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考结束了,报考人数有创新高。同时考研的人数比去年减少了将近10%,考虑到现在城市青年失业率已经不公布了,再考虑到不公布之前失业率也远远超过去年同期,所以今年考研人数下降绝对不是大学生都去就业引发的下降。同时那两年大学入学人数基本持平——那么有且仅有一种可能,就是年轻人都选择去考公务员了。
我昨天在微博吐槽说: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烂,事实证明大多数年轻人还是用脚投票选择了官僚主义。
话糙理不糙,道理终究是这个道理:年轻人都去考公,说明市场经济活力欠缺,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缺乏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就业机会。市场上不是没有工作了,而是变得固化了,资源被形形色色的“阀”们所掌握,变成了裹着资本主义皮的封建主义。
虽然说“体制内”也有类似的问题,毕竟当年那种灰色收入”“三公消费为所欲为的年代的已经过去了,现在越基层越要经受科层制、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会议文件八股文的层层毒打,压力也是不断向基层转嫁的。
但即便如此,“进体制”也成为了近几年年轻人们的最优选择,越来越多的人“用脚投票”选择考公,因为毕竟有口饭吃,毕竟五险一金能交足,毕竟不会三十五岁把你吃干抹净后一脚踢开……
简而言之,没权没势的人进体制虽然也就那样,但凑活过呗,还能离咋滴?
所以说这就是标题所说的:对个体选择可以理解,对宏观经济社会必须认识到问题所在。
我从两方面来深度评价一下这一现象,一个方面是以普通公务员身份的视角,另一个方面是以人民群众的视角。富人和权贵的视角咱不会,也没有普遍的参考价值不予分析。
我想对现在一门心思考公的朋友们奉劝两句: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公务员真的是“铁饭碗”吗?90年代的工人们在下岗以前,也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捧的是“铁饭碗”。但很多时候,往往“形势比人强”。
其实也并不远,就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国家经济困难,“价格闯关”失败,很多正儿八经的公务员都发不出工资来。那时候流行的名词叫“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当然,第一波下海的公务员,因为凭借着体制内良好的“关系”与“人脉”,往往会容易获得很多“独家资源”,也有幸成为了“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
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公务员却又成为了“香饽饽”。因为那个时候腐败现象非常严重,即便是最基层的公务员,也有一种说法叫做“灰色收入”——就是也不是大奸大恶、贪污腐败,但是有些法律没规定、道德又说不过去的钱你能挣。那时候家长饭桌上最多的话题就是,谁谁谁只是一个科长,中秋节排队送礼的车就排到小区门口了,送的少了人家看都不看一眼。
与此同时还有非常恐怖的“三公消费”——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那时候一个县都能去巴黎、纽约考察,美其名曰“学习发达国家先进城市化经验”;甚至去巴黎、纽约的都是要点脸的了,太多直接去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和拉斯维加斯(赌城)的,也不知道“考察”个什么东西了。
当时有句顺口溜:为祖国喝茅台、为人民开豪车、为学习拜访拉斯维加斯
想当年小到一个县,大到一线城市,都有几条专门靠公务员“三公消费”养活的高端商业街——KTV一条街、洗浴城一条街、高端餐饮一条街等等。大家都可以问问自己家长,当年这些街道在哪里,看地理位置是不是相当于大学的“堕落街”?十八大之后这些街道的店铺基本都倒闭了,回归正常的商业属性了。
所以说现在人们总低估十八大这一“伟大的转折”,那时候的腐败问题就连主旋律献礼片《建国大业》里都要借常凯申之口吐槽“反腐,亡党;不反,亡国”了。
关于十八大之后的反腐力度,知名历史作家二月河有这样一个评价:“从历史来看,我们阅读二十四史,反腐从来都是一个经常的事情。但是二十四史里面,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时期曾经有过现在这样的反腐力度。”只不过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感触不是很明显,假以时日再去回望,就能看到那个历史转折点鲜明的意义。
现在怀念什么90年代的人,除了年纪太小瞎鸡儿跟风的之外,要么是没良心的人,要么是没记忆的人,二者必有其一。
回到本文的话题,十八大之后雷霆手段的反腐,让公务员瞬间成为了不那么抢手的职业,那个时候信念信仰啥的都挺薄弱的,“灰色收入”没了谁还愿意当官啊?于是彼时一段时间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哀嚎喧嚣尘上。当时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中,还专门让老革命老干部陈岩石特别批判了“官不聊生”的说法。
还有一点是,当时的经济确实很繁荣,市场上的机会很多。那时候互联网经济方兴未艾、房地产还非常繁荣、对外贸易和金融还有很大的红利期,所以年轻人不太会选择一个没有“灰色收入”的公务员行业——因为基层公务员的工资是低于市场同期水准的。所以那个年代考公也遇到了一个相对的“冷却期”。
但是还是那句话——“形势比人强”,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公务员又重新成为了最抢手的职业,成为了年轻人们的第一选择。
但是,我为什么讲了这么多的历史,就是想告诉一门心思考公的朋友: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才短短的三十年,公务员的境遇就有如过山车上上下下,再审视一下自己的条件和背景,看看是不是冲击到来最先被影响的那一批,真的要心理暗示自己这是“一劳永逸的铁饭碗”吗?
