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孩子被教导：将来一定要找一份很好的工作。但很少有人教导他们成为企业家，很多有“企业家因子”的孩子，我们却在教他们多做题、考高分。
如果我们能发现那些有经商天赋的孩子并教会他们成为企业家，世界将会怎样？
不久前，领教工坊学术委员会主席，致极学院创办人——肖知兴，与童行书院创始人，科幻作家——郝景芳共谈《在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博雅教育》，他们希望通过博雅教育的推广，能帮助更多孩子培养完整的人格并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创新创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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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景芳：大家好，我是童行书院的创始人——郝景芳，今天特别高兴请来了致极学院的创办人——肖知兴。
因为童行书院的很多父母也都是创新教育以及博雅教育的强烈支持者，所以我想请肖老师先给童行书院的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以及创办致极学院的来龙去脉。
▲郝景芳，科幻作家，童行书院创始人
肖知兴：好的。我从小到大算是成绩好的“坏孩子”，或者“坏孩子”里头成绩特别好的那个，在应试方面没有太花功夫。我1989年考上人民大学，毕业后赶时髦，去了90年代最受欢迎的单位——一家中字头的经贸部的进出口总公司，待了几年就想着出国，去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读了一个管理学博士。
很幸运，我是那个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个华人博士毕业生。毕业之后我来到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书，很幸运，我也是当时最年轻的博士毕业教授。开始教书的时候我才32岁，而我的学生平均年龄是38岁、39岁。当时感受到不小的压力。
但是慢慢也就这么过来了。教了10年书，就发现普通的教学方式不太容易帮得到企业家朋友。虽然他们也很爱听，听完站起来鼓掌，甚至站在桌子上鼓掌，但是到底有没有效果，这是巨大的问号。
后来我和一些朋友就开始思考：怎么去找一个更好地帮助企业家朋友成长的一种方式？我们找到了私人董事会。于是在2011年创立了领教工坊，到现在为止已经11年了。领教工坊作为一家社会企业，在圈内慢慢积累了一点小小的影响力。
▲肖知兴，领教工坊学术委员会主席，致极学院创办人
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企业家朋友，其实内心最关注的，往往是孩子的事情。他们的孩子有着诸多特点：
第一是企业家创业苦，往往没时间陪孩子，所以跟孩子关系相对疏远；
第二是第一代企业家往往教育背景不强；
第三个是企业家的孩子往往继承企业家的基因，创业基因比较强，在应试教育方面就容易比较吃亏。
我就想：我这么多年在教育圈也有了一点积累，能不能利用这点积累为企业家朋友做一点开拓性的服务？
所以我就想办法和美国的5家大学签订了学分转让的合同。1949年以来，估计我们是中国民间唯一成功签下10门课整体转让学分协议的机构。去年第一年的实验还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孩子们很快就会分头去美国、英国：后来我们也加了很多英国的学校，还有澳洲、新西兰的学校。
▲致极学院外景
在致极学院的理念中，有一个叫“懂中国才能懂世界”。我在跟美国这5所大学谈合作的时候，费尽千辛万苦，要求他们承认我们自己设置的三门关于中国的课程，一门是中国历史，一门是中国哲学，一门是中国经济。这三门课奠定了孩子们对中国的一些基础的认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都不懂，你怎么懂世界？课程都是用英语上的，我们请的是上海，能够请到的最好老师，所以跟西方完全是对接的。
▲复旦大学俞志元教授教授《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
郝景芳：谢谢肖老师的介绍！肖老师介绍了他做致极学院的初心，那么我也稍微介绍一下我做童行书院的初心：给4~12岁的孩子做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我自己的感受是，在孩子4~12岁这个阶段，第一孩子比较有时间，第二他们本身会对于很多现象感兴趣，所以如果内容做得好的话，他们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得到更好的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启蒙，这对于之后的学习和思考都是有好处的。
希望说童行书院做的这些事情和肖老师给大学生的博雅教育，将来能够成为一脉相承的伙伴。
01.应试教育杀死内驱力
博雅教育的初心是找回内驱力
郝景芳：我想问肖老师的是：当您想给这些企业家的孩子做一所学校的时候，您能感知到的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企业家的群体想让孩子得到什么样的教育？
