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接《冷战：缘起》。
在历史课本上，丘吉尔铁幕演说一般被视作是冷战开启的标志性事件；不过实际过程中美国同苏联的决裂还要更复杂一些。
毫无疑问，杜鲁门总统本人持与丘吉尔相同的观点，可当时美国国内毕竟还有各种纷纷扰扰的不同声音。
比如以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他们虽然也赞成对苏强硬，但反对美国过多介入国际事务，希望高举前总统胡佛倡导的“美国堡垒”思想（偏孤立主义）。
塔夫脱可不是一般的参议员，他是共和党领袖、前总统威廉·塔夫脱的长子，曾在1940年、1948年、1952年三度竞选总统，咖位可想而知。
另外，还有一波以商务部长华莱士为代表的力量，他们与杜鲁门和塔夫脱的立场均不同，主张坚持罗斯福时期的和平路线，甚至提出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换取苏联经济上接受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华莱士部长的态度非常坚决，1946年9月12日，正当美国国务卿伯恩斯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巴黎谈判时，他公开呼吁：
“我们越强硬，苏联也就会越强硬，现在需要的是美苏之间的和约。”
此举招致国务卿伯恩斯的强烈不满，后者以辞职向杜鲁门要挟，表示“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国务卿”。
得到机会的杜鲁门毫不犹豫，立即解除了华莱士的职务。
总之，这一时期杜鲁门于国内做了大量统一思想的工作，有的硬，有的软。
最迟至1946年底，美国政府就已经做好与苏联“摊牌”的准备，接下来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罢了。
二战结束不久的波兰首都华沙
1947年2月21日清晨，英国驻美大使馆的一名高级官员驱车来到美国国务院大楼。
由于当天是星期六，大楼里空空荡荡，只有时任常务副国务卿艾奇逊（杜鲁门亲信、马歇尔副手）在那里值班。
英国官员告诉艾奇逊，由于惨痛的经济危机，伦敦方面已无力再援助曾经大英帝国势力范围内的两个重要国家——希腊和土耳其。
得到这一消息的艾奇逊迅速上报国务卿马歇尔，机敏的马歇尔随即做出判断：
“这就等于是英国撤出中东了，至于谁来继承，是不言自明的。”
接到英国照会后，美国政府上到总统、国务卿，下到各部司官员，日夜加班，全力以赴，于一周内拿出了一份详细援助计划，提交国会。
美国决策层认为，一旦让苏联的势力突破黑海海峡（土耳其海峡），就会对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甚至北非带来不可预测的灾难性后果。
考虑到意大利和法国境内都有强大的共产主义势力，希腊和土耳其实际已成为冷战的第一前线，不容有失。
为了争取国会对预算的支持，3月12日，杜鲁门亲临国会山，于众议院发表咨文——“杜鲁门主义”便是在此次讲话中提出的。
白宫开口向国会要求4亿美元的援助，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
4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
1950年苏联给新中国的低息贷款，也就仅仅3亿美元而已。
实际上，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是美国用经济手段大规模进军欧洲的开始，在1948.4~1952.6短短四年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西欧的援助一共是131.5亿美元，其中90%为赠予，10%为贷款。
英、法、意、西德四国分别拿了美国人32亿美元、27亿美元、15亿美元和14亿美元。
至此，美国势力全面进入西欧，对苏斗争一线的土耳其被华盛顿收入麾下作小弟，其影响直到今天。
坐在C位侃侃而谈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北约成员国对作为中东穆斯林国家的土耳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也算是历史遗留产物。
