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个周末，可能很多人在吃瓜王力宏和李靓蕾离婚。
李靓蕾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硕士毕业，后来成为全职主妇，五年生了三个孩子。和其他明星离婚略有不同的是，李靓蕾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更有公共性的议题，例如全职妈妈的劳动价值和面临的困境、名人对舆论的操纵、家庭中精神虐待等问题。她说自己过去多年选择了隐忍——发现王力宏疑似出轨，选择原谅并不再对丈夫提出道德约束，带孩子等一走几个月的丈夫回家，努力做完美主妇，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绝不在亲友面前对丈夫有怨言——直到王力宏执意离婚，并引导网络舆论将离婚归咎于她的问题。所以她才选择了写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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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支持她维护自己的权利，也有人疑惑这样的高知女性为何会甘愿围着男人转，似乎圣母心太强，八成很有心机，或者明明已经条件很优越了，还不满意。
我无意评论事件中的信息真伪，但想谈谈几个更有普遍性的问题：为什么一些高知女性愿意做全职主妇？她们作为全职主妇的现状如何？她们的出路是什么？其中是否体现出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问题？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它就试图回应这几个问题。作者沙尼·奥加德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她采访了伦敦35位全职主妇和5位职场男性，这些主妇的共同点是高学历、曾经有高薪厚职，生孩子后成为全职主妇。
我想梳理出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能帮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高知全职主妇这个群体，从而更深刻理解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状。如果连这个看似有很多选择的群体都系统性地遭受不公平对待，那些更弱势的女性的处境就更让人担忧。

这些高知女性
为何会做全职主妇？
研究发现，越来越多高知女性成为全职主妇。《北京市全职主妇与职业女性生活状态对比研究》基于1211份样本的研究发现，66.22%的全职主妇接受过高等教育。配偶收入在英国前四分之一的母亲中，有25%当了全职妈妈——其中相当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
很多人认为高知女性做全职主妇是主动的选择，认可这个选择，是尊重女性选择的权利。毕竟，他们的家庭往往有能力雇佣家政人员，就像李靓蕾家有菲佣、保姆阿姨和司机。人们说那些全职主妇不喜欢职场的高压和复杂，更喜欢照顾孩子和家庭，就像李靓蕾说三个孩子是自己的一切（my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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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可能确实存在完全自主的、愉悦的选择，但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女性做了很长时间全职主妇，因为她认为孩子是最重要的，就默认她的这种选择是完全自主的。
《回归家庭？》中采访的全职主妇，多数喜欢在职场工作的状态，她们享受工作带来的挑战和成就感，喜欢保持独立，她们中的很多人也多次尝试重返职场，但都没能成功。她们选择做全职主妇，更多是迫于无奈，这是一系列体现着性别不平等的外部因素，共同施压的结果。
首先，压力来自于社会文化，以及与之有关的政策、媒体和社会观念。舆论告诉女性，应该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完美平衡，如果工作受阻，问题在于很多女性不够自信，关键还是要改变自己，成为像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博格在自传《向前一步》中展现出的完美女性。舆论也不断塑造伟大的、无私的母亲形象，认为母亲应该是孩子的主要照料者。另一方面，社会又没有给女性提供资源和制度上的保障。舆论不断向女性施压，最终很多人发现自己无法做到，更容易自责，压抑自己的合理诉求，退出职场。
/ work lawyers PC /
其次，压力来自于高强度和性别不平等的职场环境。很多公司默认员工要接受长时间和频繁出差的工作，也不提供灵活的办公形式，不觉得平衡工作和生活是个合理的诉求，不觉得男性也有育儿的责任。男女同工不同酬、缺乏育儿支持（包括可落实的、共享的产假）、对已婚已育女性的歧视等等问题，都让这些被采访的女性发现，要想兼顾工作和家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后，压力来自于丈夫。这些丈夫们普遍工作强度大、时间长，基本不照顾孩子。即使在辞职之前，很多女性和丈夫的职位和收入相当，甚至有女性收入更高，夫妻双方都普遍认为，照顾孩子是女性的责任。丈夫们普遍不为孩子的问题担忧，妻子们则会为没有时时刻刻把孩子作为第一优先级而内疚。书中的一位丈夫就评价做艺术馆馆长的妻子的工作是“收入又不高，对家庭没什么用。”很多丈夫表示支持妻子，体现为“你辞职吧，我的工资可以养活全家”，而不是“我们要了解彼此的需要，分担家务和育儿职责，共同调整各自的工作节奏。”
