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小钢 肖知兴
来源：致极学院（ID：AreteCollege）
鲁稚的阳台  编辑
她是商业精英，47岁考进哈佛，如今是NGO达人。
她是国内首位国际狮子会理事，2009年，她与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发起成立千禾社区基金会，促进更多小的组织、社区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
她的留学生涯和职业生涯充满着传奇！她回国后创立的千禾基金会的成立填补了国内基金会的一项空白，成为中国首家社区型基金会。让我们一起走进国内首位国际狮子会理事——刘小钢的精彩留学故事。
大家喜欢称呼她为“小钢姐”，她性格开朗，健谈、好交朋友，在偶遇老友时，常情不自禁地拔高音量，令旁人侧目。
21世纪初，在中国房地产即将步入黄金十年的前夕，她毅然关掉了房产公司，踏上了现代公益的舞台。那一年，中国公益的原野上一片荒芜。她把这视作“上天的安排”，“所有的事情都是just on time（准时）”
日前，致极学院创办人，领教工坊学术委员会主席——肖知兴与国际狮子会中国内地首位理事——刘小钢对谈《我的留学故事》，两位嘉宾妙语连珠，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精彩分享......
▲肖知兴（左）与刘小钢（右）
01
中年时期事业转型
找到人生真正的热爱所在
肖知兴：您本科从中山大学毕业，也有了很好的工作，又为什么在47岁的时候决定出国留学。这真的很不容易，是什么原因让您觉得一定要出去？
刘小钢：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值得自豪，就是我能够在很多的关键时刻去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
这一点说起来我觉得比较有趣，我1981年从中山大学毕业之后，那时还是有大学生工作分配，我是到广东省外经委工作，在那个时候这个工作已经算是非常好了。
我自己也跟很多人分享过这个，我从3岁到25岁，我都没有离开学校，不是人教我就是我教人，其实我对这个社会都没什么了解，所以我对这个社会充满了好奇，所以当时我能离开学校去政府工作我觉得是是一件非常雀跃的事情。
但是我去了之后，发现这个环境不是像我想象的一样精彩。我每天的工作其实内容很少，也比较乏味，就感觉和我想象的社会大环境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觉得这种工作和我的性格不相符合，在这个工作我大概做了两三年，当然中间也还有做别的事情。
然后我就下海从商了。我这个人的性格还是比较外向，比较喜欢热闹，喜欢激动人心的工作场景，所以就和一批朋友开始做企业。
大概是1984年，我辞职离开了政府做企业，做企业一做20年，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很多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事情，其中也包括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看到了很多商海浮沉。但是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在这个过程里总的来说比较顺 。
1994年我从香港回到国内做房地产，大概做了不到十年，经历了广州的房地产的高潮和低潮，在2003年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点厌倦。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擅长从商的人，因为我不太会算账，对财务不够敏感。我没有那种做企业要做大做强的野心，所以我不太具备做企业的一些基本素质，我会感觉到累和厌倦。
而且2003年时候，房地产在广州可以说是最低潮了，我就感觉没什么意思，高潮低潮都经历过了，就觉得房地产它其实是一个高级搬运工，怎么样把钱变成砖头再把砖头变成钱，所以我觉得经历了就可以，没有继续做这个的必要了，对我来讲体验已经非常够了，再做是浪费自己的生命。
我就琢磨着要转型，寻找转型的方向，人到中年，那时候我47岁，我就想我还能做什么呢？既让下半生发挥作用，又能当作职业。
▲刘小钢在益动善城帽峰山公益徒步活动中（图片由千禾社区基金会提供）
我就思考在我的前半生里面，我做的一些事情里有什么事情，让我感觉到有价值和激情。我忽然想到了大概在2001年时候我跟着广州市当时的政协主席陈开枝去了百色，在他的鼓励下我第一次为百色的一个贫穷山区捐助了一个学校。
我跟着他一起坐车颠簸了6个小时。从百色一直到六龙的一个山区，非常偏远，在那边的一个学校，我看到了贫困地区的那些孩子，就下决心为这些孩子做一点事情。
一年之后我就再去看这个学校，教学楼已经落成，看到这些孩子，我突然间感觉到自己生命的价值。我觉得我的存在不应该单单是为我自己，而能为一些有需要的人做一些事情，这让我感觉非常快乐。这一点我觉得是继承了我父母的一些基因，只不过我们走了不一样的路。他们通过在政府里面的这条道路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是通过民间公益行为去推动社会的进步，实现这样的理想。
所以当我问我自己，我想做什么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件事情，就是听到了我内心中的一种呼唤，我想这样过我的人生。在我找到了这个方向之后，我就怀疑我自己能不能做好，因为当时完全是凭着一颗红心，两只手和一些资源去做这件事情。
我只是觉得这样做让我觉得有意义，发现了自己的价值。但是如何把这件事做好做专业，当时的我显然是不够格的。
02
出国留学，成为一个专业的公益人
