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媒体为什么很重要

编者按

疫情之下，我们应该从哪里获取信息？在灾难之中，机构媒体究竟扮演着什么作用？2月22日，C计划主创蓝方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场讲座。本文为讲座要点版。收看讲座回放，请戳此链接，或点击阅读原文。

我们需要什么信息

这场始发于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至今已将近有两个月。被迫隔离在家的这段时间，你最想了解哪些和疫情有关的信息呢？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会学到分析问题的四步法。面对任何一个议题，我们都可以从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怎么办四个层面去分析。那关于这场疫情，有的人可能关注病毒和疾病本身，有的人会更关注病毒蔓延开、形成疫情后，对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影响。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关切点。这些，都是我们想要问的问题，想要得到的信息。它们不仅仅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求知欲，更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工作学习安排，甚至与整个社会制度的改革完善息息相关。

谁是知情者？

我们提出了这么多问题，那谁知道问题的答案呢？

关于病毒本身的一系列问题，科学家们、医生们最接近真相。

关于疫情的发展，政府相关部门会收集统计数据、颁布相应防控措施，受到影响的每个普通人、各行各业从业人员都有发言权，而行业专家、公共管理专家、公共卫生专家、法学家、经济学家都会就自己领域内的问题进行专业的分析并发表观点。

那我们在哪里可以听到这些政府部门、专业人士和普通当事者们的声音呢？

一个渠道，是通过自媒体。

网络时代，任何一个人、一家机构，都可以在不同的网络平台上注册账户，以发布、传播信息。例如我们可以直接从政府部门网站获得信息，可以关注专家们的博客、微信公众号，可以看被疫情影响的人们发布的微博、短视频、朋友圈、在豆瓣发布的日记，等等。

但是，我们只通过自媒体或网络媒体获取信息，会有什么问题呢？

1、知道信息的人都会主动、及时地对外发布信息吗？

2、我们怎么确定他们对外发布的信息是真实的、准确的？

3、这么多人都在发布信息，哪些信息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会不会遗漏重要的信息？

/ NYT. Jun Cen /

新闻媒体的重要性

这时，就需要新闻媒体、机构媒体大显神通了。

机构媒体，我们经常也会用传统媒体、专业媒体、新闻媒体这些词语指代它们。简单来说，机构媒体有专门从事信息采集、编辑工作的记者、编辑，内部有专门的信息审核流程，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公信力。

作用一：调查追问，打破信息沉默

它们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在知情者没有主动发布信息的时候，去追问、调查信息，打破信息沉默。

举个例子，大家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武汉出现了肺炎病例的呢？老师是在12月30日晚上。微信上，有朋友转发了几张聊天群的截图。

但是要注意了，这样的截图，我们可以直接相信它吗？是的，来源不明，很容易伪造。我们不能直接断言其真伪。

那关于这些医院到底有没有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谁发布的信息是最权威、准确的？——医院自己的统计，以及卫生部门的统计。

但是在12月30日晚上，我同时还看到了一份PDF文档。

这份看上去像是武汉市卫生部门发布的文件，承认有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出现。

那我们可以直接默认这份文件就是真的吗？——同样，不可以。网上转发的文件，来源不明，尽管看上去像是真的，但很容易被伪造。

所以搞清楚这份文件是真是假最简单便捷的方式是什么？——打电话去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问一问，你们到底有没有发过这份文件，到底有没有不明原因肺炎。

那你们觉得一个普通网民，会主动打电话去问吗？是的，大多数人都不会，但有人会——那就是记者。

12月31日上午，各家媒体的记者们纷纷行动了，都在给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打电话。在这么多媒体的追问下、网民们的极度关切下，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终于坐不住了，在当天中午两点左右正式发布了信息，承认确实出现多例肺炎病例。这是官方第一次通报和肺炎有关的消息。

作用二：多方核实信息，提供不同角度的观点和信息

机构媒体第二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核实信息，在各式各样的说法中，去寻找真相。

例如关于此次疫情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争议点，便是什么时候人们知道这个病毒可以“人传人”。

我们先看看官方发布的信息：官方一直到1月20日，才正式通报，这个病会人传人，整个社会才引起警惕。

但是事后，媒体采访了很多一线的医生，提供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信息：

例如，《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采访了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艾芬在12月27日接诊的第二例病人，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这意味着这个病人不是在华南海鲜市场直接感染的，而是很可能被人传染的。艾芬在12月30日拿到了这个病人的检验报告，上面显示病人感染的是“SARS冠状病毒”。又例如，财新记者采访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ICU）主任彭志勇。彭志勇说，在1月3日他了解到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就判断出这种新冠病毒很可能要人传人。此外，媒体采访的大量一线医务工作者都提到，一月上旬，接诊案例就呈爆发性增长，多名医生都感到“势头不对”，判断很可能存在“人传人”。

