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抗战爆发后,平津沦陷区活跃着一支以中学生为主的抗日团体,多次在天津和北平展开爆炸、暗杀等抗日杀奸行动。
这个团体的成员多半是高官贵戚、富商名人之后,非富即贵,比如:
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的外孙女冯健美;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将军的儿子孙湘德和女儿孙惠书;
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

再比如,大汉奸齐燮元的外甥冯运修就是刺杀汉奸吴菊痴的一号枪手。
他们亲自组织、策划并亲手执行了影响深远、甚至引起中英日三国外交纷争的暗杀活动。
今天,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已日渐凋零,这段历史更是鲜少为人所知。
本书作者赖恩典自筹经费,花费数年时间,奔赴北京、上海、美国和台湾,找到并采访了仍然在世的七位当年的抗日杀奸团成员,录制下宝贵的视频资料,并从中整理出30余万字口述历史,汇编成这本《逆流者》,为这段历史保留下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逆流者》,壹嘉出版2022年2月版,亚马逊全球各地站点有售(中国除外),输入中文书名搜索即可
而今这七位老人只剩三位在台湾,中国大陆已无抗团成员,全球抗团成员也仅剩五位。
本文摘自《逆流者》,是抗团成员之一祝宗梁的口述。祝宗梁是火烧电影院、日军仓库和棉花站、刺杀汉奸王竹林、程锡庚等行动的主要执行人。本文摘选了他从懵懂少年到抗团战士的过程和刺杀周作人的经过(刺杀周作人是北京抗团的行动,祝宗梁作为知情人,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

日本人打进天津城
我在小學畢業以後轉進南開中學讀書。
讀到高一的時候,“七七事變”爆發了。
那時我家就住在天津北站附近,北站是天津的交通要道,當年二十九軍就駐紮在那裡。那時候中日之間有過《何梅協定》或《塘沽協定》,其中有:中國軍隊不准進入市區,市區治安只能由保安隊維持。為了戰爭中國軍隊都換了保安隊的衣服。中國國土內限制中國軍隊活動,但日本軍隊倒可以橫衝直撞。這協訂簡直是屈辱的協定。
29军军长宋哲元手书
當時我家門口來了一些二十九軍官兵,胡同口開始堆著沙包當堡壘備戰,附近的老百姓都出來給中國軍隊送吃的喝的,支援抗戰,這個時候大家愛國的熱情表現出來了。那天晚上就發生了戰鬥,我聽著槍炮響了一夜,我們家的屋頂上都是子彈在飛來飛去,但還沒有大炮的轟擊。
一夜惡戰後,第二天中國軍隊就撤退了。
与日军对峙中的29军士兵
我早晨跑出去看,戰場上也已經沒有什麼人了,可能戰死者在之前都被拉走了,只有被子彈打穿了的鋼盔等東西遺留在戰場上。這時候老百姓都出來了,大家都很緊張,紛紛議論敵人來時會發生什麼情況
避入租界
我祖父有三房,我父親是大房,所以家族中還有很多叔叔、姑姑,他們大概加起來有一二十人。
我父親在家中是長子,為了逃避戰禍,就想著要離開這個環境。當時我的姑姑和叔叔分別住在英法租界,可以暫時落腳,於是全家一二十口人和一些當地的難民一起走出來。當時是夏天,帶的東西不多,就帶了一個小包包,家裡的東西都沒有帶。第一天我們全家在父親的朋友家住了一天,比較擠。走了兩天才走到意租界,在意租界朋友家住了兩天,幸好當時的房間比較多,大家可以分著住。兩天後又找車子,經過天津那時候的法國橋(今解放桥),最後進了英租界。
1937年的天津工商学院大楼和门牌。该校由法国天主教会创办于1921年,现为天津外国语大学。