肖知兴：我觉得我们设置致极学院的时候，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希望把孩子，不管是企业家的孩子，还是弱势群体的孩子，还是普通中产的孩子，从应试教育里头解放出来。
土高考、洋高考其实都很荒唐。大家平时土高考的问题说的多一点，其实洋高考的问题也很严重。北上广深一些父母为了让孩子读所谓名校，做了许多提升背景的事情，其实讲起来都很荒唐，什么暑假跑到非洲去做公益之类。历史课学的也都是别人家的历史，反而对中国的历史一窍不通，多可笑。
所以洋高考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荒唐，它也是玻璃缸里的教育，只是这个玻璃缸看起来稍微高级一点而已。本质上也是和现实脱节，没有真正的面对社会、面对人生、面对中国。所以我们设置的时候最核心的考虑，就是一定要让大家从应试教育里头解脱出来。
所以我们招孩子，看基本的素质、看品格，看内驱力、看领导力、看创业精神，还有就是英语要好。如果实在英语跟不上课，可以早点来上预科。毕竟我们是全英语教学的一个学院。最核心的设置，就是要把孩子们从应试教育的牢笼里解救出来。
郝景芳：对，我觉得您刚才提到了好几点，在应试教育中并没有被重视，包括基本的素质、品格，还有创业精神等等。您能不能展开说一说致极在招生的时候看重的这些基本素质都包括哪些？以及为什么这些素质是您比较看重的？
肖知兴：其实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内驱力，第二个方面是领导力，第三个方面是创业精神。
致极的核心是培养未来的企业家，这个企业家是广义的企业家，包括商业的企业家，社会的企业家，学术的企业家……各个方面都是可以定义为企业家。这三个维度里，我认为对孩子来讲，最核心的是内驱力。但内驱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正是应试教育的破坏得最厉害的东西。
应试教育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是一种外驱，是一种他驱，不是内驱，不是自驱。学生长期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为了满足老师的要求，为了满足考官千奇百怪的标准答案的要求，自己的这种做事的动力、元气，这种内在的发光发热的东西慢慢就没了。
大家知道最近黄灯老师写了一本《我的二本学生》吧？里面有一句名言，她说中国的应试教育像一场“漫长的炎症”，把人所有的热情、内在的动力，那种自发的东西，都全部消耗干净、消磨干净。这个不仅是悲哀的事情，甚至是一种很恐怖的事情。
02.喜欢“瞎折腾”的人
往往才能成为企业家

郝景芳：对，您刚才说的内驱力是核心这一点，我自己是特别同意的。我们也在想方设法去调动孩子的内驱力，如果说一些学生从小比较缺失内驱力，经过了漫长的一段时间的消磨，实际上到了他成年阶段可能就已经定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致极学院是要专门去挑出还很保有内驱力的可能少数幸存者，还是说在致极学院里，重新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内驱力？
肖知兴：最近疫情我在家种了点菜什么的，同样撒一把种子下去，同样被踩了几脚，有的种子就能发芽，有的就不能。孩子也是，有的孩子把自己的内驱力保护得相对比较好，致极的催化也更加有效，这个我估计是个概率问题。
有的孩子他有自己的世界，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有一半左右的精力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头，没有完全被应试的系统控制---你比我小一轮，而且你在天津考大学，所以你的环境相对某种意义上会优越一些---我是89年高考，江西的山沟沟里头，某种意义上也有它的优点，竞争没那么激烈，我们那个80年代，我们没那么激烈，所以我们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精力、热情都可以悄悄的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头。
想起来我高中的时候，我就非常不愿意上语文课，因为语文课上讲那点东西，真的没办法满足我对知识、对文学的渴望。所以我就在课上自己看唐诗、看小说，结果被老师当众把书抢过去，撕了扔到窗外去。
后来我又想了一个办法，因为桌子很破，我就用白纸把桌子糊了一遍，在糊的白纸上用非常小的字密密麻麻抄唐诗宋词，上语文课的时候，盯着课桌看，自己背唐诗宋词。所以我们有自己的世界，没有完全被应试教育所控制，但现在的小孩，应试教育基本上是无孔不入了。
郝景芳：其实应试教育这件事，我觉得学习内容本身是必要的，那些基础知识，语文数学的基础能力还是该学，但是它最可怕的是要求和分数，会使得整个人的心智模型发生改变，会把一个人的想法变得非常的固化。
肖知兴：格式化。
郝景芳：对，格式化。会让一个人觉得，我这辈子就是把任务按照要求完成，就ok了，剩下的时间就一点也不想动脑筋了，这就是应试教育给人带来的影响，我自己孩子也在应试教育里，有很多时候也就是写作业，把所有作业都写完，然后就ok了。
但是这种模式确实会使得一个人相对来讲做事比较被动，比较习惯于被迫完成所有的要求，因为这个要求特别严格，还有各种各样的惩罚奖励，所以我才去动脑子学习，那么但凡是没有这样的要求，可能我就什么也不想干了，会使得一个孩子相对来讲缺乏那种说要主动去学一个东西的这样的热情，但是确实也知道很多企业家的性格，天生就是你要求我干的事，我就不喜欢干，但是我主动自发想干的事，我就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激情。