刘小钢：我就开始寻找一个机会让我去满足自己这个心愿。在这个时候我就听一些朋友跟我介绍，有个专业叫非营利机构管理。国外很多的名校都开设了这样一个专业。
我在2003年的3月份，给了自己三个月的时间到英国去，当时想着要把自己的英文捡起来，拓展自己的职业道路。怀着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我就在那两个多月里面碰到了不同的人，也有了很多新的想法。
最终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去读书，要转型，成为一个专业的公益人。
我儿子当时在美国读大学，他给我寄来了一本介绍美国大学专业的一本书，我发现当时全美学校排名前十都有这个专业，当时我胆子也挺大的，我儿子当时还笑我说就凭我的英文水平不能上名校，不如先去美国读一年野鸡大学。我就很不服气，我说我就报名校，失败也没关系，顶多就是它不收我。
我就按照计划报了美国的杜克大学。我非常喜欢它的校园，有非常棒的教堂和全美最好的唱诗班，那年我正好在那里过圣诞节，我妹妹在杜克大学读博士后，我正好参加了他们圣诞夜的教堂活动，唱诗班的天籁之音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一看到杜克大学有这个专业，我就马上报了。
除此之外，我还报了美国西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这个过程让我觉得非常神奇，我什么都没有，就是胆大。失败了对我没有任何损失，那我为什么不去报。当然我也是一个有计划的人，我不是莽撞地报名，也在报学校的过程中，学我的英文，我花了8个月的时间把我的工作交给别人，然后我去学英文，当时报名去读了新东方。
我读新东方也很有意思，所有的同学都是比我儿子还要小的小朋友。但是我也觉得无所谓，因为我就是要去考托福上国外的大学，我觉得挺开心的，认识了一些年轻的朋友。
我是一个有目标的人，有了目标之后我会想怎么做是去达到它的最简单的路径，然后就努力，努力之后没结果我也欣然接受。
我当时把所有能买到的托福的磁带、试卷全部买回来，然后认认真真地去学习，为此努力了八个月。
10月份我收到了杜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信封很厚，我一拆开我就很激动，是我向往的学校，这次我成功了。
西北大学拒绝了我，但是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我，其实我的托福成绩只有570，只达到杜克大学的标准线，但是又收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觉得很奇怪，我分不够它也录取我。可能是我申请写得不错。他们也可能好奇，为什么我作为一个企业家，放弃了我的企业转行做社会工作。
所以我手上有两个录取通知书，我就特别高兴，有了选择的余地。然后我还再等，希望去读哈佛，等到12月有一天有一封信，就是哈佛大学的面试官让我去北京面试，我就非常高兴，面对面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得更加清楚：为什么要去读书，读书之后回来想做什么？你可以在申请材料之外表达得更多。所以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就去北京见了那个面试官。
其实我当时的英文水平挺不好的，表达有点费劲，毕竟20多年没有机会用。
但是我觉得最少他知道我这样一个渴望，希望学习这个专业，希望用自己的时间和生命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情，起码他收到了我这种强烈的渴望，也收到了我为什么在中年时期，愿意去转型去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职业。
所以当他跟我告别的时候他就已经跟我讲，他很希望录取我，他希望他可以说服他们的委员会来录取我。
所以最终结果就是我收到了一个conditional的offer，他们愿意有条件录取我，但是认为我的英文水平对于在学校学习还有点欠缺，希望我能早点去美国，找个语言学校先学习英语，然后拿着这个结课证书再去报到。
当时我觉得我真的是太幸运了，我就特别特别高兴，最后达到了一个目标。
这个过程也是我人生一个非常宝贵的体验，就是当你有了一个目标之后，你要找到路径去达成这个目标，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接近，也要做好准备万一这个目标你没有实现，你要怎么应对。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不顾一切地去达成自己的目标。这个过程，对我来说非常宝贵。所以我就被哈佛录取了，去了美国留学，那年我47岁。
03
独立思考能力是留学的最大收获
肖知兴：你现在回想起来，留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刘小钢：收获非常多，首先有一点，最重要的体验——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因为我们这代人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从国内的教育模式下走过来的，我们对老师非常尊重，觉得老师就是权威，老师的话是圣旨。这种教育让我感觉到我和美国学生的巨大区别。
美国学生和教授那种非常平等的关系让我非常惊讶。我选修了一门课叫《企业公民战略》，因为我做了20年的企业，作为一个企业怎么样在社会中担负起你自己的责任，我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
而且有很多我自己的经验想法，所以我专门修了一门《企业公民战略》。我的教授既是商学院的教授又是肯尼迪学院的教授，我就跟着他去修了这门课。
他可以坐在桌子上，晃悠着给学生讲课，学生也可以非常非常放松地跟老师进行对话。
