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巴自革命以来，一直面临美国的污名压力。基于国际主义策略，古巴拉拢左翼势力、树立在第三世界的榜样形象以及输出革命，对美国反向污名。国际社会逐渐接纳古巴，导致美国的单边污名失败，而古巴也实现了国家身份的延续和重生。
2022年5月1日，古巴民众在哈瓦那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反对美国制裁
古巴革命以来，美国以“自由世界”的维护者自居，将坚持革命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古巴划归到越轨的类别中，对古巴进行了极为严酷的制裁和孤立，试图将古巴界定为国际社会的异类。美国对古巴贴上了诸如“极权国家”“警察国家”“流氓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等标签，竭力污名化古巴。
古巴和美国双边关系的演变是一部关于控制与争取独立自主、干涉与反干涉、民族自决、人权斗争交错展现的历史。1898年之后，美国取代西班牙接管古巴，古巴人民长期反殖民斗争的成果被美国窃取。虽然1902年美国承认古巴独立，但是古巴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依附于美帝国主义。1901年6月，《普拉特修正案》作为附件列入古巴宪法，标志着古巴沦为美国的被保护国，古巴丧失了独立主权。美国之后还永久性地租借关塔那摩湾地区。《普拉特修正案》于1934年被废止，但是关塔那摩湾的租约却在新的《美国—古巴条约》中被保留下来，而且美国与古巴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仍然一如既往。1940年至1944年间，军事强人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担任古巴总统，美国加强了对古巴的控制，巴蒂斯塔成为美国在二战期间亲密的合作伙伴之一。同时，美国旺盛的战时需求刺激了古巴经济的畸形发展，古巴逐渐成为美国商品与货币的输出地。古巴的主要财阀和经济团体为了维持这种令人疯狂的繁荣，更加重视与美国的密切联系，甚至依赖美国国会与政府给予的优厚待遇。与上层阶级获得巨大利益相反，普通民众却没有从繁荣中得到好处，他们仍然处于贫穷状态，贫富分化使整个国家的被剥夺感日益增强。二战结束伊始，为了对抗苏联阵营，加上门罗主义意识深入骨髓，美国要把拉美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构建“自由世界”体系。不过，第三世界掀起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古巴民众追求国家独立自主的意愿也愈发强烈，并且随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传播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壮大，社会主义成为古巴探索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可行路径。尽管巴蒂斯塔政府宣布共产党为非法，镇压左翼运动，但是社会主义一直是进步力量关于国家未来道路的预期选项。2022年7月26日，古巴举行大型庆典纪念“7·26国家起义日”1959年，巴蒂斯塔政权被革命政权取代，1961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团体与古巴人民社会党、“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为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2年该组织改组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1965年10月3日又更名为古巴共产党。古巴革命统一组织于1961年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这之前，卡斯特罗革命政府已经实施了镇压反革命、没收外国资本、土地改革等社会主义革命措施。古巴不惜面临与世界霸主长期冲突的风险，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出于道路选择的信仰，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阶级平等之间的平衡，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可以维护国家主权。自摆脱西班牙的殖民以来，古巴迟迟无法实现完全的国家独立和自主，而选择与美国对立的意识形态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可能。古巴与美国不仅力量对比悬殊，而且美国一向视古巴为自家的后院，古巴倒向社会主义既可以依傍风头强盛的东方阵营，在冷战格局中凭借地缘上的特殊性发挥更大影响力，也可以凭借社会主义摆脱国家身份上与美国纠缠不清的关系，从而获得完全的独立主权和身份尊严。在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基础上，古巴成为东方阵营在西半球的桥头堡。在革命胜利后，古巴革命政权着手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此巩固统治地位，提升管理能力，而国内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变成对美国霸权行为的一致愤慨，古巴作为一个完整国家的内部认同获得了空前的统一。在社会主义改造阶段，革命政权致力于改变旧的生产制度，建立新的生产关系。1959年至1963年，政府颁布两部《土地改革法》，废除大庄园和外国资本对土地的所有权，将土地收归国有并成立国营农场和合作社，生产制度的变革是民族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志。