通过经济手段将势力渗透到西欧只是战后美国扩张战略的第一步，紧接着跟进的是军事安全手段，即北约的建立。
按道理讲，英国也是二战四大战胜国之一，因此丘吉尔最初希望由英国来充当西欧盟主。
基于丘吉尔的构思，当时的英国政府试图组建一个以应对苏联威胁为主要目标的“西欧防务联盟”，该联盟以英法为核心，美国仍定位成一战二战期间“外援”的角色。
结果一番运作发现，很多西欧国家都不感冒——人家不愿意为了英国去得罪苏联，也深知英国根本就不是苏联的对手，一旦打起来搞不好比敦刻尔克还难看。
比利时首相斯巴克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表示：
“此类防务性安排，倘无美国的参加，将毫无实际价值。”
法国外长皮杜尔则认为：
“只有美国的帮助，才能有效解决欧洲国家抵御侵略的问题。”
就这样，原本是英国坐庄推动的西欧防务联盟，搞着搞着反而让华盛顿的角色日渐凸显，丘吉尔再次为他人做嫁衣。
从1948年初开始，美国逐步介入西欧防务条约的谈判，并将其扩大为围绕“北大西洋”的防务联盟。
这一过程中，由英、法、美掌控的西德部分始终被纳入在内。
面对美国步步紧逼，苏联加大了对东欧国家包括德国苏占区的控制力度。
而两大阵营各据其一的柏林城，则渐渐成为火药桶一般的交锋前线。
1945年5月，苏联红军攻克柏林。
凭借着显赫战功，苏联在战后瓜分德国的方案中斩获颇丰——苏占区面积达全德的40%，人口占36%；这使得苏联具备了以一敌三的底气。
在对德国首都柏林的划分中，苏联拿下了一半的地界和1/3人口；其他一半和另2/3的人口（约250万）由美、英、法三国获得。
即此时的西柏林是一种“飞地”的局面，完全处于苏占区之中。
按照最初的设想呢，大家是要商讨出一个方案的，共同实现对德管制。
可随着双方分歧越来越大和马歇尔计划的推动，苏联发现西方国家已经在其占领区搞起了币制改革等深层次政策措施，与苏占区渐行渐远。
当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重提“全德民主政府”方案时，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付之一笑道：
“在目前德国被占领政策分裂的情况下，成立任何政府来管理这样的国家都是欺骗和幻想。”
为了给西方制造压力，1948年6月19日，苏联占领军长官索洛科夫斯基发表“告德国民众书”，称英美法三国欲分解德国。
五天后，苏联以“技术上的困难”为由，全面切断西柏林一切地面交通。
切断的同时，苏联提议由苏方全面负责西柏林居民的粮食供应和用水用电等民生问题，遭到西方国家强势拒绝。
美苏冷战的第一次高潮正式爆发。
1948年6月28日，杜鲁门下令将两个中队的B-29轰炸机派往德国。
B-29是美军1942年服役的新锐轰炸机，二战中曾大放异彩，被誉为“超级空中堡垒”，它还有另外一重为全世界所熟知的身份——原子弹投放载具。
经过广岛长崎两次原子弹轰炸任务，B-29的名字与原子弹紧紧绑定在一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事实上，投放原子弹的B-29需要经过一番特殊改装，而派往德国的飞机既没有被改装也没有携带原子弹，只不过除了美国高层其他人并不知道这个秘密。
杜鲁门此举是为了用最强硬的态度来震慑斯大林，确保其即将进行的空运计划顺利开展。
柏林危机的经典画面：众多西柏林居民站在一片废墟上对飞机翘首以盼
西柏林位于苏占区（东德）的腹地，当时是一片废墟。
这座250万人口的城市面积仅400多平方公里，面积和北京海淀区差不多大小。
与其他消费型城市一样，西柏林根本不生产食物或其他生活必需品，完全依赖外运。
按照最低要求，每天至少需要运送4000吨物资方能保持西柏林人民活命；按照正常运转要求，每天需要约8000吨的各类物资。
当时美军主流的C-47运输机运载量只有10吨左右，如果依照正常运转标准，相当于每1分48秒落地一架飞机。
航空运力、费用成本、人员物资、后勤保障……每一个都是天文数字。
面对苏联人抛过来的难题，以美国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和陆军部长罗亚尔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直接对莫斯科发动核战争。
另一边“缓和派”则提议撤出在西柏林的驻军，与苏联谈判。
杜鲁门总统很快做出一个折中的决策——尽最大努力用空运保障西柏林物资供应。
空运决策提出之前，驻欧美军指挥官专门打电话给驻欧空军负责人李梅将军，询问其是否能空运煤炭去柏林。


