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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卷土重来,MU5735失事,俄乌战争爆发……2022年的魔幻开局,像极了余华笔下的生活。
作者:荠麦青青
前几天,经指挥部确认,东航MU5735航班上132名人员,全部遇难。
 消息来源:新华社
在罹难者中,有马上去留学读书,返乡办理签证的16岁女孩;有说“陪伴是一段感情最本质的东西”的刘先生,准备回到昆明,和妻子相聚;还有去广州看病,期待爱女顽疾得治的一家三口……
然而,一场意外,让所有的下一刻都永远沉潜到了时光的冰层之下。
忽然想起余华在《活着》里写下的一句话:
“时间无需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
以前觉得余华笔下的生活,皆来自一个个悲惨的世界,“魔幻”得像极了黑色的荒诞剧。
余华
有人曾统计,余华的前8部短篇小说中,写死了29个人,而且全部非正常死亡。
当我们走进2022年,也仿佛步入了一条幽暗的隧道:疫情卷土重来,俄乌战争爆发,MU5735失事……
当“无常”成为“常态”,当“死亡”也仿佛随手可触,我们才发现,余华笔下的“福贵”和“许三观”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翻版,而苦难频仍,也并不只是出现在他虚构的世界里。
原来,最难的未必是改天换地,而是活着。
一次偶然的机会,余华听到了美国的一首叫《老黑奴》的民歌。
“快乐童年,如今一去不复返
亲爱朋友,都已离开家园
离开尘世到那天上的乐园
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
……”
“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
《活着》横空出世后,成了余华的代表作。
在小说结尾,脚上沾满泥土的福贵,一边走出田地,一边对老牛说:“今天有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年纪大了,能耕这么些田也是尽心尽力了。”
书外的我们以为结局会有番外篇,然而最终站在福贵身边的,除了那头老牛,再无其他。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像极了每个人孤独的宿命。
而失去了所有亲人的福贵,就这样一直“活”在《活着》中。
从1992年《活着》问世那天起,福贵就成了“苦难”的化身。
● 电影《活着》中,葛优饰演福贵一角
一直到今天,每有悲剧发生,人们还是会重读《活着》,以此来寻找人生前行的力量,慰藉千疮百孔的灵魂。
 所以,余华写“福贵”,并不只是为了写苦难:
“《活着》里的福贵经历了多于常人的苦难,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他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其他什么都没有;可是当福贵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讲述自己的一生时,他苦难的经历里立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福贵将家业断送,却终于看见了家珍的爱与守护;他被抓到战场上,却能在枪炮声中幸运地活下来;他埋葬了家珍、有庆、苦根、凤霞、二喜,也曾拥有过和他们一起相依相扶的时光。
● 电影《活着》剧照
活着很难,但他也体味到了堪慰人生的小确幸。
当生活的一笔一划实实在在地镌刻于岁月的年轮上,方知世事多艰,唯有爱与希望才是支撑我们泅渡苦海的船桨。
就像余华在《活着》中写下的那样:
“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攻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所以,余华的眼睛始终盯着街上那些有着不寻常经历的脸,去猜测他或她的不容易,直到他们成为他笔下的主角,在将他们推到绝境的同时,也将希望附着在这些承受了无尽磨难的灵魂上。
当年他提笔写下《许三观卖血记》,就是来自于大街上的一个陌生人。
● 电影《许三观卖血记》剧照
那一天,余华和妻子陈虹去北京王府井,在繁华热闹的大街上,忽然看见迎面走来了一个泪流满面的人。
“到了1995年,有一天中午,陈虹又想起了这件事,我们就聊了起来,猜测是什么使他如此悲哀,而且是旁若无人的悲哀!这和你一个人躲到卫生间去哭是完全不一样的。”
猜着猜着,余华的笔下就幻化出了许三观的一生:他娶妻、熬过饥荒、赎回家当、救回一乐……
● 电影《许三观卖血记》剧照
当许三观最后要为自己卖一回血,来换一顿垂涎已久的猪肝吃时,却被弃之如敝履:
“你都老成这样了,你身上死血比活血多,没人会要你的血,只有油漆匠会要你的血……”
这个结局无疑残酷至极,然而“将我们生活中看似荒诞,其实真实的故事集中写出来”,却是余华小说取胜的奥秘所在。
一生卖血十一次的许三观,当冰冷的针头扎进他的血管,当一滴滴带着体温的热血汇聚到血袋时,也正是他和家人共度难关之际。
生活要抽干他的血,可是妻子许玉兰,一乐、二乐和三乐,就是他要和生活硬扛下去的生命之血。
