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尹晓琳
责编 | 施杨
自中国金融业起步以来，资本与权力的博弈，从未停止。在一次又一次的对峙中，最终失败的永远是资方。
在最新出版的长篇人物传记《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中，当代作家、学者赵柏田以民国金融缔造者张嘉璈作为枢纽性人物，书写了在资本与权力的对立、依存、冲突、纠缠中，壮志未遂的一代人的故事。
置身金钱政治的漩涡，张嘉璈不断在行动，也不断在失败。1949年，他离开大陆，由一个行动者变为静观者。作为建立中国近代金融组织基础的重要人物，尤其是战后与恶性通胀缠斗多年的败北者，张嘉璈在后半生做了深刻的反思。他不想谴责，也不想辩护，只希望能引以为前车之鉴。
大时代里的这一群人，他们之所谋，在于实现商业的现代化，而时代的命运却屡屡让他们沦为赌场上随意丢掷的筹码。成败得失，功罪千秋，他们的所思、所谋、所为，影响了后世中国，亦是时代的遗产。这是作家赵柏田关注民国金融战事的最初动机。
赵柏田出生、成长于王阳明的故乡浙江余姚。他上学时每天经过王阳明的故居瑞云楼，往南10公里，则是另一位明代大儒黄宗羲居住的小山村。“小巷通往前方，就是历史无穷的幽暗之处。下雨了，你在檐下躲雨，翘檐的那个屋子也有故事可寻。”这样的成长环境，使赵柏田对历史和叙事抱有双重热情。
在过去6年中，他出入浩如烟海的民国金融财政史料，与南北金融界的精英们日相过从。2016年之前，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研究晚明。他擅长书写时代夹缝中的人物，这些人在消逝的年代晦暗不明的光线里走动着，也曾蓬勃地生，但又无一不是失败的。
事实上，赵柏田在自知或不自知中也被纳入到了王阳明、黄宗羲等人开创并延续的南方文人传统，标志是修身与经世并重。这也许是他近十年以“现代性转型”为写作母题的重要原因。历史总在重复，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大概也是黄宗羲把一切史学视作当代史的务实经世精神之根源吧。
“有魂”的行动者
在赵柏田看来，时代丰富而又宏阔，写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有一个方法，就像在墙上挂一张挂毯，只需找到几个点就可以支起整个挂毯。
他的“中国往事”的书写，最初聚焦对象是知识分子和文人，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特殊性，他又关注了铁路（保路运动）、外交（巴黎和会中的中国外交家）。
一般观点认为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在引领历史，忽略了经济层面，但其实，经济层面的影响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回顾一百年来中国的近代化史，实业家和金融家大大地助推了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基于这个判断，赵柏田将民国的金融家和实业家作为他“现代性书写”的重要拼图。
甚至，写什么有时不是由作者自行决定的。在对材料的研读中，张嘉璈自动走到了赵柏田的面前。
张嘉璈服务中国银行23年（后担任央行总裁），经历了近代史和中国金融史上一个又一个重要节点、一次次金融和商业危机，与“南三行”“北四行”一批有着自由经济思想的银行家们一起，为建立独立的金融市场、推动商业现代化，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的转型，作出了重大贡献。
而中国初代银行家的经验与教训，会给当下的同人们提供重要的镜鉴，比如国际视野、专业态度、担当精神。
赵柏田讲述，张嘉璈初出茅庐便曾遭遇一次空前危机——他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时，与当时的上司宋汉章，联手抵制了北洋政府的停兑令。
1916年，袁世凯为了以武力震慑西南，急需大笔军饷，再加上登基筹备费用浩繁，便要求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兑换券，充作军费。军队不要纸币，只要现洋，怕引起哗变，政府便动用银行库存现银发给军队，引起两行现银库存大量下降。国务总理段祺瑞下达停兑令，勒令中、交两行已发纸币和应付款项，一律不准兑现与付现。
恐慌情绪迅速蔓延，挤兑之风愈发高涨，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宋汉章、张嘉璈详细计议后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且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商银行之桎梏”。
