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尹晓琳
责编施杨
2017年的一个秋日,平日里“王不见王”的智能终端和半导体公司老板们,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中国台湾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台积电30周年庆典,友商、对手全来了。
台上,8位军火商级别的科技大佬一字排开。张忠谋亲自主持了一场两小时的对谈。高通、英伟达、ARM、博通、ASML、ADI都是CEO亲自出马,苹果则派来了被认为是库克接班人的COO。
多家台湾媒体提到一个词“面子”。确实,苹果与高通正大打诉讼战,同台出场并不容易。苹果COO和高通CEO远远坐在舞台两端,互不搭腔。时任高通CEO史蒂夫·莫伦科夫发言尤其谨慎,张忠谋半开玩笑地说:“你讲的比我想像中短……我们会等你把问题解决之后再讲(We will wait you until later you remedy the problem)。”史蒂夫笑答:“我现在非常擅长解决(remedy)问题。”
台下,张忠谋的两位接班人各自招呼一桌宾客。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的夫人与AMD CEO苏姿丰同坐一桌。两家同为高性能运算芯片公司,苏姿丰更是这个行业少见的女强人,AMD在她手上扭亏为盈,双方竞争也愈发激烈。另一桌,曾有“小张忠谋”之称的联发科COO蔡力行旁边坐着两位竞争对手——华为旗下海思半导体总裁何庭波和时任展讯董事长李力游。
套用《纽约时报》评价新书《芯片战争》的语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社交场上“毫不掩饰的男子汉气概、理所当然的聪明才智、尽最大可能拿下市场的贪婪,以及世界级舞台上的狡诈权力游戏”。对于这些决策者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他们以正当理由近距离观察和研究对手的情态。
东道主张忠谋向来信奉“实力主义”。一位台湾记者曾问:“台积电成立初期,客户是不是冲你的面子来的,看张忠谋在这里,就下一点订单。”他的否认来得坚决:“你不要有任何的illusion(错觉)。没有任何一个生意是靠面子来的。No No No,没有任何面子可靠。So wrong,So wrong.”
当天晚间,张忠谋兴致勃勃地邀请大家听交响乐,尤其是他最爱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芯片博弈场上,台积电已是最有话语权的公司之一,全球接近一半的芯片生产力来自台积电,而且只有台积电和三星两家公司可以代工5nm芯片。
作为主帅,张忠谋是在世界级血腥对战中打了通关的王者。美国媒体曾经形容他是“让对手发抖的人”,这更加让我们好奇,一个在大争之世敢于立敌且如此贪胜的人,凭什么能够在五六十年的经营周期中,全须全尾地功成、身退?更重要的问题则是,美国正毫不掩饰地动用公权力压制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兵临城下之时,下一个“张忠谋”在哪?
实力主义
张忠谋在描述“实力主义”时用的单词是Meritocracy,剑桥词典将其译为“精英领导体制”。事实上,它有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味道,底色是一种变强的欲望,笃信只有成为精英,才能捍卫财富与尊严。
张忠谋与父亲在大时代中辗转流离的故事,恰恰应和了“实力主义”哲学——既不站在昨天,也不站在明天,而是始终站在从昨天到明天的桥梁上,这种自由觉醒对于既定时空的反抗带来高效的净能量输入,由此引发一些基于流动的破坏性创新。
