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末期，考虑到欧洲已是一片废墟，苏联也战争中遭遇重创，美国显而易见的成为了国际秩序的核心。
按照罗斯福总统的构思，战后同盟国仍有合作的可能性，他希望设计一套以美国为主导、美苏英中四大国合作共赢的新模式。
具体蓝图，则是围绕着即将成立的联合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展开。
这些话题早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时他便已经与斯大林和丘吉尔做了初步磋商，据说跟斯大林相谈甚欢。
很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因脑出血突然去世，他关于战后的一切规划随即人走茶凉。
副总统杜鲁门继任后，美国外交政策开始发生重大转变，战时联盟迅速走向混乱。
德黑兰会议三巨头
杜鲁门1884年5月出生于密苏里州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困难，中学毕业便辍学打工，是历任美国总统中极少数没有上过大学的一位。
青年杜鲁门完全称得上是心灵鸡汤里的励志典型，靠着自我奋斗一步一个台阶，还到一战战场上去拼过一把命，官至连长。
1922年，38岁的杜鲁门投身政界，从一个县法官开始干，历时十二年（1934年）选到了民主党籍密苏里州参议员。
参议员在美国政坛的地位很高，一个州就俩，州长+两位参议员可以算作是该州政坛的三驾马车。
1944年，杜鲁门成为罗斯福第四个任期的副总统候选人，并于1945年1月成功当选。
此时罗斯福已经干了13年美国总统，强势到无与伦比，这使得初入白宫的杜鲁门没有任何表现机会，完全笼罩在总统的光环之下。
话说回来，杜鲁门本人其实也毫无国际政治与外交经验。
他参议员时期唯一一条有记录的重大外交评论发生在1941年6月23日，即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
当时杜鲁门公开宣称：
“假如我们发现德国在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就应该帮助俄国；假如发现俄国打赢，我们就应该帮助德国，总之让他们去互相残杀，杀得越厉害越好……”
此言一出，不少自由主义者视其有支持纳粹的倾向，杜鲁门不得不迅速收回言论。
从此之后，杜鲁门谨言慎行，对自己陌生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问题不再予以置评。
杜鲁门这个副总统是历史第一“超值”的。
原本只是一个花瓶的他上任仅仅三个月即转正——相当于罗斯福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巨大声望替他选了一个总统。
上任之初，性格倔强的杜鲁门立即表现出强硬姿态；在首次接见美国驻苏联大使时，他明确指示道：
“（我）不怕俄国人，打算采取坚定而公正的态度，俄国人需要我们甚于我们需要他们。”
而在1945年秋天会见法国临时政府总理戴高乐时，杜鲁门更是向其表示称：
“苏联红军并没有什么可怕，任何国家敢于侵略的话，美国将使用原子弹加以阻止。”
不得不说，原子弹在这一时期给杜鲁门平添了很大的底气。
波茨坦会议期间，他曾向斯大林炫耀称美国制造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新型炸弹”。
实际上，原子武器是四十年代各主要大国的重点军备赛道，斯大林早在1941年即通过情报机构得知了曼哈顿计划的部分内容，而同期作为参议员的杜鲁门对此绝密计划尚一无所知。
甚至出任副总统后，罗斯福都没有向其披露相关内容；直到罗斯福逝世，军方高层才将原子弹的进展告知这位新总统。
回顾历史，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是杜鲁门最后一次在罗斯福生前预定的“轨道”上前进。
由于二战末期国际形势变化太快，杜鲁门及其幕僚认为罗斯福有关战后世界安排的想法并不现实——美国无法通过政治让步或经济援助的方式诱使苏联进入美方设计的战略轨道。
于是乎，杜鲁门开始将美国外交战略转向了遏制苏联扩张。
或许是感到自己能力和威望有限，杜鲁门一改罗斯福时期由白宫主导大政方针、国务卿打下手的模式，改为提拔并倚重新晋外交官员，比如马歇尔。
在美方咄咄逼人、破坏罗斯福生前许诺的同时，斯大林曾多次希望缓和对美关系。
1945年4月13日（罗斯福逝世第二天），斯大林主动致电杜鲁门，表达了“希望美苏合作政策今后得到加强”的愿望。
1945年6月11日，他再次致电杜鲁门，重申：
“完全相信，为了两国的持久合作，美苏之间共同斗争时期得到加强的友好联系将继续发展下去”。
斯大林的初衷非常容易理解，二战使得苏联失去了2700万人口和约25%的社会财富，红色帝国急需休养生息。
而在莫斯科看来，美国与苏联既不接壤，又没有什么领土与经济纠纷，无非就一点“如何分战利品”的小矛盾嘛。
正因如此，斯大林对《雅尔塔协议》等涉及美苏英分配利益重要条约，遵守的非常好，表现十分克制，这一点在《丘吉尔与斯大林的交易》一篇里有过详细介绍。
其实大家回想一下杜鲁门一纸电报苏联红军便停止在朝鲜半岛南下的故事，也可以体会到斯大林的这种小心谨慎。
不过苏联的低姿态并没有换来杜鲁门的积极回应。
斯大林很快发现，美国谋求战后霸权的战略与苏联针对国家安全保障的战略发生了直接冲突。
而他之前设想的双方抛开社会制度固有分歧和平共处的想法，被现实证明是一厢情愿。
