在4个月左右时即与母亲分离，而后在走私团伙中生活了一年以上，因此无法回到野外
谈到亚洲猎豹的未来时，伊朗官方对此语焉不详：“我们为了保护亚洲猎豹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还不足以拯救这一物种。”
至于未来会怎样？没人能打包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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