最初那个试图与时代合而为一的人是张忠谋的父亲。父亲张尉观当过宁波鄞县财政局长,20多岁便崭露头角。为躲避战乱,张父带着家人周转6个城市,张忠谋在10所学校念过书。
这种辗转是张家人“心性天花板”极高的表征。到了1949年,18岁的张忠谋从香港出发,赴哈佛大学读书,一年后父亲带着全家人移民美国。
但家族的使命,往往需要几代人接力,张父的努力最终以世俗意义上的失败告终。他以47岁高龄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完MBA,毕业时却只能找到乡下的工作。为了避免下一代错失机会,他没去乡下,而是在纽约42街开了一家杂货店。
父子接力的故事,同样发生在张忠谋日后的对手李健熙父子身上。李健熙的父亲李秉喆是三星创始人,曾执意要在自己闭眼前启动半导体事业,然而在他去世前,三星半导体亏光了3亿美金本金,却毫无收获。直到李健熙接位的1987年,三星半导体才等来机遇。
方向正确,但时间有限,只能靠下一代来延长迭代的次数。
张忠谋赴美不久便放下了作家梦,渐渐长成父亲期待的样子。1958年,张忠谋进入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简称德仪)。当时的德仪有多牛?20世纪60年代苏联曾想在芯片行业占据一席之地,赫鲁晓夫手下的官僚为了追赶美国而惊慌失措,竟强迫科学家去抄袭德仪的集成电路。
刚进德仪时,张忠谋还在用旧眼光接触新事物,但聪明的观察者一旦占据了有利位置,几个回合之后就能够认清正在发生什么。一个叫杰克·基尔比的青年与张忠谋同期进入德仪,两人常一起喝咖啡,有一天,基尔比告诉张忠谋,自己正计划把电晶体、两级体、电阻放在同一颗硅晶片上。张忠谋觉得匪夷所思,还替对方操心:就算弄出来,又有什么用呢?
结果,基尔比研制出世界首块集成电路,多年后因此拿到诺贝尔奖,张忠谋目睹了“集成电路之父”的诞生——这恐怕促使他重新理解了创新。
如果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塑造了张忠谋的知识体系,那么德仪以及一小群顶尖的科技同仁则打开了张忠谋的见识和眼光。与最强的人打交道,本身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他曾与英特尔两位创始人诺伊斯、摩尔一起开会、喝酒,三个人在雪花飘摇中,唱着歌回旅馆。
但“人生下山”期也来得猝不及防。张忠谋在德仪25年,一直做到资深副总裁,再牛也仍是职业经理人,20世纪80年代初,德仪错失进入消费品业务的机会,三号位张忠谋因此“被放牧”,被动进入下一个历史进程。
新的契机或天运悄然酝酿而成,但人的气质影响和带动一切。此时正值蒋经国接掌台湾不久,重用了一批有学识的能臣良将,铆足劲想升级台湾的产业。台湾前行政院长孙运璿和前财政部长李国鼎等一批有远见卓识的技术官僚看准了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前景,数年间三顾茅庐招募张忠谋。1985年,张忠谋回到台湾接任工业研究院院长一职,并在两年后正式创立台积电。
王者意志
国内向来不缺顶级学历的聪明人,但大部分精英缺少积极的、长期俯下身来干脏活的心态。
张忠谋回台湾时54岁了,在事业上还能取得多大成就?他后来描述刚回台湾创立台积电时的遭遇,“一些朋友对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我不再是世界级公司的主管,只是一个落后地区想开公司的人。”
54岁,赌上声誉成本,再走一轮从0到1,张忠谋恐怕可以校准很多企业家的时间观——他作为经营者的寿命极为漫长,2018年退休时已87岁。如他自己所说,“虽是铅一般的黄昏,但我还是尽力擦磨,使它发出特有的光芒。”
这话来自丘吉尔的一首诗:“黄金般的晨潮 / 黄铜似的午潮 / 铅般的黄昏 / 但是,无论它是什么金属 / 我都尽力擦磨 / 使每一个金属发出它特有的光芒。”一个有意思的巧合是,二战结束时,战时首相丘吉尔已是70岁的人了;更巧的是,在那样一个年代,丘吉尔硬是活到了91岁,张忠谋和他所欣赏的领导者都是高寿之人。
