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与东林党，拜登与魏忠贤

上个月我写了明末农民起义的两篇文章《阳光开朗李自成》《不忘初心李自成》，核心观点是：晚期封建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比如——统治阶级的腐朽但强大，比如意识形态的保守化。

今天就来简单类比一下，给大家开阔下思路。在那两篇文章中，我简要说明了封建意识形态集大成者——明朝——的意识形态流派演变。为啥不用清朝呢？因为文章里也分析了，满清文字狱和文化压迫政策过于血腥残暴，干扰了正常的历史的时间线流动，不具有着重分析的意义。

简而言之，明朝中后期的意识形态经历了：王阳明的心学革命，张居正改革派对心学革命派的镇压（打死何心隐、全国禁心学），保守派对改革派的反攻倒算，极端保守势力与保守派的斗争（阉党与东林党），最后是以东林系统为代表的极端保守势力的大获全胜。

由于上两篇文章中是以李自成农民军为主视角分析问题，所以对于东林党的问题分析比较少，更多只是结论性的阐述，为了帮助读者们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本文要为“东林党”打几个补丁：

第一，东林党压根就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甚至连政治同盟都很难算得上。前期和晚期，东林党除了最早期（东林书院）和最晚期（复社）有一个还算模样的组织形态，其余的只能算是模模糊糊的松散集合，甚至还包括扣帽子打击政敌的部分。

第二，东林党的组织形式可以说是模糊、甚至在某些极端是压根没有的，但是他们代表的意识形态是恒定的：就是最保守和最固化的儒教理学形态，可以把他们理解儒教的原教旨主义者，或者就像西方宗教里的那群“狂信徒”。

第三，因此，我认为，判断东林党的形态，如果从组织上入手就会如镜花水月，不如从意识形态考量。所以本文考察的是“晚期封建社会保守儒教思想的原教旨主义者与狂信徒”，然而这个名词就太长了，因为它与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有相当大程度的重合，所以在我最近的系列文章中就用“东林党”来描述“晚期封建社会保守儒教思想的原教旨主义者与狂信徒”。

第四，去年疫情的时候我就吐槽过：人类历史就是在矫枉过正和反攻倒算中“螺旋式上升”的。网络上关于东林党的舆论也是这样反复的，最早东林党都是“正人君子”；后来大家发现这群人只是嘴上说说道德，干的龌龊事不少，于是一杆子打到，魏忠贤这种死人渣成为了公体忠国的象征；再后来因为阉党实在太烂了，东林党又重新获得了吹捧……

第五，实事求是的讲，从道德水平上，东林党确实比阉党强得多。东林党确实不怎么腐败——前期是因为他们用清教徒式的原教旨主义道德去要求自己，后期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江南大地主，不太需要腐败，还有各种类似“政商旋转门”式的制度设计，他们可以肆意土地兼并，可以不给国家缴税，可以掌控地方舆论司法与道德教化，都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所以压根就不需要“腐败”……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林党对国家的破坏性可比阉党大多了，这也是近几年舆论反复的根源。

从历史上来讲，最早东林党都是一些关心国事的东南中小地主阶级（后期的东林党和复社都大地主豪绅化了，这个有机会详细分析分析），他们感慨于当朝楚党齐党浙党等大地主阶级腐败、党争、不作为等各种保守主义腐朽现象，于是要求用“道德”去规范自己的实践。“道德”相比于“腐败”确实是先进的，但在政治光谱上他们确实是比保守主义更保守的原教旨主义。

用原教旨主义的“道德”去打败保守主义的“腐朽”，这个在世界历史上非常常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方宗教（原教旨主义这个名词就是脱胎于宗教）。

比如说，西方教会太腐败了，神父们天天玩小男孩、贪污赎罪券，这时候就有苦修者和狂信徒们站出来，说你们教会在胡搞，《圣经》中是这样这样写的，耶稣是这样这样说的，上帝要求我们应该这样这样……腐败的教会就好比楚党齐党浙党和后来的阉党，那些苦修者和狂信徒就是早期的东林党。

所以说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反对“腐朽”，并不一定是进步的，进步固然是“腐朽”的最好武器，但是原教旨主义狂信徒同样可以打击“腐朽”。以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如何判断“进步”或“更加保守”，要考量该意识形态对历史进步的作用、对生产力发展的意义、对生产关系改善的推动。

东林党和原教旨狂信徒，他们打击“腐朽”的武器并不是进步，而是无视社会发展需求继续倒退，忽略千百年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面临的新局面，把“严格遵守古人圣训”“严格遵循《圣经》教诲”当成解决当下“腐朽”的药方。因此，从时间的角度他们可能比阉党/教会吃相更好看，但是从政治生态位上，他们就是比保守更加保守的位置。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伊斯兰教也很明显。比如近代以来伊朗的历史：二战之后，伊朗选出了他们的民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这位首相在民间有着很高的威望，他推行土地改革，解放佃农，令他们不再受地主强制劳役；注重下层人民的福利，推行失业补偿金制度；兴建公共浴室、农村住房建设、害虫防治和其他市政发展项目。最为重要的是，他把被美国与英国占有的石油资源，实现了国有化，归伊朗人民所有。

