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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卖方便面
文/灯火阑珊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国曾掀起过一场“全民经商”的热潮。一些轻工业产品和人民生活耐用品逐步由计划经济管理转型为市场经济管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
于是,党政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学校政法军队一哄而上,劳动服务公司校办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军队率先利用职权,利用商品物资的紧缺或价格上的“双轨制”,利用各种公共资源上的便利,开展各种形式的经商活动。一些领导干部还率先垂范,以官方名义带职“下海”带头集资经商,在公开场合号召经商搞创收。
老百姓也看到了商机,很多人都跃跃欲试。亲朋好友相聚都在谈论这个话题,下海的人越来越多。
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学堂。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当时的社会状态就是这样。
耳听是虚,眼见为实。我们单位保卫科的一位干部的老婆是农村户口。此时也来到城市做起了买卖。
她从深圳进了很多我们内地人见都没见过的漂亮的布料,如棉绸,花瑶,乔其纱,雪纺稠等,每天骑着三轮车到友爱路批发市场叫卖。
有一天下午,我和妈妈来到友爱路批发市场,所谓市场,就是一条小街,那里人头攒动,人声鼎沸。
妈妈说这一回她出钱,给我扯些布料,找裁缝给我做几身衣服。我当然是喜出望外,跟妈妈在小街上挤呀挤,终于看到了站在三轮车上拿着大喇叭高声吆喝的我同事的老婆。
她的三轮车旁挤满了人,许多女人忙着翻找自己喜欢的布料。布料是一块一块的,不像咱们北方人买布是按尺扯。
同事的老婆一边吆喝,一边忙着接钱找钱。她的脸通红通红,满头是汗,女人们争先恐后的往她的手里塞钱。
我挤上去挑选了几块布料,从人群中挤出来对妈妈说:“妈,这是我同事的老婆,家在农村,同事工资不高,家里两个孩子,穷的叮当响,你看人家现在,发了!”
妈妈笑笑,说:“人家是人家,那是人家的本事,你有吗?”
是啊。羡慕归羡慕,可谁不想发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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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那个人离婚两年了,为了争气,我没有按离婚判决书写的那样,要我每月到他单位领取25元的孩子的抚养费,我要独自把孩子带大。钱成了困扰我的大问题。
爸爸妈妈相继都离休了,老两口把自家的门一锁,来到我住的一室一厅的小家,满心欢喜的与我和女儿同住,品尝久违的天伦之乐。
家里来了两位贵客。哦!不是贵客,是我的亲舅舅。他们相约一起回郑州看望我的姥姥。两位舅舅都在东北工作,还有三位舅舅和我们全家在郑州。
这是文革以后我们全家二十多口人的大团圆。
当我的大舅二舅特地来到我家看望我的爸妈时,他们的话题仍然离不开"经商”二字。当时的形势使然,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形势下做着发财梦。
解放以来的各种运动,以及抗美援朝,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等的天灾人祸,沧海桑田,人间悲欢,使得老百姓的精神生活足够丰富,而物质生活还比较匮乏。
我的父母和我的大舅二舅围坐在方桌前,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我发现他们四个还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而且还都曾经参加过解放军,大舅目前还是现役军人。爸爸的资格更老一些,他参加革命时是新四军。他们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父母已经离休,大舅在著名的哈军工以后改称哈工大的大学里教书,已经带研究生了。二舅任某市副市长。我惊讶的发现他们也想经商。
大舅说:“我有三个子女,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三个小家伙厉害的很。我上街买水果,拿个大洗脸盆,买一盆子烂水果,把坏的削掉,就这么一盆子水果,不到两天就吃的光光的。"
大舅接着说:"老二呀,听说很多人从福建石狮批发小商品来东北卖,咱俩也试试?"
我在旁边愉偷地笑,看着大舅身穿军装,文质彬彬的模样。看着二舅官气十足,指点江山的气派。他俩要是当街去叫卖那鞋袜文胸之类的小商品,该是多么滑稽。
只听二舅不紧不慢地说:"大哥你说咱俩批发了那些袜子文胸什么的,咱摆个地摊,是你在那儿叫卖呢还是我在那儿叫卖呢?"
说的大家哈哈大笑。
他们走了之后,爸爸突发奇想,跟妈妈说:“咱们也试试?"
我连忙说:"我看咱卖方便面不错,我可以趁上班时间偷偷溜出来进货,方便面厂的批发部在面粉厂里边,我骑车子上个大坡就到了,一来一回40分钟。八角钱一包咱卖一块钱,一包赚两毛钱。”
妈妈有点心动,说:"咱在哪儿卖呢?"
