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省黎城县岩井村，职业农民魏美玲通过网络直播介绍小米生长情况（2021年7月8日摄） 詹彦摄 / 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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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带来的人口自然流动以及易地扶贫搬迁带来的人口向城镇集聚，给下一步的乡村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和城镇化带来哪些全新挑战？农业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农业人口的减少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大量应用，必将打破当前一家一户的农业经营模式，如何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如何进行经营模式创新，进而如何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保护农民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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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将不仅仅是农民的居住空间和农业生产空间，还应该是城市居民的休闲空间、职业农民的综合性就业空间、良好生态的提供者、乡土文明的传承者；农业不仅仅具备粮食安全的保障功能，还承担着满足城乡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功能，除了传统粮食生产，更多将以三产融合的形态呈现；农民也不仅仅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更多将以职业农民、新市民、产业工人、新兴业态从业者等面孔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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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新变化做好“三农”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持系统观念，在县域范围内切实转变就农谈农、靠农兴农的传统城乡二元思维，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保障、产业发展、进城农民安置等方面，强化城乡一体化理念，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资本、土地、人才等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城乡之间统一高效配置，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晏国政 孙亮全
　　在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建设现代化国家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部分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新征程上，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立足“三农”领域的新形势、新变化，转变就农谈农、靠农兴农的思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走好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


“三农”领域改革发展成效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实施，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地理版图、人口结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均发生巨大变化。


一是脱贫攻坚产生的巨大“溢出效应”或将改变传统经济地理版图。
不久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等地脱贫县区走访，处处可见道路通达、房屋翻新、水电网齐备、医教养保障的场景。一些专家表示，脱贫攻坚是近年来我国“三农”领域发生的最大变革，除了让近亿贫困农民摆脱贫困，
其在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三农”工作体系、产业发展、农民精神面貌等各方面产生的巨大“溢出效应”
，也显著增强了贫困地区的区域经济韧性，拓展了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脱贫攻坚期间，全国累计建成集中安置区3.5万个，960多万人“挪穷窝”。数百万人口迁移，深刻改变了一些地区的城乡格局。在地处燕山—太行山区的山西天镇县，脱贫攻坚中，当地把28个整村和58个插花贫困村的1万余人，迁至县城的移民新区，并配套发展了相关产业园区，这直接将全县城镇化率提高约10个百分点，极大地改变了全县城乡、区域发展格局。


二是农村人口数量、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带来连锁反应。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最核心的要素之一。随着城镇化、工业化高速发展，
我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不足20%，上升到2021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4.72%
，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与此同时，按照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公布的数据，农村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均创历史新高，农村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讲席教授朱光磊不久前刊文探讨我国农民的规模问题。他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有关数据计算，
我国户籍人口意义上的农民有7.71亿人之多，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54.60%；但作为农村人口意义上的农民，已减少到5.10亿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36.11%
。而根据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计算，
作为农业劳动者意义上的农民，现已少于2亿人，在全社会就业人员中的比重为23.6%
。


　　“农村人口、农业人口减少并呈现老龄化，给农业发展、农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带来全新挑战”，吕梁山区一位县委书记说。


三是先进生产要素不断涌入“三农”领域，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改变。
临猗县是山西省一个传统果业大县。近年来，该县针对鲜枣雨季裂果、货架期短等瓶颈，推广设施大棚、矮密早栽培、生物防治等技术集成。当地最先进的设施枣棚已经实现无人种植，枣农在手机屏幕上就可查看棚内枣树生长情况，按几下键就可远程操作浇水、施肥、调温等。当地干部说，先进种植技术、农业物联网、农村电商等新技术、新业态的运用，使全县果业种植发生革命性变化，实现了二次振兴。


　　记者在各地走访发现，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素质高的农业人才也成为各地乡村产业领头雁、管理带头人。先进技术、优秀人才、优质资本、新兴业态等大量先进生产要素不断进入“三农”领域，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使传统农业加速向以智能化、规模化、标准化等为特点的现代农业转变。


四是农村改革促进农业生产关系发生显著变化。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安家村，种粮大户刘爱虎托管了附近村民1400多亩地，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目前，山西全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达3.2万个，服务带动面积2300万亩，稳定服务小农户110万户以上。山西省农业农村厅二级调研员敖军说，农业生产托管在不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基础上开展社会化服务，有效破解了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兼业化等种地难题。