台湾媒体总结了张忠谋的健康秘诀,其中一条是持续运动、饮食清淡,每周至少6天快走40至45分钟;另一条则是阅读益智、音乐纾压,清晨读报纸搭配巴赫,下午近黄昏读名人传记搭配贝多芬或普契尼歌剧,睡前读些文学小品搭配莫扎特、萧邦。
健康是“实力主义”的关键要素,可以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留出足够的缓冲距离。反例很多。张忠谋的老对手李健熙自2014年便一病不起,直到2020年去世一直住在三星医疗中心。
野心也很重要。56岁创办台积电时,张忠谋瞄准的是“世界级”,这既是家族基因,也基于他在德仪积攒的视野、底气和能力。他引用《丘吉尔传》中的一段话来批评人们不会独立思考:一个军官“像一个坐垫,永远带着最近、最新坐在他上面的屁股印子”。而张忠谋在台积电的第一项创新便是商业模式。
半导体巨头之间是彼此提防的竞争关系,向来习惯做全链路的垂直集成,从设计到制造大包大揽。但1987年,张忠谋注意到台湾具有良率高的优势,提出做专业晶圆代工制造的想法,芯片设计和制造由此分开,半导体产业格局被重新定义。这也是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把张忠谋视为“恩人”的原因。
1995年,英伟达遭遇商业化瓶颈,黄仁勋向张忠谋求助,台积电出色完成了英伟达的订单,助其快速占领市场。黄仁勋把这段经历画成漫画送给张忠谋,他最难忘的是张仲谋说:“We will jump through hoops for you.(我们会为你赴汤蹈火。)”
源:英伟达官方博客
但在商业模式创新中我们可以学的是什么?“其实那个时候Foundry已经很多人都在做了,但都是兼职,不Dedicate(专注)。我的创新就是Dedicate、专注只做Foundry的(业务)。”
如一位投资人所说,权力的获取,要从不断思考实践“如何做不同的事,占据独特的生态位”开始。而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与别人的可替代性,都是一个长期积累耕耘的过程。
兵争、商战、投资,本质上是一回事儿:逆境敢挺、顺境谦让;临机敢决断,平时讲程序。
在创立台积电的前5年,张忠谋的主要精力用在确立营运模式、改善生产制程、培养干部人才上。他既是作风强势、雷厉风行的“张大帅”,也是循序渐进的务实主义者。他有四个赢得对手的办法:锁定客户、坚守阵地、设置障碍、永远创新。
关键战役是2014年台积电从三星手中抢走苹果A8芯片的代工订单。当时三星手握核心专利,随时准备把对手告到不能自理。张忠谋在2011年底派出One Team战队,百余位研发工程师悄悄飞往苹果总部,一起研发制造A8芯片。苦战3年,台积电才终于绕过三星的专利墙,堪称虎口夺食。然而战功未等夯实,三星又抢走了苹果A9芯片的代工订单,一夕之间抹平了技术优势。张忠谋在股东会上亲口承认“有点落后”,随即发起多线反击——最重要的是成立“夜莺部队”,底薪上调30%,分红上调50%,24小时不间断研发,最终从三星手中抢回流失的高通订单,并吃下苹果A10处理器的全部订单。
认错也好,纠错也罢,或者蓄积力量再次围猎,张忠谋在失败时表现出极大的弹性。比如2009年,张忠谋的第一次退休计划因利润大幅下滑而告终,78岁的他重新出山,且不设置期限。为了鼓舞士气,他在演讲时引用了莎士比亚描述战斗的诗句:“Once more unto the breach, dear friends?”(再冲啊,朋友们)
太极高手
“实力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极端重视人才,毕竟Meritocracy另有翻译是“唯才主义”“英才制”;二是极端重视竞争,立身宜争。
张忠谋的强进攻性堪称暴力美学,但当主帅的,不仅需要锐气,仔细一看其实是有序而美。