然而也因为此，他遭到了美国人的嫉恨。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了“阿贾克斯行动”，发动政变推翻摩萨台，让巴列维国王重新执政。巴列维国王在伊朗最引人注目的政策就是世俗化，力图消除传统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这可以说是进步的改革，值得肯定。

但是，巴列维王朝的改革是片面的、小范围的、仅限于上流社会的。同时，巴列维王朝的吏治非常糟糕，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官员们勾结美英等国，靠出卖国家资源中饱私囊，赚得盆满钵满。上流社会的浮华掠影不能改变普通人民越来越艰难的生活，不能改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事实。

现在网络上流传的，70年代伊朗如何如何新潮、如何如何时尚，都是上流社会的照片；而“折叠伊朗”下失声的下层人民，则是推动伊朗走向保守的原教旨社会形态的主要动力。

在越来越激化的社会矛盾之中，在伊朗人民对于买办集团和腐败官僚愈发不满的怒火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登场了。

伊朗在1979年4月1日成为伊斯兰共和国，并通过了新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霍梅尼在1979年12月成为国家的最高领袖，伊朗从此成为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结果就是现在，伊朗的女性依然在为不戴头巾的权利而斗争。

所以伊朗的例子也很明显：革命派被保守派镇压，最终保守派死在了极端保守势力手里。

这跟上文中简述的明朝中后期历史是可以互相印证的，不过伊朗这里还多了一个“境外势力”，和依附于英美资本的买办阶层，但大体发展脉络是非常一致的。所以说学习历史，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我花大力气写李自成的原因。

以色列的犹太教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现在崛起的是犹太教原教旨势力，就是跟伊斯兰保守势力非常类似——男人可以娶一堆老婆，以多生孩子为任务；女性是男人的附庸，也要像伊斯兰教那样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原教旨成年男性不从事生产劳动，天天就是读经文，靠国家福利养活；然后喊打喊杀，嫌以色列对外政策不够强硬，为什么还不把异教徒全都屠屠了？

犹太原教旨势力跟犹太跨过金融资本完全尿不到一个壶里：犹太金融资本家觉得这群人是魔怔人，天天拿着一本《旧约》敲打自己，说发高利贷的都会下地狱，耽误自己挣钱。原教旨觉得这群金融资本家是异端，靠搞什么共济会光明会吸引信徒，但是共济会光明会是神秘主义系统，跟犹太教这种一神教是属于形式有类似、本质大不同，所以原教旨觉得这些资本家为了钱背叛了祖宗。

（犹太人爱泼斯坦和他的“萝莉岛”）

所以从政治生态位上来看，犹太跨国金融资本家就是“阉党”，以色列近年来兴起的原教旨狂信徒就是“东林党”。你很难说它们谁更烂一些，因为阉党太腐朽了大家都看得见，腐败娈童全球割韭菜，全世界人民巴不得他们赶紧死。但也很难说“东林党”这种一人娶好几个老婆天天除了念经就是生孩子，对世界有哪怕一点的积极意义。

所以回到本文的题目，为什么说从政治生态位上讲，拜登对应的是阉党，特朗普对应的是东林党呢？

根源就是他们基本盘是保守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的区别。

晚期资本主义世界，对应保守主义生态位就是“新自由主义”——在学术上，新自由主义的标准称呼是“新保守自由主义”，为什么要加保守两个字，因为它相对于凯恩斯主义的“改良”，又回归了相对“原教旨”一点的“自由主义”——大致就是政府坚决不能干涉经济、卖国企、货币自由化、金融债务续命那一套。

然而保守主义又遇到了极端保守主义者——天命之敌特朗普——你保守我比你还保守，让你尝尝原教旨主义狂信徒的铁拳。

一直以来，美国中下层白人群体，在政治上极度缺乏代言人和保护者。黑人、穆斯林、同性恋者都有自己的“政治正确”和话语权，然而白人中下层群体，就是川普基本盘的那几个标签，政治地位并不理想。

更何况，他们在全球化中是受剥夺感最强的一批。华尔街资本家们可以通过全球资本市场运作覆雨翻云手赚得盆满钵满，跨国资本可以通过全球化利用不发达地区廉价劳动力和优惠税收政策，那么谁受损了呢，很明显就是本国的工薪阶层。可以看到，这一群人既没有政治地位又没有经济地位，川普的出现只是在经济危机阴霾之下中下层白人日久压抑的一次大爆发。

当年希拉里曾称川普的支持者们是“可怜虫（the basket of deplorables）”，于是川普的支持者们制作了一个视频“全世界可怜虫，联合起来（Deplorables Unite）”，用的是《悲惨世界》中那首著名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做背景音乐，在YouTube上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三十万。可以一窥川普基本盘的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