肖知兴：我记得你那次在文章里写道：真正做事的人都是出题的人，不是解题的人；都是设置标准的人，不是想办法去达到标准的人。我相信某种意义上好的企业家，本质上跟应试教育也是存在一定的矛盾的。
当然最本质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也聊到这些年，尤其是60后、70后、80后的这一代人成长成为父母之后，应试教育或者说基础教育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内卷得难以想象。
郝景芳：是，我也是这么感觉，现在的学生内卷程度更高，分数是通货膨胀水涨船高，可能试卷本身也没有那么难，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会追逐一分两分的胜利，连高考都恨不得考个满分。
在这种情况下，给孩子留出来的自由空间相对比较少。原来我上学的时候，完成学校的任务之后，还有大把的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去做我想干的事儿，比如说去画漫画，画自己的小画书，或者在学校里面有时间去做电视台，我们学生会想办法自己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自己还做了一本学校的校刊，这些事都不是老师要求的，其实还有很多的时间去做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
我觉得今天的我之所以成为一个创业的企业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喜欢瞎折腾。这种折腾给了我一个习惯，就是愿意带动大家一起去做一些自发的事情。但是现在孩子们，他们的时间会更加满格。
03.企业家需要的不仅是契机
而且是土壤
郝景芳：所以肖老师觉得那些企业家或者企业家二代，他们的这种企业家精神是怎么能保持下去的？
肖知兴：我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还是想从偏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一下内卷时代的这种荒唐的竞争。
恢复高考之后，1977年1978年1979年新三届开始，有一大批人，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成为北上广深的所谓中国的中上阶层的一员。这些改变了自己命运的父母，往往想在自己孩子身上复制这个过程，或者至少确保自己的孩子不要掉队，不要在好不容易提升的社会阶层中往下滑，这就转变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但是我们每一代的孩子都有自己的路，孩子不能复制爸妈的路。
▲致极学子表演自编自导的歌剧
于是回到你刚才说的问题：企业家二代怎么保护他们的企业家基因？我觉得这件事主要是依靠企业家保持相对比较开明的态度，让孩子自行其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没那么反对，没那么紧张，没那么固执。
像很多企业家没有什么名校情结，觉得孩子上斯坦福大学和上旧金山大学是一回事，反正回来都是要当老板的。你上不了斯坦福大学，你将来雇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给你打工不就完了？所以像我们致极的合作伙伴里头，其中一家就是旧金山大学，他们觉得就挺好。为什么一定要上斯坦福，为什么一定要上哈佛？

▲致极学院学生在讨论自己的PBL创新创业项目呈现方式

郝景芳：我也觉得，中国80、90年代起家的这一代企业家，其实有很大的历史特殊性。因为很多行业都是从无到有copy了国外的经验，其实享受到了社会发展的转型期的巨大红利，它也像是当年的大学生的一个红利不可复制一样，其实这代企业家的成功经验也是不可复制的。就像清北的毕业生，他们的孩子再考上清北的概率有多少？同样地，企业家孩子也有父母辈那样的企业家精神和智慧，去拷贝上一代人的路，这个概率其实也是很低的。
肖知兴：这两个其实不一样，企业家继承祖辈事业的概率相对大一点。
为什么？因为其实企业家的孩子有更多的方法去继承家族的事业。至少有4个选项，后面三个选项，本质上都是通过管理和法治的手段，去延续家族的贡献。如果接不了总经理，可以接董事长，接不了董事长，可以接大股东，接不了大股东，可以接家族基金会。
很多事情是old money才会去做的。家族企业才有资本、有精力去投资博物馆和美术馆。中国和国外发达国家最大的区别，就是发达国家无论是多大的城市还是多小的城市，到处都是美术馆、博物馆。这些大多都是大家族牵头做的。
家族企业发展得好，是因为经过了时间的积淀，经济学和管理学所谓“复利的奇迹”说的就是这个。
郝景芳：对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又会有一些新的特征，比如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些企业，都是在某些新技术上面，有了突破。像苹果，虽然已经是几十年的企业了，但是在乔布斯回归之后，iPhone的横空出世，一下子把苹果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其实是触屏智能手机这样一个技术突然就席卷全世界。