至少在未来可预期的时间内,地方土地财政全面停滞,又不征收房产税、资产税、信托税、离岸金融税、遗产税这些“富人税”去解决财源,那么地方财政必然会陷入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到时候所有的“体制内”——事业单位、国企、教师都会受到影响。
对于普通人来说,人生从来没有“上岸”这种说法。认为考公成功就万事大吉的年轻人,要做好正确的心理建设。
另外我还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说两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务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本身就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于其中的,本身就是要境界高于人民、奉献多于人民、回报少于人民的“先锋队”群体,这是由其本质特性决定的。
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口号: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至今还高高树立在各级政府的大门口,说明我们的公职人员最核心的实践与目的一直都是“为人民服务”,说明我们对公职人员要求要比传统意义上或其他国家更高:他们不仅是文官、职员、技术官僚,他们是先锋队。
当然,虽然“为人民服务”一直没有从门口撤走,但是怀着这一信仰考取公务员的人有多少,想必大家心里有数。这也并不是一个不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应届毕业生们对于考公趋之若鹜,所讨论的角度无外乎就是“稳定”“体面工作”“社会地位高”“有潜在的福利(十八大之前还会光明正大讨论灰色收入)”“不会35岁被裁员”等等非常现实主义的问题。
你要真说一个我考公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入党是“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恐怕还会被人嘲笑唱高调呢。即便现实态如此,也不能否认理想态的意义。现实态之所以没向“更加现实”的深渊滑落,全靠理想态在上面“吊”着呢。
这就是我在《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中所说的:就算千千万万加入公务员队伍的人为了“稳定”“体面”,然而让他们去条件艰苦的山村扶贫,他们也必须去,因为“为人民服务”的大旗还在上面挂着呢;
让他们去参加社区防疫,无加班费无补贴不管饭,他们也必须去,因为“为人民服务”的大旗还在上面挂着呢;
面对被欠薪的农民工、无处申冤的劳保户,他们不能像封建县太爷那样对这些人一赶了之,因为“为人民服务”的大旗还在上面挂着呢。
这就是“理想态”的作用,这个概念不是我提的,是美国大思想家罗尔斯提出的。简而言之就是:不是说现实如此糟糕,所以那些高尚的、难以实现的理想没有用(比如康德的绝对道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而是应该反过来——现实社会还没那么糟糕,就算因为这些伟大的理想在不断斧正我们这个社会。
八十年前的今天,大魔导师毛泽东在神州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留下了五个字的镇符: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至今还在日日闪烁,迟滞着先锋队魔化的趋势。
多说两句,毛主席一家都为革命牺牲,光烈士就有八个人——这是最崇高的理想主义。然而主席的亲密战友们并不是人人都有他老人家这种境界,有些人还“舐犊情深”,要为自己子孙谋一个好生活——这是最真实的现实主义。
如果你用一个普通人的水平来要求他,那对自己孩子好有什么错?鲁迅先生还说过“怜子如何不丈夫”呢。但是要按先锋队的要求来看,为子孙谋福利恐怕就是不对了,因为先锋队要接受更崇高的理想主义,要有更高的道德标准。
虽然拦不住某些老干部们疼爱自己的子孙,但是所有人的舐犊之举,都会被一句咒语所缠绕:“谁的儿子上战场,谁的儿子____”。就算现实中该批条子批条子,该批地批地,该拿政策拿政策,该勤劳致富勤劳致富……但是这句咒语永远不会消散,更会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埋下一个悄悄发芽的种子,最终这些种子一定会成长为茂密的丛林,埋葬那些批条子批地的八旗子弟们。