　　近些年来，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速成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快速发展，农村土地制度、宅基地制度等重大改革稳步推进，在保持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农村生产关系进一步完善，农业资源配置更趋优化、生产效率快速提升，为“三农”变革提供了澎湃动力。


稳住“三农”基本盘
　　本刊记者在基层调研了解到，“三农”领域近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正给“三农”格局和做好“三农”工作带来深刻影响。山西省大同市委常委、副市长龚孟建，山西省娄烦县委书记李树忠等人说，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治理等方方面面产生的变革，必然会带来农村形态、乡村功能、农业发展模式的巨变，也为新时期的“三农”工作提出了新课题。


　　部分基层干部表示，在领导和开展“三农”工作时，
他们考虑得比较多的问题是：城镇化带来的人口自然流动以及易地扶贫搬迁带来的人口向城镇集聚，给下一步的乡村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和城镇化带来哪些全新挑战？农业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农业人口的减少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大量应用，必将打破当前一家一户的农业经营模式，如何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如何进行经营模式创新，进而如何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保护农民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在更为宏阔的现代化视野下，乡村是否还是仅仅承担农民居住、农业生产的传统功能定位？

　　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三农”新变革及基层遇到的新问题，归结为一个迫切的时代命题，就是
在新时期，到底该如何看待“三农”？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产生了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近些年来，为了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党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实际提出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四化同步”等战略举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深化对“三农”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顶层设计。


　　记者基层调研了解到，部分地方在开展“三农”工作时，
仍存在“城乡二元”思维，在政策取向、资金使用、规划建设等方面仍表现为就农谈农、靠农兴农，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方面进展缓慢
。比如，有的地方不顾部分村庄人口减少实际，平均化开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造成了“撒胡椒面”式的浪费；有的地方产业发展、要素流动、规划建设等城市与乡村“两张皮”；有的地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步伐跟不上城镇化进程，一些“新市民”脱离了农村也难以融入城市。这些因认知局限而产生的施政偏差，为新征程上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造成了阻碍。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左停表示，当前我国农业农村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还未解决，农民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还未巩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还未实现，“三农”问题仍然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最关键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
最为迫切的就是要更为清晰地认识新时期“三农”的功能定位
，进而结合基层实际，因地制宜创造性地把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顶层设计落到实处。
努力迈出新步伐
　　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三农”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必然催生“三农”功能定位的重大变革。新征程上，“三农”除了继续承担保障粮食安全、社会稳定等职能外，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方面，也将担负更多新的使命。
农村将不仅仅是农民的居住空间和农业生产空间，还应该是城市居民的休闲空间、职业农民的综合性就业空间、良好生态的提供者、乡土文明的传承者；农业不仅仅具备粮食安全的保障功能，还承担着满足城乡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功能，除了传统粮食生产，更多将以三产融合的形态呈现；农民也不仅仅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更多将以职业农民、新市民、产业工人、新兴业态从业者等面孔出现。

　　受访专家表示，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农”功能定位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应成为各级各地新时期开展“三农”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立足新变化做好“三农”工作，
最根本的是要坚持系统观念，
在县域范围内切实转变就农谈农、靠农兴农的传统城乡二元思维，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保障、产业发展、进城农民安置等方面，强化城乡一体化理念，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资本、土地、人才等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城乡之间统一高效配置，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在农村建设方面，根据农村人口变化实际情况，合理解决农村布局，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在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避免投资浪费。多位受访县委书记表示，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更加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使农村成为良好生态产品的提供者和能够记得住乡愁、传得下文明的生活休闲空间。


　　在农业发展方面，在确保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下，有序推动工商资本下乡，推动先进技术、实用人才、先进模式进村，加大三产融合力度，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规模化、现代化水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汪三贵表示，要更加重视做好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因地制宜扶持小农户，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建立更加稳固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传统小农户向现代小农户转变，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


　　在农民生活方面，扎实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在村农民提供更为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更为健全的公共服务，同时要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加大城镇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力度，着力解决制约“新市民”融入城市的堵点痛点。


　　专家认为，要继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充分发挥改革在推动新时期“三农”工作中的作用。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村宅基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为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大的制度空间。

刊于《瞭望》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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