但是注意了，尽管很多医生在一月上旬就对病毒的传染性做出了预测、判断，记者们什么时候才采访到这些医生、发出新闻报道的呢？财新的报道是在2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是2月17日。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记者在第一时间——12月31日看到与肺炎有关的消息时就立即去采访一线医生（包括“造谣”的医生）、采访病人及家属、采访基因测序的研究人员……是否有可能更早地为整个社会拉响警报？

为什么没有“如果”，是媒体的错吗？

这里一方面，可能有编辑部对选题的判断不够准确。记者、编辑也都是人，不是先知。在12月31日和一月上旬，官方的信息反复强调病毒不会人传人、事态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一些机构媒体可能也在观望的状态。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想象，即便记者们采取行动，到一线去调查采访、多方核实，这个过程也会极度困难。我们看到，最早对外透露信息的医生被当成造谣者而被“训诫”；医院还要求医务人员之间不许公开谈及病情，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病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愿意发声，愿意披露信息的人，才显得尤其可贵。

在这里，我希望同学们都能记住这个名字：李文亮。

很多同学知道，人们将李文亮称作“吹哨人”。他其实前后两次吹响了哨子，向我们的社会发出警报。

第一次，就是在12月30日。他刚了解到医院出现了“不明原因肺炎”，就率先在同学群中告知危险，后因“造谣”被训诫。除了他，还有另外一些医生也发出了警报，这让我们第一次知道肺炎的存在，才有后面记者的追问、官方的发布。

第二次，则是在1月30日。在大多数医生都还不敢接受媒体采访、不敢说话的时候，李文亮实名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披露自己所知的信息。当然，在同一个阶段，也有一些勇敢的医生向媒体发声。因为更多的信息被披露，让整个社会越来越接近真相。这些勇敢的医生，和发出报道的记者，都是了不起的人。

李文亮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一个健康的社会，所谓的真相，不应该被垄断在所谓的权威的手里。一个健康的社会，公民有权利发声，媒体有权利调查，人们有权利享有言/1/论的自/1/由与新/1/闻的自/1/由，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抵御社会发展中潜在的风险。

不仅仅是针对官方的说法，媒体要去调查核实。我们再看看关于专家们的说法。专家是值得我们整个社会尊重的一群人。他们有着专业知识，研究专业问题，给普通人提供分析和观点。他们用自己的职业声誉，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因为专家们的发言往往很专业，我们普通人是很难去判断真伪对错的。而媒体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采访不同的专家，为我们普通人提供不同的声音，以更全面地看待问题。

例如在这次疫情的发展中，有的专家基于自己掌握的信息，提出了病毒传染力不强的观点。而财新采访了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他就提出，这个病毒的传染性很强，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到底哪个专家的观点更正确？我们需要看看他们是怎么得出结论的，谁的数据更全面、推理更严谨。即便看不懂，我们也要有一个意识，不要盲信权威，听听不同专家的判断，保持警惕、保持思维的开放。

除了核实官方说法、提供不同的专家观点，整个疫情发展中，我们还会看到很多“普通人”每天都在产生、传播大量的信息。靠谱不靠谱的说法都有，甚至找不到这些说法的源头。哪些说法我们可以相信，哪些不可以相信？机构媒体也会从中选择影响比较大的说法，去进行调查核实。例如丁香园就做了新冠肺炎谣言排行榜，每天对各路传言证实或证伪，帮助我们不要简单受骗。

作用三：筛选信息，设置议程

机构媒体的第三个作用，是筛选信息。

在网络时代，每天都有大量的信息被发布、被传播。那机构媒体需要从众多信息中，筛选最重要的信息呈现给读者；同时，还要放大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声音，引导公众关注边缘群体的处境。

你觉得在此次疫情中，哪些人的处境最容易被公众忽略？有同学说，流浪汉，流浪宠物，农村的人，残障的人，生了重病的人……是的，在这一次疫情中，有很多媒体关注到了这些人，写了很多动人的故事，记录下了这些边缘的、被容易忽略的人的真实处境。

我们每天早上看疫情的通报，看到七万多人生病，两千多人死亡，上亿人的生活受影响——但是机构媒体用一篇篇鲜活的报道，将这些数字都还原成了活生生的人。

记录，是为了不被忘却。每一个生命经历的灾难、苦痛都不应被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