● 电影《许三观卖血记》剧照
我还记得许三观过生日那天,他“亲口”给家里的每个人炒了一盘菜:
先把肥瘦各一半的猪肉切成片,再把肉放到水里煮熟,晾干后放到油锅里一炸。再放上酱油、五香、黄酒和水,最后用文火慢慢炖,炖上两个小时,红烧肉就做好了。
“在时代和个人的种种不幸中,我却看到了生活的种种幸福。酸甜苦辣是食物的味道,喜怒哀乐是生活的味道。”
这也正像余华人生所经历的那些五味杂陈。
余华的小说属于先锋文学。
先锋派的文字带有一种天然的对传统的挑战,夸张、异化,甚至充满“荒唐走板”的腔调。
而他的成长史似乎也是一个“先锋派”作家的预演。
● 年轻时的余华
余华从小就调皮,一闯祸就跑得很远,过了不久,父亲来寻,因为怕父亲找不到他,他往往以哭声作为“信号弹”,暗示父亲他所在的方向,并为此自鸣得意。
但有时父亲分身乏术,无暇顾及他,他就讪讪地溜回去。
由于父母都是医生,余华的童年是在医院度过的。
在他们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太平间很小,里面有一张水泥床。每隔几个晚上,他就能听到凄楚悲恸的哭声。最多的时候,每个晚上可以听见好几次。
那些哭声有的像漫长的序曲,有时会时断时续,直至最后喑哑下去,融入到那些星子明灭可见的暗夜里……
那时的夏天溽热难耐,余华有时午睡醒来,会发现自己流出的汗水能浸出身体的轮廓。
有一次,余华偷偷蹩进了太平间,第一次发现太平间里极其凉爽,他于是在那张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了下去。
● 余华谈及自己在太平间睡午觉
他顿时感到一种遍布周身的沁凉蔓延开来,这让他燥热的心得到了妥帖的安放。
后来,余华读到了德国抒情诗人海涅的诗句:
“死亡是凉爽的夜晚。”
仿佛和多年前他躺在太平间冰凉的水泥床上的体验如出一辙。
但他的“顽劣”不止于此。
有一次,悠闲地在槐树下乘凉的余华,听到身为外科医生的父亲给哥哥讲自己在手术台上的战绩:最快的一台阑尾手术只用了15分钟。
后来父亲阑尾炎病发那天,为了见证父亲的“壮举”,他和哥哥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父亲自己给自己做手术。
兄弟俩于是“合谋”去医院,当他们将手术工具“偷”回来时,“我们希望父亲像个英雄那样给自己动手术,可他却哭了……他向我们瞪圆了眼睛,骂了一声:‘畜生。
或许是处置不当,父亲经历过这次手术后,身体每况愈下,几年后,从外科转到了内科。
而余华自己的阑尾,也在一次装病中,被父母联合起来切除了。几年前在《朗读者》里, 他提到了这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他们已经把我的手脚给绑住了,你们能不能让我下来,我说我现在不疼了。”
但为时已晚。
后来,余华悻悻道:“我们家已经没有阑尾了。”
但命运对人类是有补偿的。
在他即将升入初中时,父亲给他和哥哥在县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证。
这是余华与文学结缘的开始。
余华对故事性的文字很感兴趣。但因为特殊年代的敏感与禁忌,除了鲁迅的作品,大部分经典都已被雪藏起来,因而他读过的书要么有头无尾,要么兴味索然。
读得不尽兴的余华,就经常给那些无厘头的故事附上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为那些“未完待续”的文字续好一个理想中的结局。
冥冥之中,这便成为了余华走上文学之路的草蛇灰线。
1977年,余华高中毕业,经历了两次高考,均落榜,后被分配到了县医院当牙医。
那时很多的乡镇医生大多属于“赤脚医生”,没有接受过什么正规的专业训练。
当时已年迈的师父给他演示了两次,就让毫无经验的余华,开始动手给人拔牙了。
初次给人拔牙,余华有些茫然无措,混杂着胆战心惊的恐惧,但箭在弦上,只能引而发之。
后来,他从最初的战战兢兢给别人拔牙,直至“钳起齿落”,游刃有余,5年里,他总共拔下了10000颗牙齿。
那些形态各异的牙齿,最后都以腐烂的、狰狞的面貌被扔到了垃圾桶里,他感觉,也像自己溃败的人生,被无情遗弃。
这样的人生,不再是他想要的,甚至是深恶痛绝的,因为“每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
那时他很羡慕在文化馆里上班的人,看到他们成天在街上走来走去,优哉游哉,于是,他也萌生了去文化馆上班的想法,但当时要想去成文化馆,只能写小说。
所以,他提笔成文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宏愿,像“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样忧患深重的创作背景更不可能出现在他的生命中,对于当时的余华而言,他只是想改变现状而已。
1998年,有四个中国作家去意大利参加远东地区文学论坛,主办方给出的题目是为什么写作。
到了余华发言,他说,“不愿意做牙医,想睡懒觉,想不上班。”
但“曲线救国”之路并不好走。
“当时那个邮递员,他也不会敲门把信递给我,每次都把我的退稿从围墙外面扔进来,只要一听到‘啪嗒’一声,我父亲就跟我说,退稿来了。
我心理素质不错,捡回来以后,稍稍失落一下,然后再找一个比它更低一档的杂志寄。”