我們走的這一路都沒看到軍隊,也沒聽到槍聲,只在沒打仗的時候,看到過中國的保安隊。路上的老百姓牽老帶小,穿的衣服都是零零碎碎,不是很整齊,弱小的孩子和生病的就互相攙著走的。
我本來是在南開中學讀書,戰爭發生後,南開中學就被炸了,後來天津工商學院附中招生,我就去報名,結果考進高中二年級讀書。我弟弟就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合適的學校,姐姐那時候就進到南開大學,以後她轉到清華讀書。到清華以後就跟著學校到長沙讀書,以後又從長沙到昆明,就進到西南聯大讀書了。
加入抗日
這時候我弟弟祝宗權就已經參加抗日殺奸團了。宗權比我小一歲,在家中排行老三,他先參加的抗團,我這個時候還不知道有抗團這個組織,只知道每天上學。
193712月,我那時正讀高中二年級,有一天宗權忽然問我:有位朋友死了,可否為他拍張遺照?我想都沒想就答應了。次日他又說不用了,人已經抬走了。宗權告訴我,他的這位朋友是在研究製造一個比較大的燃燒彈時發生意外,燃燒彈在他身旁起火被燒死的,還有一兩個人被燒成重傷,已送馬大夫醫院治療。
宗權雖然比我年小一歲,但性格比我活躍,他交了許多朋友。而我性格比較內向,只愛好照像和做礦石機,後又改成真空管的收音機。也就是說,我在眾人面前是個弱者,只知道每天上學。
19岁的祝宗梁
我弟弟那時候讓我給他們照個相,是因為我小時候玩過照相,那時候家裡也有照相機。後來我弟弟跟我說,他們是做燃燒彈被燒死的。然後就跟我講有那麼一個團體,叫“抗日殺奸團”,顧名思義,就是抗日的團體,他自己參加了,問我願不願意參加。
當時吃了一驚,這事是有些嚇人的,而且眼前又是一死一傷,我問自能行嗎?我有什本事?但又想,抗戰是義不容辭的事!最後還是答應了。我就這樣參加了抗日殺奸團,也就是這樣我知道了些抗團的事情。
答應參加後,權介紹沈棟給我認識,他是位熱情奔放的青年,向我宣傳日本人正在對我們國家進行侵略,我們有必要對他們採取報復行動。他那股愛國熱忱和對敵人的憎恨深深感動了我,我悔恨自己過去是那樣麻木不仁。聽了他的介紹,我決定幹這個事情,我就同意加入抗團參加活動。
沈棟當時比我大兩歲,長得很高,也是個學生,當時在耀華中學的“特班”上課,比我高一班。“特班”只有耀華中學有,別的地方沒有這種班。因為當年失學的學生太多了,耀華中學就辦了一個“特班”,主要是下午的時間上課,所以當年很多人都轉到租界來讀“特班”。
抗团创办人之一沈栋
認識以後,沈棟便跟我談話,主要是談一些工作和一些國家大事以及自己的責任。我們談了好幾次,有一次甚至談到了第二天,都是選擇在馬路上散步的時候,一邊散步,一邊談。這些國家責任當時都是大家共同的認識,說起來他很熱情,對我的鼓舞和進步都有很大的幫助。他對抗戰的願望比我強烈得多,我覺得我自己還是落後的。因為說實在的,我接觸社會不多,只是看到戰爭到自己家門口了,才瞭解到一些社會情況。
我自己也只是知道一些東西,沒有切身體會,也體會不深,看到這些以後我才知道,自己不像他們對敵人的憤恨很大,所以參加組織以後,我的精神方面有很大的進步,否則還是待在家裡面一個小圈圈裡,不瞭解抗戰的情況。
那時候我逐漸瞭解了當時的社會情況,過去在天津讀小學時,雖然知道自己國家受到了外國人的侵略,但是並沒有真正瞭解,愛和恨很模糊。等到天津真正淪陷了,看到老百姓受苦的樣子,看到自己整個國土被日本人佔領,才覺得愛恨比從前更深刻、更具體一點,所以那時候才覺得參加抗日的團體是很榮幸的事情。
槍殺王竹林
這個事情結束以後,抗團開始進行兩進兵,北平的抗團準備刺殺周作人,天津抗團準備殺天津偽商會會長王竹林。那時候我們制裁漢奸,沒有收到什麼具體命令,我們也沒有特別的情報,就是想殺誰就殺誰,包括殺陶尚銘也是我們自己找的,情報的來源就抗團內部的來源。
北平那時候還沒有完全成立,只有一個小組,負責人叫宋先勇,葉于良和孟慶時是後來在北平參加的抗團,那都是1939年以後的事。
