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中母亲曾经的荣耀与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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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婚姐妹》剧照图源网络

七十年代军嫂，母亲那曾经的荣耀与辛酸

文/叶海霞

父亲是1969年正月参军入伍的，当时刚满二十岁。父亲入伍前一年订了亲，媒人是一位剃头师傅，我们乡下俗称“剃头佬”。他是父亲一出生便认下的亲爷（干爹的意思）。亲爷走村串户给乡邻刮脸、剃须、理发，那一次来到邻村外公家，干完活后被留下吃饭。

饭桌上亲爷郑重地向外公提了一门亲事。亲爷的原话大致是这样的：这可是个好伢子，就是目前家里光景差点，兄弟两个，他是老大，爹死得早，娘又改嫁了，现在哥俩跟着爷爷奶奶一块儿过。

当时的父亲还在家务农，家庭条件差，又无父无母可依靠，和村里那几个对母亲有意的青年相比，确实各方面处于劣势。外公很是犹豫，好在他颇为信赖亲爷的人品，一桩亲事在和亲爷几番言辞恳切的交谈后就这么定下了。

十八岁的母亲

从定亲到父亲入伍的近一年时间里，父亲、母亲总共也就见了两次面，还是远远的，都没记住对方的眼睛鼻子。

父亲当年入伍，第二年便入了党，第三年提干。当年全县同批应征入伍的新兵四百多人，提干的只有三十多个，这个几率相当于现在高考考中985高校了。当父亲提干的消息传回来时，认识的、不认识的乡亲们，纷纷为母亲担忧起来。

那一日舅舅的女儿，我的大表姐出去放牛。傍晚时分，这头平日温顺的牛却发起了犟脾气，停在一山岙处巍然不动，怎么拉扯牛绳都没用。大表姐只得央求路过的同村人帮忙。这个小伙子笑嘻嘻地说：“你得叫我姑爷才行。”八岁的大表姐气得脸通红：“呸！想得美，我姑爷在部队呢！”小伙子说：“那人都穿上四个兜的军装了，不会要你姑了。”

大表姐气呼呼跑回家。类似的话听多了，母亲一直以来的自信心也开始动摇，心想：不要就不要，我才不会哭着求你要我。

事实证明大家伙儿多虑了。1972年入秋时，部队派人来外公家，调查母亲个人及家庭情况。腊月里，离家整整四年的父亲风尘仆仆出现在家乡田埂小路上。父亲这是第一次回家探亲，同时完成之前定下的婚约。

父亲与母亲1973年正月结婚，年底母亲生下了她第一个孩子，是个健康白胖的男孩。一天深夜，孩子突发疾病，叔叔打着手电，母亲抱着孩子，俩人一口气跑到大队赤脚医生家里时，这个刚满百日的婴儿已经夭折了，远在部队的父亲还不曾见过这孩子一面。

待到母亲怀着姐姐即将分娩的时候，父亲请了假回来，在家还未待上一星期，部队来了电报，因有紧急任务催他速回部队，父亲当即拎起包就走了。第二天下午，母亲在阵阵痛楚中生下了我的姐姐。

生我的那一天，母亲在地里干了一上午活，中午回家烧饭时觉得腰痛难忍，她牵着三岁姐姐的手一步一步从厨房挪到堂屋。母亲痛得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她对被吓哭的姐姐说：“去，快去那个大脚的姨奶奶家……”

姨奶奶住在我们家屋后头，略懂接生。走路还不太稳当的姐姐一路哭着跌跌撞撞出了门，十几分钟后，还真把这个姨奶奶找来了。身材高大的姨奶奶进门后，将坐在地上的母亲一把抱起放到床上，不久后我就出生了。