/ Matthew-Kam /
有意思的是，沙尼·奥加德发现，这些全职主妇会有相互矛盾的心理，她们会把选择做全职主妇，归责于自身：“是我自己能力还不够，不能做到平衡工作和家庭”、“我可能事业心不是那么强，没法做到不顾孩子”、“也算是我自己的选择吧，我很爱孩子们”。
似乎这样的解释，能更合理化这个选择，能减少自身的后悔，减少家庭内的冲突。但仔细想想，谁说平衡工作和家庭是女性单方面的责任？谁说追求事业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家庭？谁说母亲永远把孩子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才是爱孩子的唯一表现？
我觉得整个社会，包括很多女性自身，常常习惯于把问题归因为女性自己，例如“王力宏和郑爽等人的问题，都是妈妈太强势导致的”、“丈夫不是好的伴侣，是因为妻子不够完美，或者妻子没有努力培养丈夫”。这和社会中普遍男女不平等的观念有关，也体现着人们缺乏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我们最近带孩子们一起讨论：一些留守儿童的妈妈抛弃孩子离家出走，都是妈妈一个人的错吗？一些遭受家暴的女性没有选择离开，都是因为她们懦弱吗？……看到问题的复杂性，看到现象背后深层的、结构性的原因，这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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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沙尼·奥加德援引查尔斯·赖特·米尔斯在经典的社会学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提出的，“社会科学的任务便是找出造成我们最私密的个人烦恼的宏观社会因素，并把单个个体的’个人烦恼’与历史和社会的’公共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我们作为社会主体是如何被塑造的，以及我们如何才能超越当前的自己。”
 这些全职主妇的生活状况如何？
沙尼·奥加德发现，访谈中几乎所有的全职主妇，都显示出强烈的失落感，但她们又在不断地压抑这种失落感。一位全职妈妈说，自己被迫放弃的不仅是多年的教育，本质上还有很大一部分自我。
为什么会感到失落，甚至是自责、痛苦？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
被采访的全职主妇多数都明确表示，自己很不喜欢做家务，觉得那琐碎、枯燥、缺乏成就感；
一些主妇觉得自己不称职，不是家务能手，不会烤多样的蛋糕，不能为很多人的聚会做一大桌饭（这正是网友称赞李靓蕾的一个点，可能也是很多人对优秀的全职主妇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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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孩子会无意中说“我的妈妈什么也不干”，或“钱都是爸爸赚的”；
很多妻子没有自己的账户，觉得向丈夫要钱花是件伤自尊的事，觉得必须特别谨慎地使用金钱，而丈夫往往可以大手大脚花钱，就像李靓蕾在信中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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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丈夫会有意无意体现出优越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主妇过去习惯在床上读书，直到一天丈夫说，“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最讨厌躺在你旁边听你划拉东西！”，但她又觉得自己不该在书房熬夜学习，因为自己不该留丈夫独自在床上睡觉；
一些丈夫会把育儿中所有的困难归咎为妻子教育方法不当；
一些主妇的母亲们会否定女儿做主妇，不希望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
很多人对全职主妇有刻板印象，书中一个被访者就提到，曾经有人在聚会上掉头就走，因为觉得和主妇没什么好说的；
社会，包括她们的丈夫，普遍不重视“照料家庭”这份“无偿”工作的价值；
社会舆论对全职主妇的态度相互矛盾，同时存在着赞扬（例如精细育儿的“辣妈”形象）和嘲讽（例如认为全职主妇懒散、无聊、给孩子更多负面影响），沙尼·奥加德认为，很多时候这也和政府政策上的倾向性有关（例如希望更多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但总的来说，主流依然认为能兼顾工作和家庭是更好的；
……
总的来说，这些全职主妇经常要向自己、丈夫和社会证明，做全职主妇并不是闲着没事做，自己也做出了很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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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会通过一些方式来排解失落，回避痛苦，寻找意义。
