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这场争吵是这样的，有不少女性观众和博主批评《漫长的季节》这部剧里的“爹味”很重，随即引发了争吵，一边是一部分女性观众的共鸣，另一边是不少观众的反驳，觉得没事找事，吹毛求疵。
先不谈认同何种观点，我私以为这种讨论本身就是有必要的，我也非常不同意诸如“不能什么影视作品都从女性角度看”，“这是一种性别对立”的言论。
解读角度同不同意是一种主观选择，但不论作何选择，都不能直接否定这个角度的存在，尤其是女性视角。
无论什么作品，作为观众，都可以从自己所熟悉的任意角度对它作出解读。而且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其实绝大部分提出问题的观众，都没有否认这部剧其他角度的好，只是在谈某个角度下某种问题的缺失。
我们是夸过《漫长的季节》的，那么这个讨论我们肯定也得参与，这样评价才算完整。
一
关于对《漫长的季节》爹味的批评，我有认同，也有些不认同的。
我比较认同的部分是，这部剧男性视角的问题是存在的，而且算是一些通病。
先说一个很细节的问题，这个细节很小，但很适合作为案例来说明——王响最后捡到了一个男性弃婴，也就是后来的王北，在这里王北作为王响“新生活”的符号化身，承担功能性的角色作用，性别在其中并不重要，男孩女孩都可以。
但在那个计划生育严格实施的年代，一个健康的男性弃婴的出现概率是极低的，用一个女婴其实会更符合时代，这从剧作角度当然不至于是问题，但当我们转到性别视角的时候，这就是男性视角的局限性。
再循着这种视角，我们来说人物——好几个女性角色也是有遗憾的。
沈墨这个女性角色是没有得到足够刻画的。
比较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当我看完结局，去问自己“沈墨在整个故事的发生过程中，分别在想些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给不出一个特别具体的答案。
沈墨作为这个剧最核心的角色，最重要的女性角色，但她内心世界的着墨是欠缺的，他对王阳的爱，是如何产生的，也是欠缺过程的。
还有美素和丽茹这两个比较主要的女性角色。
这两个角色和老年三人组一样，同样都是被时代和下岗扰动的人，但得到的刻画远不如男性，而且被塑造成了服务于男性成长的角色，尤其是美素，她明明是有工作的工厂职工，但她绝大部分的戏份都是在扮演一个母亲和妻子。
这些都算是从性别视角看待这部剧能看出的问题，但同时我也依旧坚持一个观点，这种问题，追根溯源不是男性创作者的创作能力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男性创作者就是只能讲好男人的故事，让他们去拍女性视角的作品，反而是更大的灾难。
问题在于，在当下的行业，当两个才华相当的男创作者和女创作者同时出现的时候，前者可以更容易获得资源，去拍男人的故事。于是市场里男人的故事越来越多，即使像《漫长》这样好的作品资源，也都被男性视角占据，这或许才是根源。
二
再说一些我不认同的，我不太认同这部剧歌颂爹味这一批评。
很多观众评价这部剧里的男性角色非常“爹味”，这句话当然没错，这部剧里的老年三人组里，尤其是有家庭的王响和龚彪，他们身上存在非常明显的父权遗毒，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中老年男性普遍的问题。
比如王响，对老婆吆五喝六，对儿子极度管控，他的一切决定不可忤逆，把老婆孩子都视作他的附属品。
还有龚彪，前几集有一幕是他回家遇到丽茹在家里给别人做美容，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把租美容院的钱折腾没了的愧疚，而是让丽茹给自己炝一碗烩面，丽茹在忙，他就直接把电视机打开了。
后面还有一场戏是他们即将离婚吃的最后一顿饭，龚彪用别扭的姿势盛汤，丽茹说，行了我来吧，平时你什么都不沾手。