以国家银行的地位而抵制中央政府的禁令，这不仅需要过人的胆识，更要谋略。
一个细节可佐证初代银行家的谋略。为了避免被政府撤职或逮捕而导致抗停兑功亏一篑，宋、张采取了“自我诉讼”的方式来延宕政府法令。停兑令下达的当天下午，两人紧急拜访了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常务董事蒋鸿林，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人，商定由“南三行”的朋友们以中国银行大股东和持券人的身份分头向法庭起诉。依法在诉讼未判决期间，北京当局不能逮捕现任经理、副经理。
宋、张二人通力合作，再加“南三行”领袖的鼎力支持，使这场世纪初的金融风暴没有波及上海。这一年，张嘉璈28岁。和他一起抗停兑的“南三行”其他年轻银行家中，李铭29岁，日后被称作“中国的摩根”的陈光甫35岁，年纪最大的宋汉章也仅45岁。
◎抗拒“停兑令”事件使成长中的上海银行家群体走到历史的聚光灯下。图为宋汉章（前排左一）、张嘉璈（前排左二）、陈光甫（后排右一）、李铭（后排右二）
赵柏田在书中写道，此时正当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欧战方盛，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本土的实业和金融业得到这一休养生息之机，竟也蓬勃生长开了。肇始于甲午战败的中国自由资本主义，迎来了一个长达十余年的“黄金时代”。银行家们如过江之鲫会集上海，他们的遇合故事，创造着上海的财富神话。
这些上海新式银行家，大多有留学背景。他们在金融财政方面有着几乎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着共同的志趣。他们的梦想和野心，是本着现代意识、进取精神和民族主义热情，建立不依赖于政府的金融市场，并建立进行金融交易、执行金融契约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础，最终推动商业现代化，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这是一代银行家的“魂”，也是他们的人生职志与担当所在。
救命的道德主义
赵柏田认为，张嘉璈个性中最突出的有两点：第一，他是一个有“魂”的人；第二，他是个道德主义者。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大清银行，初期在人事上，沿袭了清末官督商办的作风，高层行员不乏官宦背景。各地各行的营业处，铜柱环绕，冷冷冰冰，有如官厅。而经理、襄理们的主要工作，也都是周旋于官场，或对付需索，或一起发财。张嘉璈在这样的国字头机构中引入了道德和纪律，改变了陈腐的空气。
◎大清银行第一次会议官商合影
掌舵中国银行后，张嘉璈大量扩充“商股”，像挤柠檬水一样把“官股”挤干了。到1923年底，商股已占全部股份的99.75%，张嘉璈硬气地在《银行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银行业最危险的倾向，是“喜与政府结缘，以与政府往来为惟一之业务”。
赵柏田认为，张嘉璈“道德主义”的来源是儒家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的结合。他从小跟着名儒读“四书五经”，身上天然有着儒家底色。14岁时又到上海广方言馆接受新式教育。附设于江南制造局的上海广方言馆，是洋务运动这棵树上所结的一枚小果，老师中既有旧学深沉之士，也有术业有专攻的西文教习，张嘉璈很早就明白“世界上除了做八股及我国固有的国粹之外，还有若干学问”。
一战后，全世界弥漫着怀疑主义情绪，梁启超曾怀疑科学能否给人类带来幸福，知识界还有过科学和玄学的大争论。同一时期欧洲出现了民间道德组织，张嘉璈就参加了“道德重整会”，他相信通过自身道德的塑造，能逐渐达到改造国民性甚至改造社会的目的。
1922年他有过一次重要的反思，认定是道德和操守拯救了自己，让他在凶险莫测的北京官场免遭倾覆。他决定做得更透明，把个人薪金收入交给行中庶务经管，以示不蓄私产、不存私心之志。至于某些股东背后对自己议论纷纭，他也视作训练民主政治的最好机会，尽力去了解对方的立场，避免加深怨尤。总之，“诚恳”和“容忍”是他到北京五年、碰了无数壁之后，所得到的最大的“体认与教训”。
令赵柏田印象深刻的是，张嘉璈在中国银行的股东会上做年度报告时，从不照本宣科，每次讲话洋洋两万字，除了谈及业绩和挑战外，还会延伸阐述他对时局和社会的看法，几次讲到如何改造国民性。