在社会经济结构层面，政府接管几乎所有私人资本企业，消灭私有制，在经济簿记制度基础上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古巴在包括国营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之间建立购销关系，以货币、价格、财政、预算等作为必要补充手段，提高经济效率。具体措施包括降低糖的工业比重，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制定经济的三年和五年计划；加入经互会，实现与苏东经济一体化等。这些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在70年代前5年使古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6.3%，人均产值年增长率也达14.5%。总的来说，古巴革命政权建设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控制绝大部分的物质生产和分配，在革命激情高扬的背景下，经济社会活动由政府统一管理。一方面，统制型经济体制与绝对平等的分配制度回应了社会公平的革命诉求。另一方面，保障全民就业、实现健康、教育和社会福利的全覆盖巩固了民众对革命政权的认同。革命政权能够维护国家独立自主，还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乃至实现各族群与阶层的平等关系，古巴民众维护革命政权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意志更加坚定。古巴进一步走向与美国预期相反的一面，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认同和革命信念的正确性与正义性。古巴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除了要求消除阶级差别、实现人人平等，还要贯彻具有古巴特色的种族平等理念。民族独立运动的性质和种族平等理念恰好呼应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发达国家内部争取族群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民权运动，这些为古巴实施国际主义的对外策略，以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先锋姿态应对美国霸权主义施加的污名创造了条件。在国际社会，古巴不仅凭社会主义身份消除了帝国主义附庸的形象，还逐渐视自己为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并以社会主义在西半球的代言人角色积极输出革命。基于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古巴视自己为东方阵营的伙伴，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良好联系，并于1972年加入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合作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在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基础上，古巴践行国际主义对外策略。一方面，古巴的社会主义转向很大程度是以实现独立主权和国家自主为目标，所以古巴将自己视为第三世界的一员并积极领导去殖民化斗争。古巴在1961年就参加了第一次不结盟运动会议，并一直在其中宣传革命思想，施展广泛的影响力。古巴对自己的第三世界成员身份十分重视，这是它通过理念传播和规范塑造来贯彻国际主义的主要舞台。1961年第一次不结盟运动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另一方面，古巴也十分看重自己的拉美国家身份，拉美各国与古巴一样面临着争取完全自主独立的任务，并且，拉美作为一个整体，内部有着历史、文化和社会上的亲缘性，古巴不可能脱离拉美圈子而完全成为苏联东欧集团的追随者。 古巴的社会主义身份和国际主义策略激怒了美国，后者强力污名化古巴，对古巴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封锁与孤立，试图颠覆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1960年5月，美国停止对古巴的一切经济援助，之后取消了古巴赖以为生的对美国食糖出口的份额，当年10月，美国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明确表示，禁运是为了“最大可能地让古巴在政治、经济和心理上被孤立”。1961年1月，美国宣布与古巴断交。随着古巴正式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国更是在极度焦躁中策划了猪湾入侵。1962年的导弹危机标志着两国关系恶化到了极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造成了两国关系的全面对立，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除了用封锁和孤立政策惩罚古巴，美国还告诉国际社会，革命的古巴将为其在西半球推行社会主义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美国用宣传手段向国际社会以及古巴国内民众污名卡斯特罗革命政权。1960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冥王星计划”，也叫“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秘密行动计划”，目标是“寻找真正致力于古巴人民利益并使美国能够接受的政权取代卡斯特罗”，该计划开启了美国反卡斯特罗政权的污名化运动。