创作5年,退稿无数,直至他的小说陆续得以发表。
1987年,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北京文学》上发表。
《北京文学》的副主编李陀看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很兴奋,并对他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已经走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
这位惜才若渴的伯乐对余华说,你的小说写得很好,我给你推荐到《收获》去。
被誉为“五十年中国文学的剪影”的《收获》,是由巴金先生和靳以先生创办的,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极具权威性。
《收获》在1987年的第五期和第六期连着发表了余华的两个中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
后来,《收获》就成了余华发表作品的主战场。
他的很多小说都是寄过去以后就发表,不需要修改,只有《在细雨中呼喊》是例外。
● 余华朗诵《在细雨中呼喊》
当时余华的责编是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李小林对他说,“这部小说要是别人写的,我现在签发,下一期就出来了,因为是你写的,你就得回去给我改好了。”
余华改完之后,李小林直接拿给旁边的人说,这个长篇,下一期发头条头版。
1991年,余华的首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一经发表,就成了“先锋小说”的经典之作。
在余华的小说中,写的最多的,就是人们谈之为之色变的生死故事,因为那是他过往的经历中最司空见惯的体验。
在漫长的成长期,他曾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还有随时爆发的街头群架,在时代大环境之外,他更习惯了医院走廊里消毒水的气味,习惯了病房里痛苦的呻吟和太平间传来的号哭之声,习惯了患者脸上苍白与无助的神情。 
“生活和命运,同情和怜悯,这些贯穿了我所有的小说。”
因此,在《在细雨中呼喊》后,他又创作出了具有强烈现实主义风格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
● 余华作品集
其中,《活着》荣获了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而《许三观卖血记》则获得了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
凭借两部写尽人世苦难的作品,余华再次震惊了文坛。沉寂已久的文学市场上,也刮起了一股“余华热”。
1994年,《活着》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获得了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等7个大奖。
● 电影《活着》剧照
但作为一部传世之作,《活着》的篇幅只有13万多字,大概是余华写得最短的长篇,却成为一根凛然的长刺,扎进了无数读者的心里。
在小说里,余华写有庆的死,凤霞的死,苦根的死……写到家珍的死时,他感觉“胸口的热气像是从我指缝里一点一点漏了出来”。
有人说,“一个人生,真不可能遭遇不断接踵而来的那么密集的苦难。陪伴他的亲人全死了,最后只剩下他命最硬,余华把这历程极端化了。”
但很多时候, 极端化的,也许未必是文学,而是生活本身。
到了《许三观卖血记》里,“活着”则成了以血续命的救赎。在余华举重若轻的文字里,渗透出来的,是浓稠的悲苦和求生的意志。
小说一开始,阿方就告诉许三观:
“力气有两种,一种是从血里使出来的,还有一种是从肉里使出来的,血里的力气比肉里的力气值钱多了。”
在小说高潮处,为救一乐,许三观苍凉地说:
“我三个月卖了三次,把身上的力气卖光了,只剩下热气了。前天在林浦卖了两碗,今天又卖了两碗,就把剩下的热气也卖掉了。”
苦难本身不忍卒睹,但余华意图展示的,其实是那些挣扎于土里、泥里和死亡线上的人们,所传达出的一种对苦难的隐忍与超越,而这,未尝不是一个历经五千年沧桑的民族生生不息的缩影。
这也正如他在自序中申明的初衷:
“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如此盛赞这部小说:
“《活着》是不失朴素粗粝的史诗,斗争和生存的故事,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残忍与善良的形象。”
莫言曾不无羡慕地说:“他的《活着》已经发行2000万册了。要知道,一辈子有一部书如此畅销,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很幸运的事。”
但他也很担忧:“同时也是一种不幸,因为有了这么畅销的书,余华的创作动力明显减退。”
正如莫言所料,有一部《活着》立于群山之巅,余华的超越之旅,举步维艰。
● 莫言(右)与余华合影
继辉煌之后,余华沉淀了多年。
