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老匹夫，我词穷了！

对农民房子征税，每年10万，连征15年。

提出这个建议的是一个叫孟晓苏的房地产专家，他向政府建议，对小产权户主征收年度税款，税额为每年10万元，征收期限为10至15年。他还建议，对150平方米以上的大产权户主，进行税收征集，每户税款大约为50万元。

小产权房是什么？

小产权房是指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未办理相关证件，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其产权证不是由国家房管部门颁发，而是由乡政府或村颁发，亦称“乡产权房”。

乡村农民的房子，基本都是小产权房。

换句话说，专家已经盯上了农民，这下，农民危险了！

就在今年一月份，老匹夫在一次公开采访中称：“中国居民存款又增加了15万亿元，如果有1/3拿出来恢复对房屋、装修等购买，中国经济不就能顺利恢复了吗？”

农民，自古以来都是最惨的阶层。

在农耕时代，中国各个朝代的财富总量，最本质的表现形态，不是黄金白银，而是粮食。粮食的产量决定了国家的税收总量，决定了人口的上限，决定了国家的军队规模和战争能力。

而粮食的唯一生产者就是农民（包括有地农民和失地农民），他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在贫瘠土地上的劳作，供养了地主乡绅，各级官吏，帝王和权贵。所有这些不从事劳动的人，都依赖农民养活。

但农民从来没过上一天好日子，辛苦劳作生产的粮食，被名目繁多的税赋掠夺走，剩下的粮食甚至难以填饱肚子。

到了工业时代，社会的财富创造，主要依靠工业和贸易，粮食的高产使大量农民脱离土地，成为工人，但他们再次沦为资本压榨的对象。讨要工钱还被冠以恶意讨薪。

而在工业时代，农民生产出的粮食和农产品，在与工业产品交换时，被资本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利用剪刀差来剥削农民。

历朝历代的农民，总是避免不了被利用后又抛弃的下场，夺权的时候，农民出粮食，献出自己和孩子的生命。夺取天下之后，农民则被无情抛弃，依旧拼命的劳动，以供养新一代权贵们花天酒地穷奢极侈。

随着工业化进程发展，财政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税比重大幅增加。到2004年，农业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仅为1%。

2006年1月1日起，为降低农民负担，中国全面废除农业税，实行了2600多年的传统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这才过了十来年，想不到有人试图再次把魔爪伸向农民。

先来说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国外一样征收房产税。

国外征收房地产税的基础逻辑是，土地和房产的所有者拥有永久产权。而我们的房子只有70年的使用权，真正的所有者属于国家，对于不属于老百姓的东西进行收税，在法理上就是错误的。房地产税应该是对产权进行征收的，而不是对使用权进行征收的。

而且在买房的时候，房价已经包含了70年的土地使用费，如果再一次收税就属于重复征收了。

而农民的房产，自古以来都很少收税。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有关征收“房产税”的记载见于周代典籍《礼记·王制》：“廛，市物邸舍，税其舍而不税物”。

西汉时期房产税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税种，房屋与家庭其他财产一起合并作为计税对象。

房产税作为一个独立税种出现，是唐代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征收的“间架税”。当时的户部侍郎赵赞以“军用不能供给”为由，建议唐朝中央政府开征“间架税”。其纳税人是房屋的所有者，课税对象是首都长安城内市民的房屋，计税依据是房屋的数量，税率为固定税率。然而，唐代的房产税在中国古代税收史上只是昙花一现，执行不到一年便因遭到民众的反对而停征。

五代十国时，后晋少祖石重贵和后周世宗柴荣开征过屋税。北宋建国之初便对典卖房产和田地行为征收过印契税，每贯钱（一千文）征收四十文，税率为4%。北宋大将潘美在攻打南汉时，为筹措军饷，曾命令占领区居民“计屋每间输绢三尺”，用房产税以战养战。南宋为筹集军饷，每年两次向城乡居民征收过屋税。到了元代，朝廷开征的房产税则称为“产钱”，一般按房产地基面积计征稻米若干，或者折钱缴纳。

清代房产税纷繁复杂且名称多变。据地方志记载，江南一带开征过“廊钞”和“棚租”，宛、平两县有“铺面行税”，江宁有“布廛输钞”，京师有“檀输税”。这些都属房产税的范畴，至乾隆年间，这此地方杂税便逐渐废止。

现代税收制度，除了供给政府支出，调节财经环境，纠正市场失灵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引导收入的重新分配和增加社会公正性。

简言之，就是“劫富济贫”。

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生活负担沉重。在中国，月收入1000元及以下的5.47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38.7%）中，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农村。

本来，他们应该获得更多的照顾，比如，从富人身上征收的税，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扶贫基金等多种形式分配给他们，从而使社会更加公平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