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来是著名美国史研究专家,也是国内第一位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1988年7月开始执教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起担任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史、美国宪政史、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包括《美国对外政策史》(合著)、《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当代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主编)等。其中,《美国宪政历程:塑造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影响最为深远。2013年5月2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他的英年早逝曾在学术界引发一片惋惜兴叹。本文摘自壹嘉新书《李慎之与美国所》,原文较长,我们略作删节后,分两部分发表。第一部分回忆作者与李慎之先生的交往,第二部分概述李慎之作为“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的思想特色。
英年早逝的任东来教授
                  (一)
如果从1982年算起,我成为李慎之先生的非正式学生已经整整二十年了。1982年9月,我从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兴高采烈地来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作研究生。当时的消息很闭塞,除了知道自己的导师是南开大学在该所兼职的杨生茂教授外,其余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所长是谁。从比我们早来半年的81级研究生,我们才听说所长李慎之这个名字,知道他是从新华社来的“老右派”,曾经作过周的外交助理。他们谈起他来都很敬重,并且说他“很厉害”。我们几个新生当然很想早点领教他的“厉害”,因为当时考上美国所的研究生非常不易,个个感觉良好,以为自己已经是半个美国通了。 
任东来在南开大学
开学时,按惯例所长应该与新同学见面。但令人失望的是,李慎之不在,他作为中共十 二大工作报告的起草班子,正在玉泉山(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玉泉山这个神秘的名字,尽管我们当时就借住在北京玉泉路十一学校内)负责起草十 二大报告的国际部份。几个月后,他才召见我们。他整个地垄断了谈话过程,容不得我们插嘴和提问,但他的谈话让我们几个来自省城和京沪的小子确实有耳目一新之感。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自嘲说,十二 大报告中写得最差的部份“是你们所长写的,这就是国际部份”。接着,话锋一转,又指出这部份文字虽差,却有新意,在党报告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再唱国际主义的高调,并明确提出不与任何大国结盟,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当时这一报告被海外认为是,中国拉开与美国距离、放弃毛泽东时代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进行等距离、全方位的外交的宣言。
针对这一评论,李慎之直截了当告诉我们,可能全方位吗?以色列、南朝鲜和南非就够不到;也不可能在美苏之间等距离,因为苏联还在越南,越南还占着柬埔寨。虽然后来也有些机会听他发表宏论,但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最主要的原因他那时“高高在上”,不仅因为他是所长,更因为是在阅历、读书、学问上,我们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可能成为他的谈话对手。他也不把我们看在眼里,觉得我们中外文的底子太薄。现已闻名史坛的现代史专家章百家,当年是近代史所的研究生,他就半开玩笑、半抱怨地说,“李慎之要研究生的英文和中文一样好,文言文和现代文一样好,谁能做到?”
任东来和李慎之(左三)等在一起
有一次,李慎之曾经向我们解释他为什么爱好历史、但上大学却选择学经济的原因:在中学时他就已经把《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史书全读完了,觉得不再需要去学历史了。而我这个大学历史系的本科毕业生,当时只在《历史文选》课上读过它们的节选,自然无言以对。
      尽管李慎之先生当时没有什么公开著述(我仅看到他和资中筠教授合写的一篇有关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论文,虽然是一篇国际会议的论文,但很有气势,有理有据有情),但他的自信、自负甚至是自大可以说在社科院是出了名的。但我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的一个小插曲,着实让我看到了他为人坦荡、荦荦大度的一面。当时,我师兄答辩比我早一天,因司机不负责任,害得一个答辩委员等了很长时间。这位委员抱怨了一句:“下次我还不如自己来”。那时的司机是得罪不起的,第二天轮到我答辩时,司机就不去接他。我一急之下,找到李慎之,他二话没说,立即放下手边的事情,亲自去答辩委员的府上接人,并表示歉意。这让那位答辩委员很是感动,也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要知道,李慎之好歹是个正厅级干部,并已内定出任社科院副院长。而答辩委员只是一个普通教授而已。