这,就是理想主义的意义。
为什么老人家的画像一定还要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也是一个道理——要让他一直看着他们。不过说真有用也用处不大,但要摘下来,那可真是完蛋了。所以有多少人暗戳戳的想想摘下来,多少正规新闻媒体的天安门画面上故意抹掉了那张相。
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先锋队的要求更高,要有更高的道德标准。
所以我想对公务员朋友说:基层辛苦确实辛苦,我也经常替基层说话,比如——《请给基层松松绑吧》这篇文章当年就有近百万的阅读量,说不定你也看过。但是公务员就是应该比人民辛苦,就是应该比群众付出多、索取少,这是你们的性质决定的,不认同可以不考公务员。
这句话真不是讽刺——“
不认同可以不考公务员
”——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的选择,更是一份信仰、一份责任的选择。

同时,你们的辛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层层加码、体制八股文……这是需要你们自己改变这一现状的,不要指望人民群众替你们发声。在科层制的鲜明等级之下,自然没几个人敢发声,还有更多的人指望自己变成官僚、用官僚主义服务自己呢。你们自己都没有改变的动力,难道要指望群众帮你们吗?
而对于人民群众来说,难道真的希望一位“考公就是为了躺平”“上岸万事大吉”、甚至就是为自身权力欲望的人民公仆来领导自己吗?
当然,现在这样至少也比为了“灰色收入”考公要强,但是也好不到哪去,我虽然在一系列文章中都高度支持年轻人躺平、佛系这种对“资本主义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是不包括公务员——因为你们是人民公仆、你们是先锋队。
不少人都跟政府打过交道,都走过行政流程、审批手续,深知这其中的拖沓和低效率。我多多少少也是打过一些交道的,我所经历过的城市,除了深圳和杭州这两个地方之外,其余的政务效率都非常堪忧——包括北京上海,而且我还没有体验过东北、西北的政务水平呢。如果越来越多新晋公务员抱着“进体制躺平”的心态,那么未来是什么景象大家自行想象。
所以我的建议是:体制内和体制外最好“反过来”。
体制外要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让《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真正落实,不再让年轻人面临35岁就被一脚踢开的困境,不再让农民工面临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未来,不再让外卖员快递员应该享有的五险一金被平台昧掉,不再让想要生孩子的女性面临可怕的职场歧视,不再让加班不给加班费成为普遍状态……
而对于体制内的“先锋队”们,则要高标准、严要求,用“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要求大大小小的官员,谁不能满足,就搞“末尾淘汰制”,让他们面临“不为人民服务,35岁就找不到工作”的困境。
同时,对于这些层层选拔上来的优秀公务员,也要给与足够的待遇,就像我在《基础医生、教师、科研人员——“荣誉性职业”的光荣、矛盾与解药》等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现在是市场经济了,货币激励是最有效的激励手段,不能指望人人都“为爱发电”。
所以现在是本末倒置了,为啥对于层层选拔的优秀人员,公务员的普遍工资又给到低于市场同水平同学历能拿到的工资呢?因为给予他们的不是工资和待遇,而是一个“铁饭碗”“终身雇佣”“不被开除”的保证。
那还不如反过来,给你高工资高待遇,匹配高素质高学历人员的身份。纳税人愿意出这个钱——但前提是你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说不好,那就要面临“35岁失业”的未来,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合理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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