只有我和我一个同学两个人来自中国，只有我们两个人感觉非常紧张，对老师说的每句话都非常重视。对比我和美国学生的差距，我觉得非常可笑。
我只能去启发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为什么这个问题教授他会这样想，为什么这个同学他会这样来反驳教授？这个过程真的是逐步建立了我的独立思考能力，打破了传统的在中式教育下，认为老师就是权威的这种思想。
我觉得就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去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问题，第一次重新开启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简言之，就是从内而外的“醒了”， 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我们上课基本都是用案例教学，比如我们学过星巴克、美孚石油的案例，这些案例里面有很多的场景，同时我们同学又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和教授之间的对话给了我很多启发，而且他们讨论的很多两难的问题，就是一个囚徒困境，逼迫你去思考在两难的状况中怎么样去做选择。
我觉得留学对我人生的最大的影响，就是一个这样思索的过程，以及这样一个思维的转变。
我在很多门课上会发言，别人经常会听到一个中国学生没有什么独立思考能力的发言，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挺可笑的，别人可能在私下也笑我。但是其实别人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某个问题表达不一样的观点。
在这个过程中我又会想我自己的这个观点到底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得到了启发，得到了一套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系统。
▲刘小钢的哈佛毕业典礼
04
对于不同时代的人
留学的不同意义
肖知兴：今年正好是曾国藩派遣留美幼童的150周年，您刚才也提到您父亲推动开创改革开放的局面，非常不容易，那么在当今这个时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留学？
刘小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从我个人来说，我属于人到中年职业转型才去留学的，我也分享了留学于我最大的收获是建立了一套自我独立思考的系统，开放了我的视野，带给了我人生质量的提升。
对于孩子来讲，我觉得这些更为重要，我经常跟我的朋友分享说，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去。我觉得我一辈子做的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把我儿子送到了美国去留学。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在做自己的企业，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很难说自己的选择一定是对的，只能说在当前的一定情况下是最优选。但是回头看我的儿子的成长过程，我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把孩子送出去留学。
首先我觉得他有很强的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孩子特别缺乏的。因为他是独生子女，一直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但是当他到了美国。离父母很远，一些问题都要自己去解决的时候，他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就培养起来。我看到这一点之后非常欣慰。
第二点是批判性思维，因为国内的教育不鼓励批判性思维。就像我那样，习惯全盘接受没有独立性思维。但是我儿子16岁出去读高中，美国的整个的教育体系，是完全建立在孩子们独立判断，独立思考的基础上的。
后来他回国，我从我们之间的对话中能感觉到他有一个完全独立的思维，有自己基本的价值观和立场，以及极强的逻辑分析能力。他不会当墙头草，当我跟他进行严肃问题讨论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在美国受教育的孩子的确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儿子和儿媳都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所以我就有一次聊天时候专门问他们，你们的批判性思维在什么时候建立的？
他们跟我说是在读大学的阶段，所以这就让我清晰认识到，让孩子出去读书不是一个简单的读书问题，它不是线性的，而是他在美国的文化环境，教育环境，社会环境下逐渐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个就是他会有更广阔的视野，他看问题不会局限于某一个点，而是有一个更大的视角去思考，所以他思考出来的结果不狭隘，更加包容和多元，这种基本的判断我觉得会相对比较准确。
所以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说，在西方受教育能得到的东西，这三点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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