王竹林的情報是我找的,我有一天看報紙,新聞上報導日本人在“七七事變”周年時開慶祝大會,王竹林在大會上講話,講的那些話漢奸味十足,而且還大罵國民黨和中國人,稱頌日本人。當時就覺得這個漢奸該殺,但是一直沒他的線索。
正好我父親認識王竹林,我父親這個人很無所謂,不注意他的身份,更不曉得我知道王竹林當漢奸的事。到了這年的十二月,正好有一天父親下班回來,在路上碰到王竹林,因為他們倆過去認識,王竹林就約父親見面,他說他住在英租界44號路2號。父親應約去找他,結果卻沒有找到,後來父親問員警才知道他住在44號路寧靜裡2王竹林只跟他說44號路2號,沒說寧靜裡。
當時王竹林在練氣功,出了一本書教人怎麼練氣功,還送了我父親一本。恰巧那書上還印著他的照片,父親將此書拿回來給我看,並告訴我他家的具體地址。
正好,這本書讓我記住了王竹林的樣子。
北平那邊則發現周作人住在燕京大學,他們就研究怎麼殺周作人,為了這事,天津還送了幾支槍到北平去支援。
這時候我就跟孫若愚到王竹林家門口去看,他家在一個胡同裡頭,胡同裡也沒什麼人,我們倆帶著槍等了他半天也沒等到。後來有一次我經過那裡,看見他汽車出來,汽車號碼是“423號”,我看到他汽車出來便跟上去,但是他汽車比我腳踏車塊,跟他走了一段以後就追不上他了。
19381227日晚上六七點鐘的時候,我吃完晚飯在家裡呆著,孫若愚突然來找我,說他發現王竹林汽車了,就在豐澤園門口,事後我們才知道,那天是天津商界集體在豐澤園宴請王竹林。
我們立即準備並約了孫湘德一起。三個人到了現場以後,孫若愚把那裡的地形給我們介紹了一下,包括怎麼打、打完以後怎麼走。
當年孫若愚他家就住在豐澤園對面,他父親在那裡開了一家飯店,叫“永安飯店”,離著不遠。所以商量到由誰來制裁時,孫若愚說這是在他家門口,容易碰到熟人,不太好,他父親可能也在裡面坐著,所以就由我和孫湘德主裁,他做我們的掩護。
我們在胡同口等王竹林出來,他的汽車距離我們不遠。現場那些黃包車去得早,門口馬路兩邊都停滿了,王竹林是客人,有汽車的只有他,去晚了他的汽車沒地方停了,就停到十字路口。當晚我們是七點鐘去的,等了一個多鐘頭後,看到他汽車一動,我們就跟著他的車往豐澤園門口走,等我到了,看到豐澤園門口站了好多人,都是送客的。
王竹林是偽天津商會會長,送客的一二十人都是商家,他走出來的時候,汽車已經停在馬路中間並把車門打開,他一邊上車一邊跟大家告別。這時候我們就行動了,現場人多得不得了,我就擠到離他最近的地方。那時候王竹林和我們距離差不多四五米遠,我拿起槍也沒法瞄準,飯店門口兩邊都是人,我們擠不到前頭去,只能站在距離兩三排人的地方。
抓住機會我就掏出槍來,從下往上“叭”就開了一槍。我開完第一槍,沒什麼感覺,也想不起來什麼感覺,誰知道殺漢奸是什麼感覺?王竹林看有人朝他開槍就驚了,他“呀”了一聲,兩隻眼睛就看著我這個方向。因為沒有經驗,我還沒意識再開第二槍,這時孫湘德就開了兩槍,反應過來後才想起還可以再開槍,緊接著又連開了四槍。兩人“劈裡啪啦”一共開了七槍,開完槍看他倒地上,然後我們趕快按照計畫騎車跑了。
從開槍到離開不到一分鐘,當時現場人很多,都沒什麼反應,只有一個人嚇軟了癱地上了。我當時還懷疑,怎麼會癱倒地上了?回來我問孫湘德,我旁邊怎麼一個人倒下了,他說他沒打他,他自己軟了,嚇壞了。據孫若愚說他自己也開槍湊熱鬧,也是助威。我們完成任務穿過胡同,就走了,他們沒看到我們。
後來聽說他的兩個保鏢嚇得往飯店裡頭跑,但我沒見著,也不知道他有保鏢。
等到第二天報紙上出來了,我們才知道王竹林現場是受了傷。當時報紙登出來了王竹林的相片,七槍裡中了三槍,但這三槍分別是誰打的就不知道了。這三槍一槍打中頭部額骨,一槍打中胸部,一槍打中腿部,他在去醫院的半路上就死掉了。我們總算沒白開槍,如果七槍都沒中,那就又完了。
那是我第一次殺人,當時我不覺得什麼樣,不覺得是殺人,是殺漢奸,他是漢奸,該殺。我也不是恨他,我個人對他沒有冤仇,我恨的是漢奸,對老頭,如果是平常,也許我覺得有點可憐,但當時根本不覺得他是老頭,就是漢奸,就該殺。