李梅的答复是：
“空军能够运送任何东西去柏林”。
在被苏联封锁两天后，1948年6月26日，第一架C-47运输机抵达西柏林。
6月29日，大规模空运全面展开；担任美英联合空中补给线小组总指挥的是威廉腾纳尔将军，即“驼峰航线”的负责人。
之后一年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共向西柏林派出277728架次的运输机，空运货物211万吨，日最高运输量达1.2万吨。
最寒冷的冬天里，美国空军除食品、煤炭等必需物资外，连圣诞树都一起送去了西柏林，强大的战略运输能力让包括苏联高层在内的所有人都叹为观止。
其实早先美国的形象在西欧国家这边是欠佳的，无论一战还是二战，都有隔岸观火的嫌疑。
对于美国人绑定各种附加条件的“马歇尔计划”和所谓的军事援助承诺，欧洲人民半信半疑。
但柏林空运的发生使得欧洲坚定了对美国的信心，为日后美欧战略同盟的建立奠定基础。
美军运输机在前往机场的航线上空投装有糖果的小型降落伞
考虑到封锁并不能阻止西德建国以及舆论上的巨大被动，1949年5月12日，苏联宣布撤销封锁，第一次柏林危机结束。

不久，西德通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定都波恩；东德宣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生效，定都东柏林。
德国彻底分裂为两个国家。
实际上，苏美双方围绕西柏林飞地的交锋在冷战期间一共发生过三次：
1948年，苏联封锁西柏林，一年后解除封锁；
1958年，苏联发最后通牒要求英美法六个月内撤出西柏林驻军，后收回通牒重启谈判；
1961年，苏联再次通牒要求撤出西柏林驻军，因得不到响应而在东柏林筑起柏林墙。
三次危机均以苏方让步告终。
实力不及的情况下不要意气用事，退一步往往海阔天空，这一点普京需要好好学习一下前辈们的隐忍。
被推倒的柏林墙，1989年。柏林墙是德国分裂期间民主德国政府环绕西柏林边境修筑的边防系统，以将西柏林与民主德国领土分割开来。
概括一下，自1945年二战结束至1948年柏林危机爆发，美国的势力全面进入欧洲，西欧军事经济一体化迅速成型。
相较而言，苏联则处于守势，局面上十分被动。
这种攻守之势是由原子弹威慑以及国力比较造成的——1945年苏联粮食产量仅为1940年的50%、钢产量仅为1940年的65%，而这一年美国GDP占到了全球的56%，可谓空前绝后。
美苏战略上平起平坐、冷战针锋相对之势真正形成，要等到1949~1950年。
从1948年年中开始，莫斯科开始将目光转向东方。
斯大林在召见红军军事交通局局长科瓦廖夫（苏联驻华代表）时说：
“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其他一些国家也将走上这条道路。为了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钱。”
随后，科瓦廖夫率领着几百人的庞大铁路专家小组抵达东北，直接投入到辽沈战役前的铁路恢复工作中。
1949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常务副总理）米高扬访华，期间他白天会谈，晚上把详情用电报发往莫斯科；苏共政治局则每天召开例会，集体研究米高扬的电报，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1949年8月，苏联成功试爆首枚原子弹。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
1950年2月，具备军事条约性质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至此，冷战以局部热战的形式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从此具有了全球层面的含义。
番外

梳理《冷战：缘起》与《冷战：决裂》的过程不难发现，七十多年前，实际上是由美国主导了冷战开启的过程，苏联属于弱势且无奈应对的一方。

正如2022年的俄罗斯，看似是主动出击，实则步步被动。

冷战初期，美国军方高层甚至略显遗憾的发表过类似言论，大意为“如果苏联是一个日本一样的岛国，美军干脆将其封锁了事，可惜苏联是个依托亚欧大陆、体型庞大的国家”。

而苏联得以在战略上与美国形成均势，甚至于局部热战中占据上风，其实存在很大的运气成分；这里的“运气”便是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
回到今天，《
从尼克松到拜登
》一篇中我们梳理过1972年以来十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方针。

兜兜转转，特朗普其实充当了部分杜鲁门的角色——他们将个人意志与某次导火索事件相结合，加速了大国之间的关系崩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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