包括谷歌的搜索引擎技术，Facebook互联网社区的技术，包括今天SpaceX、特斯拉等企业，都是因为应用了一些革命性的技术，很快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领先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会被取代的可能性很大，技术迭代越来越快，新的技术会带来新的企业。
所以在今天，我们似乎更需要新一代的企业家，他们一方面能引领最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把技术规模化。那么您怎么看待技术革新速度越来越快，带来企业变化也越来越快这个现象？
肖知兴：你说的某种意义上是“美国现象”，或者说是“硅谷现象”，但人类社会只有一个硅谷。其实大多数欧洲公司其实都是扎扎实实的在一个相对传统的领域，比如偏硬件、偏基础设施的领域做到最好。其实中国能有欧洲、日本在全世界产业链上的地位，已经是一种胜利了。至于复制硅谷的奇迹，我估计两三代人之内是不太容易看得见，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硅谷奇迹，背后的科技、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的因素都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不是非常了解当地的情况的话，是不太容易去理解它背后的这些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的。
大家都知道产业链转移，是不是印度、越南慢慢会成为全世界基础制造的中心，我们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在哪？其实这些都是巨大的问号，说实话，如果我们不在一些领域扎扎实实地有30年、50年的积累，什么东西都留不下来的概率是很大的。
郝景芳：我其实挺能够理解肖老师的这种大局观和忧患意识的。说实话，我当时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跳出来做教育，也是因为观察到经济格局产业链和企业发展是有关系的。中国在几年前就非常希望能成为一个创新引领的经济体，希望在科技上和美国并驾齐驱，但是培育创新人才的土壤和机制还没有完善。
所以我想的是，如果通过做教育，能助力创新力量的培育，也许等我们这代孩子长大了之后，就能在科技创新和革命上面往前一步。
为中国培养下一代的创业者和创新者，这是我做教育的一个强烈的初衷。
▲致极学院学生在团建活动中商讨战术
但我也同意肖老师所说的，就像工业革命开始在欧洲，过了一两百年才转移到美国，一个社会土壤要能够孕育爆发式的科技创新，确实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社会发展的。
周三直播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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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周三）19:30-21:00，致极学院创办人，领教工坊学术委员会主席——肖知兴将与全联并购公会创始会长，系列金融博物馆创始人——王巍分享《我的留学故事》，欢迎各位关注视频号，点击“预约”观看。
【直播时间】
2022年7月06日（周三）19：3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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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极致力于培养“具有中国根基和世界视野的未来企业家”。学校采取“1+3”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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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极学院美国合作名校：
旧金山大学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圣路易斯大学 Saint Louis University
克瑞顿大学 Creighton University 
瑞吉斯大学 Regis University 
致极学院英国合作名校：
杜伦大学 Durham University
利兹大学 University of Leeds
卡迪夫大学 Cardiff University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University of London Royal Holloway
萨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ussex
思克莱德大学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阿伯丁大学 University of Aberdeen 
致极学院澳大利亚，新西兰合作名校：
悉尼大学 University of Sydney
奥克兰大学 University of Auck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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