这一天正是农历六月初六，传说中一年最热的一天，酷暑难耐，母亲全身大汗淋漓。此时住在隔壁屋的太奶奶拄着拐杖挪过来，倚在房门口咧着没牙的嘴呵呵笑着。太爷爷已经过世，太奶奶眼神不好，耳朵也不太好使。老人家中午一直没等到孙媳妇端饭来，午后听到动静和婴儿哭声，这才知道家里又添了新成员。隔了一会儿，太奶奶竟颤颤巍巍端来一大碗糖打蛋。母亲早已饥肠辘辘，一个不剩全部吃下。多年后母亲说，八个鸡蛋，都坏了，一股子腥臭味，可那是奶奶的心意。

从1973年至1985年，十二年的时间里，父亲探亲的次数屈指可数。大集体时期，村里哨子一吹母亲必须出门挣工分。1982年，农村开始分田到户。无论何种生产模式，对于我们娘仨个，都是艰难的日子。我们姐俩小时太奶奶还能帮忙看着，再大一点母亲怕我们往水塘边跑，有时出门干活前就将我和姐姐用长布条绑在家里的桌腿上，有几次，我们姐俩就这样躺在地上睡着了。

母亲白天辛苦劳作，晚上也有干不完的活。尤其是棉花采摘的季节，半个堂屋都堆着稻箩，里面装满了从地里采回的棉花桃。母亲说，那时她常常剥棉花到后半夜，乡村的夜，静得可怕，好在家里还有一条狗和一只猫，听话地一左一右分坐在母亲两侧给她壮胆。

四岁时我感染了肺炎，在镇上的医院住了半个月才见好，母亲陪护着，姐姐被送去了外公那里。我出院了，从外公家回来的姐姐抱着母亲不撒手，怕再被丢下，嗓子都哭哑了，母亲只好将她带去地里干活。等母亲锄完两垄地的䓍，姐姐已躺在地上睡着了，几只大蚂蚁在身上爬来爬去。

支撑母亲走过那段岁月的，是大门上那块闪闪发光的“光荣军属”牌匾，还有堂屋墙壁上张贴的父亲立功的喜报。当时各方面条件有限，对于军属的慰问，似乎只有过年时乡里发的两张年画了。

父亲与母亲的合影

八十年代初某一天，家里突然来了几位客人，其中有两个也和父亲一样穿着军装，他们坐在堂屋里和母亲说着话，神情极为严肃。叔叔和隔壁左右的两位伯伯紧张地蹲在大门口，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当时国家边境不宁，父亲所在部队正处于紧急战备状态。父亲向上级递交了请战报告，乡里和武装部的干部是前来做军属思想摸底工作的。母亲说，那些年我在给你爸的信中从来没叫过一声苦，当着他的面也没掉过一滴泪，不然岂不是动摇军心？

1985年春节，当那首《十五的月亮》传遍祖国大江南北的时候，“军功章也有一半儿”的母亲，已经符合随军条件。她开始打点行装，我们要跟随父亲去往那个遥远且陌生的城市。

从我们这个安徽皖南山区偏远的小山村，去往父亲部队驻地所在的浙江省杭州市，当年路上需要三、四天，汽车、轮船、火车，一路颠簸。父亲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那可是老家带来的全部家当。母亲要照顾着我们姐俩，一路还时不时摸摸衣服里面贴身缝着的口袋。口袋里面装着四百元钱，全部是十元的票子，这钱是母亲那两年卖晚稻、棉花的全部积蓄。

我们最初落脚在杭州市一个名叫机场路的地方，一家四口只有一间房，还是部队出面在这幢房子里找一户人家借住的。他们家是三室一厅，我们住的是靠北的一间，晒不到太阳，最关键的是没有厨房，母亲只能躬着腰在外面走廊用煤油炉炒菜。

母亲不忍看着我和姐姐天天去别人家蹭电视，和父亲商量后一咬牙用她积攒的四百元钱，加一张父亲战友给的电视机票，买了我们家第一台电视机。

我和姐姐上学了，今天要买水彩笔，明天又要买橡皮泥，这些母亲从未听说过的东西，让她明白光靠父亲一人的工资根本难以支撑。可母亲没什么文化，只读过两年书，以前和父亲的通信已是勉为其难。通过战友家属们的介绍，母亲去了一家饮食公司上班，半夜两点钟起床，父亲骑自行车送她过去。

