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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阳光涿州库房图书散落一地
编者按:前不久涿州水灾让众多出版公司和书店损失惨重,汉唐阳光就是其中的一家,损失近1000万码洋,汉唐阳光是一家口碑极好的民营出版公司,曾出版过秦晖《传统十论》、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阿城文集》、刘瑜《观念的水位》、包刚生《民主的逻辑》、周思成《隳三都》等好书,今天的推文是他们最新图书《西方艺术三万年》的节选。本书作者王瑞芸被陈丹青称为过去30年中国的美术史论界一个令人尊敬的异类。
本书概述了西方艺术三万年的历史,内容从原始洞窟壁画到数码时代的数字艺术,涉及绘画、雕塑、设计、建筑等多个艺术门类。与市面上的其他艺术史类书籍相比,本书的特点是将艺术“还原”到人本身,将艺术作品放回历史语境,从人心观念的角度理解艺术风格的成因与演变,本书文字通俗生动,叙述深入浅出,角度独特深刻。
《西方艺术三万年之《现代艺术之母:斯泰因
文/王瑞芸
20世纪初法国出现的野兽派和立体派,让我们分明看见,从库尔贝对古典艺术的背离开始,经过几代人一棒一棒的接力,到了马蒂斯和毕加索那个时期,艺术的样貌真的大改了。那时,欧洲其他各国的艺术家也纷纷创新,新手法新风格如雨后春笋,一个新的品类——现代艺术——在20世纪开始的十几年中基本成形。批评家也给它下了明确的定义:现代艺术是不同于古典艺术的一种品类,它不再注重写实,而注重创造美的形式风格。观众面对现代作品时,不能再用写实的要求去衡量,而是要看作品是否提供了“有意味的形式”。
在继续介绍其他的现代流派之前,还需介绍另一些人和事,我们可以借此看到历史的底色,去体会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生活、怎么思想的。毕加索因不喜欢自己的作品被一个标签粗暴地限制,曾说过这样的话:“立体主义更像香水,在你前面、身后、身边,香味分布在你周围,你却不清楚它究竟来自哪里。”毕加索真是明白人,知道艺术所体现出的样貌,远非用一个名称就可以搞定,其中包含更多的东西:时代的精神氛围,一些关键人物的个性、气质、情感、见识……那些东西往往是无形的(因此会被他形容为香味),而无形的东西并非不存在,有时它们甚至比有形的东西更加起作用。
比如说巴黎,它正是一个盛放那种无形东西的空间。有心的读者朋友必定会注意到,西方现代艺术从起始点库尔贝直到毕加索,那些重要人物几乎都在巴黎。因为巴黎是这样一个城市,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到那里,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能力,在巴黎都能找到适合他们做的事。在那里,没有政治家告诉他们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而且巴黎的自由,不是只有文化人、知识分子们才拥有,那是包括在街上负责点煤气灯的男人、在厨房里做事的女人全都平等拥有的自由。住在巴黎就意味着可以呼吸真正自由的空气、尽情发展自己的个性。因此,20世纪的巴黎不只是法国的首都,而且是全欧洲的文化之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之都。结果,成百上千具备各种才华或者是怪癖的文艺青年们被吸引到巴黎,自由地思想,任性地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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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人在安居乐业的资产阶级眼中基本属于不良青年,宁可破衣烂衫挨饿受冻,也不愿好好工作,而且几乎个个都具有严重的性格弱点,一味地放浪形骸,乃至酗酒滋事。事情的另一面是,正是这批人拥有资产阶级没有的一种财富,那就是精神上的不设边界,他们对于成体系的规则和制度不肯买账。现代艺术完完全全就是在这批不肯循规蹈矩的人中间产生出来的,没有巴黎就没有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现代艺术。