除此之外，他在中国银行内部发起了一个通过提振道德改变行业风气的组织“冰封社”，号召同人们以“高”（高度）、“洁”（洁身自好）、“坚”（意志坚定）来相互砥砺。他相信，建立在契约精神和团结之上的商业道德可以改良中国的政治，1934年他考察内地在重庆演讲提到“商业道德正预示着中国未来的高度”，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1929年7月，张嘉璈、陈光甫在荷兰姆斯特丹出席国际商会会议与各国经济学家、银行家合影。
政客、财阀、败北者
神州板荡，中原陆沉，初代金融家经历了无数次资本与权力的交锋，民国五年的抗停兑事件几乎是唯一一次胜利。
这里面埋藏了张嘉璈的局限性：对权力抱有幻想。
知悉上海金融界内情的人说，张嘉璈和宋汉章的关系并不如表面那样融洽，宋常用“政客”来形容张的行事做派。赵柏田指出，张嘉璈最早确实想在政界发展，还当过浙江都督府秘书。
1907年张嘉璈留学日本，入读东京庆应大学读财政学，导师是著名的堀江归一博士。民国建立后，他曾参与组织民主党，对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抱有无限期待。后来，袁世凯等军阀的专制独裁，让他对政治失望至极，才决定从事金融事业。
“资本与权力在1927-28年开始了一次联姻，江浙财阀大多以‘献金政治’的方式参与了新政权的建立。但这场政商联姻日后带来了无休止的烦恼，银行家们很快尝到了苦果，这个新成立的政府在对待银行的态度上和北洋一样，都是把银行当作政府的‘外库’，自家的钱袋子。张嘉璈在日记里毫不掩饰地批评过，‘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政治前途悲观在此’。”赵柏田说，“这一代银行家最大的困境就是怎么处理跟权力的关系，他们天然地掉到金钱政治的漩涡中，内心深处对权力有着某种迎合和投机心理。”
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各界都觉欢欣，以为革命有成，太平盛世将至。上海的银行家们更是长吁一口气，以为从此可以安安生生做生意了。却不知国人眼中气势如虹的北伐，首先是一场金融战，财政拮据的魔影不去，战争机器就无法驱动。
不仅张嘉璈一个人经历了幻想和幻灭。他的老朋友陈光甫被蒋介石委任为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专司为北伐筹措军饷。蒋下达给苏沪财委会的第一项任务便是筹款1000万元。
他们很快意识到这行径跟军阀有何区别？张嘉璈心生芥蒂，但没想到蒋介石预先招呼也没打，竟然亲自到他家吊唁刚刚去世不久的母亲。“他到了上海即到我家，向我母亲灵位行礼，对我曾经在他北伐时，中国银行帮他的一点小忙，表示谢意。”《张公权先生自述往事答客问》中这样写道。
政客精于收买人心。但是蒋的各种催债，如同巨石压得上海的银行家们喘不过气来，他们几乎都成了推石头上山的苦役犯。
蒋介石后又要求陈光甫发行江海关赋税国库券3000万元，令两个月内交足。张嘉璈的感觉是，“光甫甚为灰心，觉蒋旁缺乏贤助”。
各家银行中，中国银行所承购的数额最多，时人所谓的“江浙财阀”实占八成。一道道行政命令的干预下，各级政府官员被动员起来，一家厂一家店地征集资金。陈光甫通过上海商业联合会向各业劝购，自己则集中精力与银钱两业打交道。
赵柏田在书里写道，当时还有帮会势力的介入，把许多上海商人卷入了恐怖的风浪。1927年春夏之交的上海街头，绑票几乎成了半公开的敛财手段。在帮会与政府的这场合作中，两家的利益分成始终是一个谜。
“1928年，张嘉璈意识到，虽然出了大力，但是情况根本没有改变。他们本来想通过合作的态度获取空间，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丧失独立性的代价太大了。”赵柏田分析。
一连串的打击渐次到来。1935年，张嘉璈被赶出中国银行，一代银行家努力了20多年，想要建立独立金融制度的梦想就这么破灭了，这是中国金融史上最大的失败。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一声令下，张嘉璈去往东北，负责与苏联的经济谈判，共产党、国民党、苏联人在东北陷入纠缠，最终谈判失败。此后又让他担任央行总裁，出面收拾残局，但此时已无力回天。后两次失败均是败于“势”。
1948年底，平津将失、徐州不保之际，张嘉璈意识到国民党政权已日薄西山。他决定觅地海外，度过余生。李宗仁还想再挽留一次，说美援尚有希望，挺过去必见起色，希望他出任财政部长。张嘉璈一口咬定今后从事研究工作，对于政治，“既无兴趣，亦无勇气”。