我说:"就在棉纺路上,那里下班的时候骑车的人特别多,肯定会有人下车买的。”
爸爸说:"我看行。你妈守摊儿,你进货,我做饭干家务当后勤。”
爸爸是一个喜欢猎奇的人,什么新鲜事他都喜欢尝试一下。妈妈是一个务实的人,很能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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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不是那种穷的揭不开锅的人家,甚至目前的经济状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但是我们曾经经历过那种困难和无助,全家人的命都扛在妈妈柔弱的肩膀上。
那是爸爸在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公职的若干年里,妈妈用她微薄的工资养活了我们三个孩子和姥姥一家五口人,那时的日子苦不堪言。这样的生活经历自然给了妈妈很多的警醒,渴望过上宽裕的生活。
在1957年到1958年两年期间,全国被打成右派55.3万人,1978年只有96人没有被平反。
爸爸自然是在平反之列。
活到平反的右派有多少人始终没有统计资料,换句话说,死了多少右派是一个历史空白。但是国家是没有能力给这些人补发20年的工资的,能够恢复公职还继续按原来的工资标准领取工资已经算是那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人了。
因此,我家的生活虽然还可以,爸爸妈妈还是想做一做发财梦。
我早已看好了设摊的地点,就在我家出了门的棉纺路上,往东走一点点,那一段儿的人行道特别窄,走路的人走到那里都要下来到自行车道上行走,那里是个瓶颈。就在那里摆一张小方桌,摆上两包方便面,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在那个地方很容易停留。
说干就干,主要是因为进货所用的钱不多,每箱方便面40包32块钱,每天卖一箱,每包赚两毛钱,一天赚8块钱。不算少了。
我头天上午就去天方牌方便面的批发部进了一箱方便面。这叫做“试营业”。中午上班之前,我和爸爸妈妈出门了。我们沿着棉纺路人行道走着。爸爸提着折叠小方桌,我推着装有方便面纸箱的自行车,妈妈走在最后,手里端着一大搪瓷缸茶叶水。
走到我看好的位置,我把小方桌支了起来。妈妈拿出两包方便面摆在了桌子上。方便面的外包装是鲜艳的黄色塑料袋,每包五块儿。爸爸从兜里掏出了两个红纸条,笑着说:"我抄写了一副对联,把它压在方便面底下,醒目!"
果然,对联从桌子面垂下来,鲜红的对联和鲜艳的方便面的外包装红黄相映,煞是好看。对联上写道:"借问谁家好,还言此处香。”
把二老安置好我便去上班了。待我下班,急着去看妈妈的小生意做的怎么样了,老远我就看到有骑自行车的人在买方便面。观察了一会儿,虽然买的人不多,倒也不怎么间断。
天渐渐黑了,寒风吹着,想到妈妈在外面坐了一下午,我赶快帮妈妈收摊回家,爸爸已经做好了热气腾腾的晚饭,我的女儿也已经放学回家。
吃完饭,查验胜利果实,居然卖了25包方便面,挣了5块钱。我们全家都受到了鼓舞。
第二天上班时间,我们的科长照例戴上安全帽,手拿公文包,对我们几个科员说:“今天我和技安科、设备科、材料科到工地联合检查工作,有事给我打电话。"说完便急匆匆的走了。
这是我们科长颇有特色的工作方法。我们生产科一共有六个人,虽然各有分工,但是科长喜欢把他的兵都晾在办公室里,他一个人满世界跑,这样的好处是他可以对工地的事了如指掌,跟经理汇报工作都是第一手资料。而且公司机关就是这样,有专车坐,到了工地指手画脚一番,中午还有项目经理请客吃饭。
逢年过节,少不得有惊喜送上。
科长走了之后,我们大家喝茶看报聊天打发时间。
我心里有事儿,看到科长坐车走了,我紧跟着去了自行车棚,先是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迅速打开车锁,骑上自行车出了公司大门。
一溜烟上了金水路,我逆行骑车,一路上坡,转弯,坡很陡,我穿着羽绒服,围着长围巾,一会儿身上便汗津津的了。
等我批了一箱方便面,回去的路上便是一路下坡,很快拐到棉纺路。远远的,我看见了妈妈。
妈妈端坐在小方桌前,她身边是潮湿的有着肮脏的残雪的地面。她把双手拢在袖筒里,头戴我给她织的老太太普遍戴的毛线帽,身穿黑色呢子小大衣,围着米色全毛围巾。棉裤外边套一条有裤缝的毛涤西裤,脚上一双新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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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安静的坐着,等待顾客光临。
我看妈妈就是一道风景,那年她刚60岁,不过当年的军人风度不减。虽然她在摆地摊,可她的正襟危坐的样子就好像坐在主席台上一样。
晚上回到家里,与爸爸妈妈数着那脏兮兮的钞票,心里有种成就感。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这是工资之外的收入啊。当然,妈妈的功劳最大。
好景不长,干了不到一个月,毕竟爸妈年事已高,我又是偷着脱岗去厂家进货,小本买卖尝了个鲜,便收手不干了。
挣来的钱,我到郑州食品厂批发来10斤龙虾糖,还买了很多花生瓜子等零食,这年春节,我们花光了这笔“外财”。
“全民经商”这段历史经历了五年的风风雨雨,1988年下半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经过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清理行政性公司和打击“官倒”、“私倒”运动的展开,虽然一些人尝到了经商发财的甜头,但也有人尝了亏本的苦果,甚至有些违法“倒爷”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全民经商"热逐渐降温。
我同事的老婆靠卖布发了财,买了五套房。只是我同事无福消受,很早就离世了。
如今,我的爸爸妈妈已经作古,想起这件往事,他们鲜活的身影如在眼前晃动。社会潮流在每一次变革中都会裹挟着每一个人,不可能置身事外。阶级斗争没有了,阶层出现了。
感慨与父母在一起的时光,弥足珍贵。与他们梦中相见,若干年后将梦想成真。
作者简介
灯火阑珊,文革中的68届初中生,下乡当知青四年,分配到集体所有制小厂当工人。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拿到统计专业大专文凭,调入建筑公司机关工作直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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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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