(二) 
1985年美国所毕业后,我直接考上了南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后又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进修和工作。虽然离开了美国所,但与李慎之先生的接触和深谈却有增无减。
八十年代后期,是李先生官场最为得意的时候,官至副部,且名列最高领导的智囊。1986年他来南京参加南京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创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开学典礼,我恰好是第一届的学员。他的高谈阔论让美国学生折服,一位学生想拜读他的作品。李先生只好坦诚相告,没有作品。学生又问他什么时候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李先生哈哈大笑,说:“写出来也不一定能发表,只能藏之深山”。美国学生的汉语没有好到可以理解这话的程度,实际上我也有些疑惑。我多少感觉这笑声有些自嘲和苦涩,这毕竟是他的阿基里斯之踵。在美国所时,我们几个师友们常常议论,李先生满腹经纶,见解独到,傲视一切,但却没有东西发表,实在令人遗憾,也招人非议。当然,我们绝不会像美国学生那样贸然提问,这毕竟不是一个礼貌的问题。在陪同他参观南京附近栖霞寺时,他又谈起了三十年代在该寺的高僧,可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于是他便鼓励说,要多读书,你现在读博士这条路走对了。不要羡慕那些正忙于为中国改革开放出谋划策的策士,只有真正读好书,才能有所作为,并以自己为例,婉转地表示:“老人家不是每年总要找我几次谈国际形势吗?”我不便多问,自然知道这里的老人家是邓。 
任东来作品之一
很多人都知道,他与邓的联系始于1979年初随邓访美。此后,他一直作为邓的外交顾问,直到八十年代末。这期间,他还作为赵的外交助理陪后者出访美国。我常常不解的是,李先生虽给周作过临时的助手,但和邓并无渊源。而且,邓访美时,李慎之的右派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他自己就回忆说,是在临上飞机前,新华社才加速给他恢复了党籍。因此,他何以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成为代表团的一位顾问人员呢?这个谜直到2000年我与中央电视台一位编导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时,才得以解决。据这位也参加了访美代表团的编导讲,当时组团时,邓一个原则,过去周出访时带来哪些人,他就带哪些人。李慎之陪同周参加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外事出访,故他能够在尚未完全平反之际成为邓访美代表团的成员。由于先后为三位领导人效过力,在外交领域,他有时自诩 “三朝元老”。 
除了充当 “谋士” 外,李先生在这一时期并没有什么公开的文章发表。不过,在建立和发展中国美国研究这一学科上,他功不可没。他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美国研究所,网罗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展开对美国全方位的研究。他们或者是与他同病相怜的右派,或者是文革中站错队的造反派。当时的美国所可谓群贤会聚、专家成群。据我不完全的了解,治美国经济的陈宝森教授来自财政部,治美国政治的李道睽教授来自总工会,治军备控制和防务政策的张静怡和吴展来自国防研究部门,治美国文化的施咸荣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治美国社会的董乐山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此外,他还从人民大学请来当年燕京大学经济系主任郑林庄,从南开大学请来美国历史专家杨生茂作为兼职教授。另外,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区研究组织──中华美国学会,出版了后来享誉学术界的《美国研究》。 
1991年第二期《美国研究》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晚年在跟我闲谈时,提到他曾经拒绝了两个仕途上的“美差”。一是,非常欣赏其才气的胡Q木向中央推荐他担任中央一个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领导职务(大概是正部级),他听说后,立即打电话给胡,表示难以承担此任。在新华社的工作经历,使他对这类宣传工作毫无兴趣。二是,有人推荐他代表中国人大,出任世界各国议会联盟的中国代表,因为他当时担任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的委员,他也拒绝了。八十年代末以后,他开始了一个真正学者的紫悠生活。其影响也从狭小的国际事务领域,转向了更为广阔的学术和一般意义上的思想领域。
(未完待续)

《李慎之与美国所》是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先生的老同事们为了纪念他,而撰写、编辑的纪念文集,壹嘉出版社2020年10月版。为“壹嘉个人史”系列之一。亚马逊全球站点有售(中国除外)。美国亚马逊可以直接搜索中文“李慎之”,其他站点可以搜索ISBN 978-1949736205。点击“阅读原文”可直达美国亚马逊购书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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