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不端屡禁不止，沉默的纵容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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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不端似乎是一朵永远不会消散的乌云，总是给学术界投下一片阴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很多研究课题涉及道德、诚信等主题的学者也有学术不端的不良记录，近期美国《纪事报》报道了一项由于被发现数据欺诈而撤回的研究，其主题是“一种关于促进诚实行为的有效方法”，记者Stephanie M. Lee 还特意提到，其中的一位作者曾出版一本书，名叫《叛逆的天赋:为什么打破工作和生活中的规则是值得的》——她确实做到了“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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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心理学家 Dan Ariely 曾写过一本名为《关于不诚实和诚实真相：我们如何对每个人撒谎——尤其是我们自己》的书，也曾经被迫撤回一篇包含伪造数据的论文，更是曾在电台节目中表示：诚实的人和不诚实的人的区别不一定是性格，而是机会。...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令人惊讶的事情是：（机会到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作弊呢？

研究诚信、欺诈行为与在论文中弄虚作假矛盾吗？在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和政治学教授 Andrew Gelman 看来，这两者并不冲突：研究欺诈和诚实等现象并不代表自己要身体力行，反而因为专业知识的积累，他们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开始弄虚作假的时候比别人更加“专业”。这个领域众多学术不端的著名肇事者如此厚颜无耻，以至于他们的作品几乎可以被视为自白，原因可能只是他们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但是并没有打算从自身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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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可控，收益可观

另一个因素是，学术不端行为往往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在被曝光之前，他们那些有争议的论文带给他们的是春风得意名利双收，而且很多人常年如此却依然顺风顺水。应该负有监督和管理职责的人则经常性的“失明”，对学术不端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在乎。

还有一种推测是有作弊习惯的人可能并没有普通人所共有的道德感，他们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是：每个人都在作弊，如果你不做，你就是个傻子。

Andrew Gelman 认为这些人不太了解科学。他们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因此做实验(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写下一个从未发生过的实验)只是为他们已经相信的东西增加论据而不是检验其理论是否正确。伪造数据对他们来说并不算是欺骗，因为他们觉得数据什么的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妨碍他们伟大理论的正确性。虽然他们明知道学术规则不允许伪造数据，但是一来这个不重要，二来大家都在编造，所以这不是一个大问题。

如此多的骗子获得高级教职并获得很多有声望的奖项，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他们“别人都在这么干”的理由并非空穴来风？违规现象的数量并不取决于被发现的后果有多严重而在于被发现的概率：假设学术不端的后果严重到失去一切乃至于入狱坐牢，但是如果被发现的概率小于1%，那么再严厉的惩罚也无法阻止普遍的违规——风险和收益不成比例，更不用说很多作弊的后果没那么严重：因伪造数据而被哈佛大学开除的灵长类动物学家Marc Hauser 得到了超级学术明星乔姆斯基的辩护；神经科学家Matthew Walker 的睡眠研究出现数据欺诈时，他所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基本上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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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一种辛辣的比喻是：学术不端就像有人在别人没注意的时候往公共客厅的地毯上扔便便，当其他人闻到可疑的气味并指出问题时，地毯的主人则坚持认为什么都没有发生，并且拒绝别人过来收拾烂摊子。甚至会对指出臭味的人大喊大叫，指责他们“恶意攻击”，与此同时，更多的科学家则小心翼翼地绕过便便走来走去，他们闻到了什么但不想关注此事。

Andrew Gelman 推测那些一言不发的人可能被多种动机所左右：

很多学者不想在糟糕的工作上浪费时间或注意力;
他们害怕面对作弊者的学界影响力带来的不可控风险；
他们担心普遍的怀疑风气会导致别人关注到他们自己的研究……

而即便有人希望清除这些垃圾，也会面临极高的门槛。在现行出版规则下，一旦某人想办法发表了某项研究，那么证明它有问题的举证责任就落到了质疑者身上。即便这项研究发表了一项荒谬的观点，但是要证明它是错的或者假的是很难的，质疑者必须拿出真正有力的证据，往往需要比原作者那些糟糕的数据和胡乱的推理好上几倍才行。而这种费力的行为最后还不讨好，证明某人作弊或者论文无法复制不算学术成果，还得面对可能的打击报复。

Andrew Gelman 认为学界的大部分人同社会上无数的普通人一样，平时大多数时候都是遵纪守法的，但是他们对学界的欺诈、伪造和大量不可重复的研究过分容忍了，这导致了越来越多作弊者生产了更多的可疑研究甚至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废话”：那些“成果”确实没有数据欺诈和谎言编造，但是同样没有任何用处也不可复制，却永远不会被回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