1945下半年至1946年初，美苏两国在处置德国、占领日本（美国独占日本）、伊朗、希腊、土耳其等一系列问题上爆发激烈矛盾。
随着分歧日甚，原本就看苏联不顺眼的杜鲁门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决定采取有力措施来打击苏联。
说来有趣，最终给美国冷战战略定调的，竟是一位名叫凯南的小人物。
与传统印象不同，斯大林其实经常在关键时刻怂一下，见好就收。
二战结束不久，为了加深对苏联外交政策的了解，美国国务院选派了一位名叫乔治·凯南的苏俄问题学者到驻莫斯科大使馆做参赞（二把手）。
凯南之前从未接受过任何外交或战略规划训练，也没有与军方合作的经验，是一个政治素人。
之所以选择他，或许是因为那个年代美国国内专门研究苏俄历史的学者非常少，国务院高层想当然认为一位懂苏俄历史的人，可以更好的帮助他们做政策研判。
凯南来到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后，最初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作为。
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是一位资深外交官，说话办事非常有分寸；凯南虽为参赞，但基本上是一个咨询顾问的角色。
说来不巧，1946年2月，哈里曼大使回国述职，凯南以临时代办的身份代行大使职权。
正好2月9日这天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的一次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没有过时，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会造成极大的混乱”云云。
这种表述在苏联的宣传体系里只是秘书班子为领导人准备的套话，更何况是发表在一个类似人大选举的非关键场合，通常情况下没有什么舆论去关注。
凯南不同，他高度重视斯大林的讲话，认为这是自己独立向华盛顿表达对苏政策的重要转机。
恰逢美国国务院指示驻苏联大使馆提供关于苏联政策的调研报告，于是凯南亲自执笔，发了一封5500多个英文单词的电报。
老一辈的朋友都清楚，电报用语非常精炼，写到5500多个英文单词（翻译成汉字为8000多）这种长度的电报极为罕见，故史称“凯南长电”。
2月22日，凯南将报告分五次加密，发回华盛顿。
电文中，凯南用他作为学者的想象与天马行空，把苏联的所谓“理论基础、战略意图、政策做法”等分析了一个遍，还提出大量“深刻见解”。
电文的核心部分，凯南认为：
“苏俄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意识与意识形态，都是其向往扩张的直接动因；美国必须放弃急功近利的小打小闹，采取长期坚定的遏制政策——1、2、3……”
凯南长电在美国决策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时任国务卿伯恩斯称电文“十分精彩”，时任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认为这是“一直在政府其他部门寻求而没有找到的”“思想中正在形成的想法”。
在福莱斯特尔的建议下，凯南长电被复制并送给美军高级将领和政府要员，几乎达到人手一份，成为美国决策圈的圣经。
历史上，很多产生巨大影响的政策文件往往是“互相成全”。
简而言之，以杜鲁门总统为代表美国政坛强硬派急需一套理论基础或逻辑依据来制定其对苏政策，恰巧凯南发来了长电，一拍即合。
这封电报改变了凯南的仕途。
后来马歇尔出任国务卿，名声鹊起的凯南被调入美国国务院担任政策委员会主任，成为马歇尔的左膀右臂，深度参与了冷战初期美国的外交战略架构设计工作。
而就在1946年凯南长电发回华盛顿并产生巨大影响之际，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杜鲁门的陪同下，来到密苏里州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名为“和平砥柱”的演讲，讲话同时在美国和英国转播。
演说中，丘吉尔历数苏联的罪状，呼吁美国对苏采取强硬措施（一说丘吉尔此时希望欧美鹬蚌相争，让英国喘息发展），并做了如下比喻：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亚欧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了下来……”
铁幕演说实际上是杜鲁门借退休且影响力巨大的丘吉尔说出了自己想讲却不方便讲的话。
演说过程中，坐在台下的杜鲁门多次带头鼓掌喝彩。
铁幕演说结束一周后的3月1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题为《丘吉尔玩弄刀枪挑起反苏战争》的社论，双方舆论战迅速升级。
又过几个星期，斯大林正式做出拒绝接受美国10亿美元贷款以及不参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定——美国以经济利益为条件要求苏联退出东欧的幻想最终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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