这两场戏都印证着龚彪在家就是一个甩手掌柜，一切都靠丽茹操持，但他又不认可丽茹在家的劳动价值，非常大男主主义的认为都得靠自己养家才可以，非常典型的父权制下的丈夫形象。
但是，剧在歌颂这些爹味吗？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去看这两个人付出的代价，以及转变，就能看出编剧意图。
王响的很明显，儿子王阳死了，老婆美素也在不久后自杀了，而这两件事都间接与其家庭父权挂钩的。
王阳的死直接原因是为了救自己的爱人沈墨，但其中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间接原因是他对自己家庭、尤其是对父亲王响的不信任。包括他即使在被搜出带血衣服的情况下，依旧选择和自己的父亲保持距离，不发一语。
他选择向外寻求自我证明、寻求爱的本质原因，也是在家中长期无法得到这些，最终导致他在王响的视角中，不明不白死了。
更典型的是美素的自杀，美素死前最后一场戏是摆放王阳遗照，王响想要挂在墙上，美素一句话没说拿了过来，放进了柜子里。这是美素在整部剧里第一次表达自己的意见，以及忤逆了丈夫王响。
这一刻预示了她的死亡，因为她其实并不爱自己的丈夫，她只是爱自己儿子，所以她愿意去当一个言听计从、配合丈夫的妻子母亲，现在儿子死了，她不需要去“愿意”了。她在这个家也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留恋，那句“不想看见你”也暗示了她隐藏了多年的对王响的厌恶。
完全可以说，美素的死，儿子的死只是一根引线，根源是王响在这个家庭里膨胀了几十年的父权管理方式。
他和时代变化一起逼死了王阳和美素，所以，他才会在对待王北的教育方式，以及对待巧云上有那么温柔的转变，这是他在意识到上面这句话之后的变化。
龚彪的我就不展开了，他和丽茹离婚的过程，他的净身出户，主创对待丽茹这个角色的温情，都说明了创作的批判方向。
这里我们还可以发散聊聊，这部剧里关于父权制的双重隐喻。
这部剧里有两种动荡，一种是角色家庭内的动荡，一种是下岗潮下社会动荡。
这两种动荡有着非常相似的由来，都是一种强制式的权力，家庭里的父权制导致家庭动荡，社会变化中的父权导致社会动荡。
是两种父权的合谋，导致了整个故事的悲剧。
这里可以直接用我之前写过的，这部剧里的女性角色在叙事中的作用来作为例证。
沈墨，巧云，殷红，丽茹，这是这部剧里主要的四个女性角色。
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出身，但几乎都走向了同样的遭遇——被迫成为权力下的性资源。
而你往前溯源，几乎每一位的“被迫”都与那场变化有关，最显性的是巧云，本身是桦钢磅房的过磅员，铁饭碗，因为下岗和工厂效益低下后的欠薪，为了全家的生计和活下去，被老公送去维多利亚当了陪酒小姐。
丽茹一开始是厂长的情妇，殷红攀附的是港商卢总，沈墨的性侵者也是这个港商卢总。
厂长因为手握下岗名单的决定权，成了各种劳苦工人巴结的对象，港商也是被厂长找来合作侵吞桦钢资产的合作者，这场变化让他们的权力和财富迅速膨胀，他们也是这场变化里“社会父权”的化身。
他们在往上，女性在往下，自然就不在是个体与个体的纷争，而应该被归于时代的群体悲剧。
沈墨，不止因为她是主线，而是只有她选择了另一种暴力，当女性痛下杀手，动机便成了最重要的讲述对象。
她杀掉卢总的动机，其实在后半部分已经不再指向功用性的灭口，而是纯粹的情绪性的复仇。
因为灭口指向的还只是卢总一个个体，但复仇指向的已经是更为宏观的东西，也就是社会化的父权。
个人觉得，这部剧的编剧不管是对哪一种父权，都是带着批判意图在写，爹味不适合用来形容这部剧。但是男性创作者占据导致的局限性让他确实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
还是那句话，让更多女性创作者能拿到同等的资源，这些问题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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