从张忠谋与格鲁夫亦敌亦友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张忠谋算得上太极高手——在德仪时,英特尔是张忠谋最强劲的对手,他开足马力、痛下血本、后发先至,以4K内存产品对战英特尔的主力产品1K内存,英特尔在内存市场的辉煌一去不返。然而等回到台湾创立台积电后,订单难求,张忠谋又连哄带骗把时任英特尔CEO的格鲁夫请到台湾,格鲁夫提出200多项改进需求,台积电花一年多时间才通过英特尔的认证,拿下订单,也相当于获得了一张世界级通行证。
这是一种棋逢对手的复杂友谊,当年因为张忠谋的步步紧逼,内存大战失势的英特尔发力转型,成长为CPU巨头。类似的,张忠谋与三星李健熙的关系既血腥对战又惺惺相惜。“我打桥牌的资历比进入半导体更久,如果你打桥牌,就知道桥牌能打得多好,完全由竞争者决定。毕竟,打桥牌的目的就是赢,如果对手能力平平,不用花太多心思就可以打败,你的水准也只是平平;假如跟技术很好的人打,你的水准也会提高。”
在《芯片战争》一书中,塔夫茨大学国际事务教授克里斯·米勒称张忠谋为“经济外交大师”。尤其到了台积电时期,他硬是透过巨头间的矛盾,找到生态位中的破局点,打造出一家整个行业出货量最大的纯制造商,养出了fab-less生态。正是在他建立台积电之后,才孕育出高通、博通、英伟达和联发科等一众芯片设计巨头。
他以“破坏者”的形象强硬地切入产业链,但很快变成了“赋能者(enabler)”,在扩大与外界连接网络的同时,悄悄占有了资源、获得了支配权。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台积电30周年庆典时,各大科技巨头都来了。不管关系如何微妙,这是一个巨大的信奉“实力主义”的产业联盟,不参与生态的玩家会渐渐丧失地盘。
在德仪时期的张忠谋,以强硬著称
而联盟往外围扩散,经营环境也需要太极之术。在“外交”上,张忠谋既强硬,又掌握了某种分寸。
首先是对美国。台积电有八成订单来自美企,但最近两年美国政府动作频频,尤其是谋求更多芯片在本土制造,直接损害了台积电的利益。
隔空打牛,张忠谋在多个场合直言美国的努力是浪费钱且徒劳无功。今年4月,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一场公开访谈中,张忠谋说,“我们当时太天真,在美国制造芯片的成本比在台湾要贵50%”,这无论如何都难以赶上台湾的盈利。“(决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新工厂是)在美国政府的敦促下这样做”。
但坚持底线的空间恐怕越来越窄。4个月后,佩洛西窜访台湾,应美方要求,蔡英文“邀请了老朋友张忠谋一起和佩洛西共进午餐”,商谈“深化合作”。好玩的是,这次午饭后,有所谓的消息人士称,台积电考虑在美扩大建厂计划,结果台积电回应:亚利桑那州的土地虽多,但目前只专注在建设中的第一座晶圆厂,若未来有进一步计划,再跟外界分享。
张忠谋式的讽刺。他在商战上强悍无比,但难以避免跟政府打交道。按照台媒的说法,张忠谋与岛内蓝绿高层都维持着不错的关系,政治光谱比较中性。
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公布了“资政”名单,张忠谋赫然在列,但20多天后台积电发声明称早已婉拒,“台积电是国际性企业,外资接近八成,股东众多结构多元,市场及客户亦有七八成在岛外,身为董事长,张忠谋不适合兼顾‘资政’”。
“实力主义”者喜欢联盟,但不轻易站队,只是张忠谋的接班人未必有他的太极之术。在退休前,张忠谋偕夫人出席了台积电在南京的晶圆厂进机典礼并致词,颇为重视。另一个侧面则凸显了张忠谋的“老谋深算”。台媒称台积电打造了极为严密的资讯安全系统,南京厂只能在投产前几分钟,从新竹总部云端下载关键制造配方,使用后,这道配方也会自行消失。
张忠谋喜爱打桥牌,自称30几年前便达到了桥技的巅峰,可以排名在世界前五六百名之内。桥牌让他学到许多东西:一是训练逻辑,打牌、叫牌的过程多变而复杂;二是培养心算能力,一次要想好几步;三是培养毅力,国际一流桥手打第一副牌和最后一副牌的注意力是一样的;最后还能训练运动员精神、风度。