性格刚强的母亲，在农村那么苦的日子里不曾掉过一滴泪，上班第一天却泪水涟涟。母亲想着做早点这份活应该不难，她十岁就站在锅台边，踮着脚给一大家子人炒菜煮饭了。那天她去店里后，开始还好，跟着师傅和面、拌馅。六多半以后，吃早点的人猛增，一位顾客端着一碗馄饨冲着母亲叽哩咕噜地说着什么，杭州方言让母亲听着如坠云里雾里。柜台里一位大姐冲着母亲哇哇叫着“调羹、调羹”，她连说带比划，可母亲还是没能明白。直到一位师傅急匆匆拿着一个勺子出来，母亲才知道什么意思。大姐不罢休，板着脸教训着母亲，一长串话语中夹杂着的“乡下人”、“不灵光”这一、两个词，母亲还是听懂了。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被一个陌生人如此训斥，母亲的泪水汹涌而出。

饮食公司的工作不适合母亲，不是因为她受不了这份劳累，而是作息时间。半夜没有公共汽车，父亲天天骑车送她，而后又骑车回家。如此过了一段日子，父亲苦不堪言，晚上睡眠不好，影响白天工作。尤其是我和姐姐他从未照顾过，早上我们姐俩起床后的一通手忙脚乱，让父亲觉得比带新兵训练累多了。

其间母亲又做过两份工作，时间也不太长，直到招工进入当地的一家皮件厂，母亲的工作算稳定下来。

1987年作者与母亲在西湖花港观鱼的留影

皮件厂是一家国营的社会福利工厂，主要生产毛巾、浴巾、箱包等等。母亲文化不高，女红天赋却惊人，她很快学会了踩缝纫机，又跟一位热心的同事黄大姐后面学会了裁剪。从此，我们母女三人的上衣、裤子，甚至我的背带裙，都出自母亲之手。

我们又搬了两次家。一次是从机场路搬至部队驻地华家池附近的一户农家。这户人家姓杜，家里建有两层楼房，全家人都热情善良，我们租住了他家两间房，另外还有一个小厨房，后来又加盖了一个卫生间。杜伯伯家以种菜为生，每天下午他们从农贸市场回来后，会盘点当天收入，常常将所收现金随意放在客厅桌子上。母亲一遍遍嘱咐我和姐姐，那是人家的钱，可千万不能乱动。

等到有战友退伍，部队里有宿舍空出来后，我们又一次搬家。两个大房间，也有单间厨房。让我感到新鲜的是，每天上学、放学经过大门口都会看到站岗的武警战士。部队每周都放电影，就在宿舍前面的大操场上。电影开始前战士们会唱歌，我和姐姐就坐在家里靠窗的桌子上，先听战士们拉歌，看到电影开演了就跑去操场。食堂也在附近，父亲打来热气腾腾的肉包子，母亲没动筷子，看着我们吃。父亲笑着说，吃呀，你还想省给谁吃呢？都有。母亲不好意思也笑了起来。

每天清晨，母亲带着我和姐姐走出家门，经过部队大院，穿过军医院中间长长走廊，来到部队大门口。而后母亲去往她上班的工厂，我和姐姐结伴去学校。那些日子里，感觉天很蓝，天边还时常有美丽的云霞。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了几年。一天，母亲对两位要好的同事大姐说：“我要走啦，回安徽老家了，我家那位要转业了。”黄大姐非常吃惊：“小杨，你可想好喽，杭州不好吗，你干嘛要回去哟？咱们厂马上要建宿舍了，你是正式职工，能分上一套的。”母亲说：“总归是要回去的。再说我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他兄弟姐妹也都在老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