王竹林的事情我父親什麼也不知道,更不知道我的事,他也無所謂,他們倆沒什麼感情,他也沒跟我說誰誰死了,更沒和我談過這事。
在現場開槍的是我,我不害怕是因為我做過好多次行動,膽子也練出來了,不覺得有心驚肉跳之感。不過第一次殺人,老實講,我心裡頭很緊張的,只不過是好多次行動做下來,膽子越來越大而已。上次有一個人問我,你怎麼那麼大膽呢我說那膽子是練出來的,我這個膽子和貪官貪錢的性質不多,第一次貪污幾塊錢他也挺害怕的,以後老貪也不在乎了。
我不會同情漢奸,他不是漢奸,我也不會殺他。如果因為不是抗戰,沒有戰爭發生,也不會發生這回事,叫我殺人放火,我想都沒想過。第一次參加行動那時候還有點緊張,後來就不怕了,事後什麼也不會再去想。當時沒想過,事後想會不會殺錯人?但目標就他一個人,站汽車旁邊除他沒別人,我們打槍也不會打歪。
刺殺周作人
制裁王竹林後,這事由曾澈報到重慶,差不多一個月後,重慶回電獎勵3000塊,這是抗團第二次得獎金。除了獎金之外,重慶還給了一個附帶的命令,規定抗團不准隨便殺人,要殺的話,得經過批准才可以殺,也不准在租界裡殺人。3000塊錢曾澈領回來後我們說,這錢不能要,他說重慶發來的是法幣,剛才領來的是“偽幣”(日本人在天津淪陷區發行的“國幣”)。
當時偽幣和法幣的比值是109,我們辛辛苦苦做事,會計在裡頭揩油,所以我們不要。後來曾澈回去就說抗團不要偽幣,就要法幣,軍統管財務的沒辦法,不得已只好給我們法幣,這是一個插曲。同時他們提供了一個刺殺名單,這個名單還很全,裡面都是大漢奸的名字,有些名字我還不認識,但也只聽說過,這裡頭就包含了程錫庚這個大漢奸。
郑振铎:“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的附逆”。前排居中为周作人
北平在暑假開學不久,當地抗團已經有了宋顯勇組建的小組,方圻和范旭就是這個小組的人。天津抗團在刺殺陶尚銘和王竹林的時候,北平抗團小組查到了周作人的住址,刺殺用的槍也準備好了。
“刺周”行動是曾澈策劃的,我沒有參加這個事。曾澈說鐵路上有人協助,所以孫若愚把槍放在汽車上,開著汽車把槍送到天津火車站附近,北平就由宋顯勇負責接收。
我們那時候暗殺漢奸沒有指定或者命令誰去執行,大家有責任,也都願意參加,沒有推辭去不幹的,所以李如鵬自告奮勇帶著趙爾仁去。
那個時期的周作人很活躍,周此前到日本留學回來,並娶了日本太太,回國投奔魯迅。魯迅的房子是個很大的四合院,魯迅後來的日記記載,他不願意跟他們倆一塊住。魯迅的原話說:這夫妻倆一對貨色。儘管如此,魯迅的房子後來還是由周作人居住。
大家一看周作人跟著日本人來來往往的,報紙上還常常看到他的名字,不是漢奸也是漢奸了。不過周作人是名人,還是魯迅的弟弟,不應該是漢奸,他只是一個學者,但是他跟日本人有來往,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李如鵬到北平後,由北平小組的范旭帶他去周作人家裡,當時李如鵬身上有槍,范旭則沒有。剛好那時周作人正在會客,李如鵬就假裝是天津中日中學畢業的,預備被派到日本留學,請周作人給他一些忠告。周作人因此被騙出來談話,李如鵬掏出手槍對著他肚子開了一槍,周作人中槍遂趴於地下。
李如鵬以為一槍把他打死了,但沒想到這一槍打在他腰帶的銅彈簧上,子彈彈了出去。正好這時候周作人家裡的僕人把李如鵬給抱住了,范旭身上沒有槍,就跑出來向趙爾仁求助。趙爾仁進來對著這個僕人開了兩槍,把李如鵬救了出來,後來聽說這僕人死掉了,周作人卻只受了一點傷
当年报纸对周作人遇刺事件的报道
不過,雖然沒能殺死他,但至少能給他一個警告。不久,周作人便當了日本人的教育總監。
日本投降後,周作人被以漢奸罪判刑十四年。


“壹嘉个人史”简介及新书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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