美国着力开展针对古巴的宣传攻势，一方面是向古巴国内民众表明美国反对的是卡斯特罗革命政权，而不是古巴平民，试图借古美之间的历史联系和地缘关系把民众吸引到美国这边，以致培养出推翻革命政府的内部力量。另一方面，美国试图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拉美国家对美国反古政策的支持。反古宣传的两大主力是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新闻署负责公开宣传，中央情报局则进行秘密宣传。作为美国新闻署下属机构，美国之音以强大的攻势向古巴人民进行广播，频率覆盖甚至囊括了整个拉丁美洲。中情局控制下的古巴流亡组织则用秘密电台对卡斯特罗革命政权进行污名宣传，其中天鹅电台是最有代表性的地下宣传武器，逐渐成为反古势力向古巴国内和西半球进行颠覆宣传战的象征。中情局协助古巴流亡人士和团体策划对古巴实施颠覆行动，除了用广播手段，还出版反共刊物，组织流亡的古巴名人到各国进行演讲。总之，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和宣传部门想尽一切办法，对卡斯特罗政权进行攻击，在国际社会乃至古巴民众中指控卡斯特罗革命政权带领古巴偏离了“自由世界”的正常轨道。美国给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古巴贴上了“邪恶”的标签，意在警告古巴，浪子回头是唯一的选择。另外，美国一再强调，古巴自愿充当共产主义在西半球的桥头堡，对西半球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针对拉美国家，美国将古巴塑造为在拉美地区作恶的“他者”，并告诫拉美各国不要效仿古巴，否则将会面临与古巴一样的惩罚，被孤立于“自由世界”之外。美国对古巴的污名意图让西方阵营重新确认“自由世界”价值和规范，以此维护资本主义阵营圈子的内部稳固。同时，当左翼势力在拉美其他国家上台，美国也以古巴为鉴直接展开颠覆性的入侵。 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宣传战是为了在古巴内部制造困难，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促使古巴坚定自己的意识形态信仰，古巴革命政权更加巩固。古巴革命政权能够抵住美国的污名压力除了得益于国内民众的统一，还因为国际环境提供了有利的反制条件。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间，民族解放运动在第三世界如火如茶地展开，发达国家的民众也广泛地参与到争取普遍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民权运动，古巴成功地利用了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左倾的历史形势。由于是以弱小身躯对抗庞大的帝国主义，古巴获得了民族独立斗争和民权斗争先锋榜样的形象，成为世界左翼人士同情和效仿的对象。古巴极为主动地应对挑战，反过来利用美国施加的污名，创造了区别于资本主义阵营的国际社会规范与价值体系。美国以及西方阵营通过污名社会主义来确立“自由世界”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致力于将“自由世界”价值和规范推广到全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则对“自由世界”持有矛盾心理，一方面，这些国家在独立后要在已有的模式中进行选择，以实现国家重建和复兴，效仿西方资本主义是选项之一。另一方面，走西方的道路就得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新生的国家处于体系的末端，殖民历史让他们担心会重新沦为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牺牲品，所以他们主动要求改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从而让所有国家，尤其是落后的国际社会成员能够真正地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实现行为自主并维护独立主权国家的尊严。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国家抱团发声，希望能够在美苏争霸的缝隙间维护自身利益，乃至重塑国际社会的价值规范。印度、南斯拉夫、埃及等具有实力的新生地区大国，凭借历史机缘与契合民族解放潮流的价值取向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舞台维护自身权益的先锋，1959年，切·格瓦拉访问了印度、南斯拉夫、埃及和印度尼西亚，学习这些国家的斗争经验。古巴确立了国际主义策略的内涵：一方面，面向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左翼民众塑造自己的革命榜样形象，获取世界人民的理解与同情；另一方面，积极地向亚非拉国家输出革命，以激烈的方式践行去殖民化和去帝国主义的价值观。古巴应对美国污名的方式根深于其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国家身份，这种极为牢固的认同感决定了古巴不仅无视美国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污名标签，还主动颠覆标签中所注入的不名誉内涵，从而将标签指向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改造成向第三世界国家展示的自我身份象征。（未完待续）原文标题：《古巴应对美国污名的历史分析》，转载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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