待我们把西方艺术史的全过程了解一遍,就能看到,哪一片地面上空气最自由,哪里就会成为新艺术的摇篮和家园。15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具备了这个条件,那里成为文艺复兴艺术的温床和摇篮;17世纪的荷兰具备这个条件,荷兰艺术在那时就迎来了黄金时代;19、20世纪的法国巴黎具备了这个条件,它因此成了现代艺术的发源地。等进入当代艺术时期,我们就会看到,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蹂躏了巴黎,新大陆上的美国纽约在自由性和包容性上取代了巴黎,艺术也就闻着味儿过去了,立刻就把根子扎进纽约这片土壤,叫自己再次开花结果,结出的是“当代艺术”之果——这是后话。
再回到巴黎来说,它顶有意思的地方是,一方面创新的力量很强,另一方面保守的力量也很强,自由的巴黎允许这两种力量共生,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景:艺术的每一步革新都引发这两种力量之间的撞击,使得每次新风格上场时都会热热闹闹地大吵一场,结果是,保守势力越是使劲地攻击和污蔑革新力量,越刺激革新派的反击,弄得巴黎这个舞台锣鼓喧天,好戏连连。
通常说来,保守势力基本是有钱人,革新势力基本是身无分文的年轻人,这种分类几乎没有例外。可如果有了例外,比如,有钱人能理解激进的年轻人,并且还能支持他们,那就是珍宝般的人物了。在20世纪初现代艺术在巴黎的形成期,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例外”,她的名字叫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
斯泰因是个什么样的人?只要稍稍熟悉毕加索的作品就会知道,毕加索在画出《亚威农少女》之前,画过一幅女性肖像:画面上是一个看着既不年轻也称不上美丽的女人,梳着老太太那种发髻,身着黑衣,表情严肃,这位女士就是斯泰因【图65.1】。这幅画后来成为毕加索的重要作品之一,在任何一本讲述毕加索或现代主义的美术史书籍中几乎都会被选用,因为它标志着毕加索创新的一个转折。毕加索后来这样告诉别人,画完这幅肖像,他知道下面的创新该怎么做了。他与画中人斯泰因的相遇,也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因为这位女性的头脑和毕加索在一个频道上,毕加索称她为自己一生中唯一的朋友。
65.1 毕加索 《斯泰因画像》油画 1906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斯泰因是个美国人,但从1903年起一直住在巴黎,直到过世。她说,美国是我的祖国,巴黎是我的故乡。这位犹太富商之女,一生靠遗产生活,衣食无虞,不曾结婚,更不受雇于任何人。她有钱收藏艺术,更有钱每个周末在家里设宴招待各种朋友,她自己则热衷写作,写一种文体奇特的现代小说。作为一个作家,也许她不算知名,但她远比她的作品知名,我们若要涉足20世纪西方的现代派,无论是从艺术进入、从诗歌进入,还是从小说进入,在任何一条路径上都会与这位女性相遇。
她凭借自己的眼光,是最早认可现代艺术的人,于是,巴黎那些前卫派的重要诗人、作家、艺术家全都被吸引到她的客厅里去了。她居住的“花街27号”那间挂满了现代作品的客厅,被美国作家海明威誉为“最好的博物馆中最棒的一间房间”。我们在前面提到马蒂斯的画在1905年秋季沙龙中引起汹涌攻击时,居然有一个人肯收藏那幅《戴帽子的妇人》,那位买主正是斯泰因。
斯泰因买画对马蒂斯绝对是雪中送炭,马蒂斯当时似乎正四面楚歌,突然接到通知说有人要买他的画,当然喜出望外。展方通知他买家要把标价的500法郎降为400法郎,马蒂斯想也不想就要答应,不料太太在一边提醒说:“咱们就维持原价吧,我觉得如果买主真喜欢你的画应该不会介意价钱的,可是多100法郎的话,今年就可以给孩子们买冬衣了。”马蒂斯咬了咬牙依了太太的主意,只是在等回复的两天中,内心忐忑不安,生怕买家改了主意。回复的电报终于送来时,太太看到站在门口的丈夫拆读电报之后,一张脸都变了形,心里料定这事被她弄坏了,她伤心地向丈夫扑过去,没等她哭出来,马蒂斯竟朝她说:“买主接受了!”太太一面转忧为喜,一面责怪丈夫怎么会有那种可怕表情?!马蒂斯回答说:“我只是想对你眨眨眼而已,因为太高兴,我一下子连话都说不出了。”
65.2斯泰因画像
这种细节太能说明问题了。对有钱人来说,买下一张画不是件大事,但对陷于穷困中做革新的艺术家来说,那真的太重要了,那种支持是经济和精神双重的,甚至能救命。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凡·高能够像马蒂斯那样接到这类消息,他的命运必定会改写,他就会给我们留下更多杰作。这就是为什么斯泰因这种角色的存在非常重要和珍贵。而且实际上,砍价的念头都不是斯泰因自己的,是展览会秘书对她说“这种画哪里值500法郎,我建议你至少砍价到400”。当斯泰因收到画家维持原价的答复后,又去展厅做最后的决定,不料正碰上观众围着那张画取笑讽刺,她非常生气,觉得那是一张好画,于是立刻决定照原价买下来。