乱世之处，各有考量，也各有难处。张嘉璈从不肯借款到出手阔绰，其结纳、示好之意非常明显，“唯此大变革年代，人人都要找个依傍，不好苛责，唯有心底叹息。”赵柏田感慨。他的写作方法论之一是对人物有“了解之同情”，回到历史现场中体味他选择的困境、人生的无奈。他举自己写四百多年前的戏剧家汤显祖为例：“汤显祖写《牡丹亭》时，在遂昌万山深处一个小县城里，他在经历哪种困境？他想调动工作到温州去，关系都打好了，房子也找好了，但就是调不成。为什么呢？当朝首辅王锡爵不肯放人。这种困境，无论精神的、身体的，你都要设身处地去体会。”
而张嘉璈的矛盾和纠葛来自“运和势”，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卡上，他无力左右自己。
从行动者到静观者
以1948年为界，张嘉璈由“行动的人生”，全面转向“静观的人生”。
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曾有这样一个比喻：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兜售商品的小贩，有努力竞技的运动员，也有静观人生场景的观众。哲学家就是静观者。
张嘉璈计划去澳大利亚，澳洲国立大学校长柯朴兰是个经济学者。他在给柯朴兰的信中，希望柯朴兰能够收留他，在大学做些研究工作，他说拟定了两个研究方向，一为中国通货膨胀，一为中苏东北交涉，后半辈子将以写作谋生。
他先是撤退到香港，自大陆到港者越来越多，每天到访者络绎不绝，不能安静写作。他想去澳洲，却苦于没有路费。在香港住了约一年半才攒足路费，他和夫人商量，节约着花，在国外支撑个一二年应无问题，于是离港赴澳。
在悉尼，他终于找到了久觅未得的平静。他购入一处小屋，几乎用尽了积蓄。自此他集中精力，专心写作，除了每月抽出几日去悉尼大学听讲或参加讨论，绝少应酬和见客。三年后，他去了美国。
检视前半生，由财界而入政界，由银行家而部长，如一条充满悬念的通货膨胀螺旋线，跌宕起伏，大起大落，到后半生，他终于找到了属于学者的一份宁静。即便再清苦，他仍以拥有这份大河奔涌到了入海口时的宁静而觉得堪慰平生。
“60多岁的人，一个前政府部级高官，去到陌生的环境里面，该挤公交车挤公交车。他也不是昂扬，是一种积极开放的态度。”赵柏田说，“在每一次变动和挫折面前，他除了写日记发牢骚，还真没有那种哭天喊地痛不欲生的时候，总在积极寻找解决方案。比如1935年被赶出中国银行怎么办？当时他也有不少选择，伪政权也来邀请他，后来他在央行做了个挂名副总裁，没办法了又去找蒋介石的盟兄弟黄郛，黄建议他进入政府，由此他离开服务了半生的银行业，出任战时的铁道部长和交通部长，开始了国难之际的担当。”
◎抗战时期的张嘉璈
终生挚友陈光甫曾写信请张嘉璈代为做传。对老友所请，张嘉璈答：当勉力从事，惟请不可限以时日。陈光甫于1976年7月1日在台北去世。在这之前十年，他们共同的朋友李铭也已在香港去世。朋友一个接一个死了，甚至敌人也没一个存活于世了，而他们数十年的雄图与壮志也早在N年前告终，“恨未能重光故宇”。
“读书，回忆，写作，会友，他做着这一些，就好像在一间渐渐暗下来的屋子里做着人生谢幕的准备。”赵柏田写道。1979年秋天，离91岁生日还有一月余，张嘉璈死得平静而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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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柏田在《帝国的迷津》一书中曾自述：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我的足迹和心迹可以用一个词加以概括——大幅度后撤，从生活世界到文字世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对当下生活的描摹到历史书写，从文学走到学术边缘。
他认为，人生到了一定时候就是一场撤退。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每个人必由之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他开始建构自己的叙事世界；第二个十年他在上海躬身入局当代金融业，更切近地观察现代性转型这一母题所在的场域；第三个十年他可能继续双城生活，希望自己对世界和生活继续保持热情。
放弃幻想，接受现实——这是赵柏田认为我们能够从张嘉璈身上汲取的最重要经验，其次则是尽力营造一个自己的“小世界”，“别看它可能很小很简单，但有时候它强大到可以与外部世界抗衡，为你争取生命的另一重空间。”有点可惜的是，张嘉璈没有营造自己的那个小世界，“他把所有的热情和精力耗在了终生奋斗的事业上，除此之外再无私域空间，甚至连他太太可能也会觉得他无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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