千禧年之际,他接受了一次外媒的采访。当记者提出关于中国时代变化的相关问题时,余华说打算创作一部能够展现改革前后中国变化的小说。
其实,在此之前,他曾在一位欧洲记者的启发下,开始写《兄弟》。但过程并不顺利,在写了大概10万字时,便搁置了一段时间。在从美国访问归来后,他便决定完成这部长篇小说。
然而这部五十万字的鸿篇巨制发行后,虽于2008年获得第一届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但在国内却引起了巨大争议。
东方网评,这部小说显示了余华的魄力与勇气,这毕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需要作家提供因果的阶梯,使得人物命运的发展和转变扎根于个性和社会的现实土壤中。
《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则认为,《兄弟》与余华以往的作品相比,显得十分复杂和杂乱。
可是余华不止一次表达过,“我最爱的书是《兄弟》。”
七年后,余华的另一部长篇《第七天》问世。
余华通过《第七天》,想打通死亡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的通道,以此来展示时代变迁下,社会现实中至善温暖和冷酷绝望并存的一面。
暴力拆迁、灾祸后有关方面瞒报死亡人数、医院将死婴做医疗垃圾处理、冤假错案、刑讯逼供……当这些奇幻诡谲、充满着黑色幽默的故事,宛如“浮世绘”般一一呈现出来时,他的小说再一次被批判“像新闻的部分”。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为余华正名:“网友之所以会认为余华在做新闻剪报,是因为余华写的是我们已经视而不见的日常生活,太真实,触及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我们远远没有讲清楚、不愿意讲的东西。”
这或许就是一个作家的使命感,摒除那些浮华与粉饰,将笔触夯进现实的土壤,下方或许藏污纳垢,或许白骨累累,但只有将其挖掘出来,或许才能让活着的人清醒地面对真实的世界和自己。
对于一贯写实的余华而言:“《第七天》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以后可能不会有这么近了,因为我觉得不会再找到这样既近又远的方式。”
除了《兄弟》、《第七天》,包括他去年出版的《文城》也引来不少热议。
但外界对其作品的毁誉参半并没有冲淡他去看球的兴趣,在五棵松吹着空调,看进球的舒爽就像一阵风,吹落了他心中聚拢的几团乌云。
倏忽间,它们就不见了。
他仿佛天生就具备一种自我疗愈的能力。甚至,有时在伤口尚未结痂之前,他就自动阻遏了这一切的发生。
“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想想顿觉释然。
这几年,每到诺贝尔文学奖揭奖之时,很多人都为余华感到意难平。
他也经常被问及,如何看待自己是否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余华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我要是告诉你不想要这个奖显然是假话,但我说我想要这个奖就变成了笑话,又拿不到。”
我们总以为一个写尽了人间悲惨的人,脸上应该自有一种苦大仇深的穆然,言谈举止间一派萧索之气。
然而余华每次和外界的对话,总能让人忍俊不禁。
譬如,他谈起当年调转去文化馆的情形:
“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我就知道这个单位来对了。” 
“《活着》这本书,你给打几分?”
“9.4。”
“剩下的0.6分去哪了?”
“这个你得问问豆瓣。”
有人说,余华将幽默留给了自己,悲伤留给了读者。
但我想,知“庄重”者,才明白“谐趣”的点在哪里;也唯有懂得“谐趣”,才通晓,最大的“庄重”未必不是笑着流泪。
因此,人生不需要刻意解构,每个人都可以是悲喜剧大师。
● 余华的家乡,现在的海盐县
我们一次次选择“出逃”,又一次次被裹挟“入场”。
而当时代的大潮与命运的洪流都可能成为一种吞噬时,每一个辗转于生活枪弹“攒射”之下的人,都是勇士。
步履趑趄,向死而生。
就像余华说的:“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这大雨倾盆的夜晚,这山花盈野的春天,都是人间。
活着,终于,成为了我们每个人最大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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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 朱伟 | 重读八十年代
2. 朗读者 | 作家余华2018.8
3. 京报网 | 我们都被余华“骗”了?原来他把痛苦都留给了读者
4. 南方都市报 | 余华:别相信前辈作家说如何写作 很多是虚构的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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