兵临城下
2018年6月,87岁的张忠谋正式退休,不担任董事、顾问,也不担任荣誉董事长。
张忠谋与两位接班人,
左:总裁魏哲家,右:董事长刘德音
他曾经回忆,台积电的创立是难得的风云际会,“我想一代里头出不了一个”。而到了现在,似乎风云际会的时代又来了。10月7日美国对中国祭出最严厉芯片禁令,除了涉及技术的出口限制外,还提及禁止美国人支持中国先进芯片开发或生产。这项制裁将迫使很多美籍管理和技术人才面临离开中国或放弃美国国籍的选择。
某种程度上,美国的焦虑和严厉,反向证明了堡垒的不坚固。但中国需要下一个“张忠谋”。
2018年3月,距离正式退休还有3个月,张忠谋曾到访华为总部。那一年,华为给台积电贡献了8%的营收,是台积电的第二大客户。随即,美国对华为的制裁突然而至且层层加码,双方的友谊只能“暂悬”。
任正非今年78岁了,如果以张忠谋为标尺做到87岁退休的话,他还有10年可以奋斗。任正非自称只是华为的“傀儡”,具体业务帮不上什么大忙,这是否意味着他已心生退意?华为只参与了芯片设计,并没有参与芯片的制造、封装领域,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遇强则强的任老爷子还能带领华为撕开一个口子吗?
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张忠谋”是谁,但他一定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未必留过学,但一定经历过多元环境的碰撞。余秋雨在《张忠谋自传》的序言中形容“当荷马遇到司马迁,当曹雪芹遇到莎士比亚,智慧加添愉悦而不是愁苦”。
第二,产业突围是持久战,必须重新校准时间,把健康当作事业来经营,即便是“铅一般的黄昏”,仍然有能力和意愿尽力擦磨,使它发出特有的光芒。
第三,目标瞄准世界级的公司。台积电也曾是硅谷眼中的技术附庸,早期技术均来自IBM授权。直到2003年,IBM想把新开发的铜制程工艺卖给台积电,而张忠谋洞察到IBM的技术不成熟,不如自己干,一年多后率先突破,由此终结了IBM的技术霸权。
第四,产业突围绝无捷径,要足够dedicate,且懂得蛰伏。在一个暂时不具备创新基础、野心家众多、搭车意识浓厚、擅长捷径套利的环境中,只有延迟满足者能在漫长的沉底等待和煎熬中蓄势突围。另外,半导体行业的周期性强,景气度的变化会使从业者遭遇业绩增长瓶颈,绝大部分玩家将在颠簸中退出战场,化身沉没成本。资本也是影响行业情绪的变量之一。
第五,必须极度重视人才。三星李健熙的策略是“高价买人、低价卖货”。他认为三个比尔盖茨就能把韩国提升一个档次,而他的任务就是找到三个这样的天才。张忠谋曾高度评价李健熙是一个能造时势的人。
第六,深入骨髓的危机感。今日盟友明日就可能相会于杀气腾腾的诉讼公堂——苹果和高通,三星和苹果,台积电和三星——均曾经互诉。巨头决不允许任何一个玩家一家独大,除非迫不得已。而拥有危机感的另外一个表现是笃信创新是持续生产力的来源,这也是张忠谋90岁依然难忘重庆南开校训的原因——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多次强调台积电跟三星的战役没有结束,只是“赢了一两场battle(战役),整个war(战争)还没有赢”。
第七,拥有正确而坚决的价值观。这是所有纪律性范畴里最重要的一环,不受具体消息面、业绩、共识或各种自我逻辑的影响。比如张忠谋强调诚实(Integrity),有些人的诚实是对一部分人诚实,他的诚实是对所有人诚实,原因很简单,忽略Integrity的人长期一定会吃亏。

张忠谋妻子张淑芬为其作的画,图源:新国货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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