一种策略是跑步或健身，这能在短期内有效缓解情绪。
第二种是学习，例如参加短期的或非全日制的课程。
第三种是成为“家庭CEO”，在诸如装修这样的项目上发挥自己的能力，以及更精细地育儿，包括找最好的教育资源，辅导孩子的作业，大量参与学校的事务等等，但有时她们又会担心，这会让孩子缺乏独立性，而自己也对孩子寄予了过高的期望。
但这些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沙尼·奥加德发现，这些全职主妇又一再压抑自己的情绪，有的人觉得自己没资格生气，因为上班族妈妈担子更重，有的觉得自己已经拥有更好的经济条件，应该觉得知足，有的则希望合理化全职主妇身份的意义，不希望自己表现得像“怨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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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主妇会试图把自己的婚姻描绘成平等的伴侣关系，虽然她们常常提不出具体的证据来支持，或者说着说着就开始怀疑自己的结论，陷入模棱两可的状态。一些人提到丈夫偶尔在周末会参与育儿，以此证明关系是平等的。但他们往往选择趣味性和教育性更强的亲子活动，投入的精力比全职主妇也少得多。很多主妇替丈夫解释，说他们工作忙，没有选择，能参与一些已经很不错了，是对自己极大的支持。
她们很少真正面对自己真实的感受和需要，更不用说去表达，甚至对于成为全职主妇这样重大的选择，很多女性也没有和丈夫开诚布公地讨论自己的顾虑，讨论其他的可能性，因为这往往意味着丈夫们也需要改变自己。她们常常最终打消了和丈夫沟通，期望丈夫改变的念头，由自己包揽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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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些被采访的丈夫，则把妻子的情绪问题归咎于她们自己太紧张，归咎于这是女人的天性，说自己觉得青春期女儿的问题是无所谓的，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更大程度可能是因为家庭分工的原因，很多男性并不觉得解决育儿中的问题是自己的责任。
沙尼·奥加德提到，只有一位全职主妇，选择了批判与愤怒。“她把个人与政治、自己的命运与妇女的集体命运、亲身经历和感受与性别不平等的权力机制联系了起来。”她向丈夫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他们发生过争吵，她后来加入了英国妇女平权党（UK Women's Equality Party），一个最近成立的、主张性别平等的政党。她想要推动改变，“她拒绝耐心等待”。
但沙尼·奥加德也认为，压抑情绪、缺乏表达，并不只是女性自身的责任，因为“她们大多缺乏’讲清楚’自身愿望的条件和工具”，社会、职场和家庭常常没有给她们提供能自在、平等表达的空间。
全职主妇的出路在何方？
沙尼·奥加德的研究显示，很多被采访的全职主妇做过很多回归职场的努力，但常常觉得无能为力；当被问起“孩子长大后你打算做什么”，很多主妇也很迷茫，或者她们的计划依然围绕丈夫的计划展开；当被问及“如果丈夫下岗，或提出离婚怎么办”，她们则觉得自己能想到面对问题的办法。我想高学历、曾经的职场经历和较好的经济条件，也是信心的重要来源。
英国的政策和社会鼓励全职主妇参与零工经济，成为自营的小企业家，更灵活地掌握工作时间和地点，但沙尼·奥加德觉得这依然是让女性在自己身上去寻找制度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这些全职主妇在自主创业的过程中其实会面临诸多障碍。
沙尼·奥加德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则是从制度入手，给女性提供各方面的资源和支持。除此之外，她提出社会文化和家庭环境，要容许全职主妇表达抱怨和愤怒，提倡批判而不是适应。她认为我们该意识到，全职主妇是复杂的形象，压力、焦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表达和批判，是反抗的一种重要形式。
我觉得这本书里提到的结构性问题，在中国都存在，也更加严重。而把问题归咎于女性自身，否定女性表达的感受和诉求，这更是非常普遍。
需要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在我看来，从教育的角度给孩子传递好的信息与价值也很重要，这包括了反思性别的刻板印象、反思生活中不公正的现象（例如家务分配）、理解结构化因素（外因）的重要性、了解每个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利……这也是我们在做的事情，通过思辨性的学习和讨论，培养孩子公正的意识，和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
希望社会给女性更多空间去表达。“直到她能安心地表达愤怒，并要求建成更完善的社会体系，在职场和家庭中实现长久的、迟来的平等。”
作者：郭兆凡
C计划联合创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曾任职高盛集团，后从事地震重建工作和教育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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