我们因此看到,买画也需要收藏者的见识和胆气,那与艺术家创作的勇气是同等的。要知道,在斯泰因买画的那个年头,巴黎没有任何一个有钱人肯为马蒂斯的这种作品付钱,甚至连捐赠都不肯接受。比如,印象派流行过后,已经到了1894年,一位法国画家古斯塔夫·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1848—1894)把自己收藏的67幅印象派作品捐给国家,可他得到的不是感谢,而是被抵制。正统的学院派反对美术馆接受这种捐赠,并公开发表文章说,印象派的画根本就是垃圾,美术馆如果接受它们,就意味着全社会道德和审美的堕落。后来通过一些有识之士从中调停,美术馆才接受了其中的38幅画。因此斯泰因能在大众一边倒的嘲笑声中购买马蒂斯的画,那是需要胆识和眼光的。
这位有见识的女子也是最早购买塞尚和毕加索作品的人。第五十九章谈塞尚时提到一位收藏家买了塞尚的画挂在家中天天看,结果写下了现代派小说,这个人也是斯泰因。斯泰因具备的才能、眼光、见识、我行我素、果断大胆,让所有认识她的艺术家、作家、诗人都对她肃然起敬。  
斯泰因卓越的性格早有显露,她从小功课很好,曾以优秀的成绩考进大学,学的是哲学,选修了美国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的课。有一次,她对考试的题目没有兴趣,就在考卷上写道:“詹姆斯教授,我非常抱歉,我今天实在是毫无心思来写这份考卷。”然后就交了白卷。她遇到的也正好是一位有见识的好老师,那位著名的哲学教授在她的考卷上这样写道:“我完全能理解你的感受,我自己也常会有类似感受。”然后给了她满分——这真是优秀学生和优秀教师之间的佳话。
大学毕业后,斯泰因又进入美国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学习,那是美国最难考进的医学院。她对头两年的实验课程有很大兴趣,就学得极好,但后两年她对于枯燥的理论课没有兴趣,成绩一落千丈。她的老师们个个奇怪,这样一个学霸怎么会把功课学得那么差。她自己的解释是,她一旦觉得乏味就记不住任何东西。快要毕业时,教授们纷纷给她开绿灯,允诺只要暑期再补上一门课,就让她拿毕业文凭。她说,不行,我对医学彻底厌倦了。于是,没要文凭就离开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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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泰因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她完全不顺从主流价值,任何批评、反对或者嘲笑都不会影响她。她从小就胖,成人后更加粗壮结实,海明威形容她的外形简直“像个意大利农妇”【图65.2】。从毕加索给她画的画像中也看得出,她一点不具备女性所谓的秀美精致,画上的她当时才32岁,可是她不时髦的发型、老气的黑色外套、紧抿着的嘴巴、结实沉重的身体,使她看上去差不多是个接近祖母辈的女子。然而她双目直视前方,不打算讨好任何人。的确,斯泰因在一生中绝不照男权社会的标准来突出强化自己的女性特点,她在穿着和发式上完全随自己的心意。她是一个完全超越自己女性身份的女人,因此也是少数那种得到“大自在”的人,仅是这一点,就让她周围的男人们非常折服。
常去她客厅的美国作家海明威说:假如她想让别人站到她的立场上,她是不会遇到阻力的。她的声音深沉好听,她的笑声发自内心,她做事明白果断,她幽默、好奇,对世上任何事物都充满兴趣,她的这些性格从不曾随着年龄增加而削弱改变过。马蒂斯和毕加索以及其他艺术家、诗人、作家都争着成为她的亲密朋友,巴黎当时一切有思想、有创造性的人都被吸引到她的客厅里去了。20世纪初,她支持鼓励了巴黎那一批重要的前卫派艺术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她则成为美国“迷惘的一代”的导师、代言人和保姆。她的眼光、才能、见识,以及她在文化艺术上的影响和作用,使她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艺术之母”。
作者简介
王瑞芸,艺术史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杜尚研究专家。师从吴甲丰先生,专攻西方艺术史;后进入美国俄亥俄州凯斯西储大学,潜心研究西方艺术。著有《杜尚传》《西方当代艺术审美性十六讲》《美国美术史话》等,译有《杜尚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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