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文字整理自声动活泼出品的声音特稿「跳进兔子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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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的个性化广告推荐里，藏着什么秘密？
几个来自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的学生们发现，作为用户，我们其实是可以主动决定微信能不能利用我们的信息来推荐广告的。
但是，这个决定权是有期限的。6 个月后，无论你之前的决定是什么，微信都会自动开启个性化广告推荐的按钮。
这种做法侵权了吗？同学们决定把腾讯告上法庭......
2019年，郭兵入职浙江理工大学并开了一门课叫做「公正与律师制度」，他没想到这门课上着上着，自己就变成了媒体报道上的红人。
「我在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办了个年卡，本来是验指纹入园，后来又强制改成了刷脸入园。我就不同意这个方式，想退卡。」在跟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私下和解未果后，郭兵把动物世界告上了法庭。
这个案件后来被媒体称作，「人脸识别第一案」。郭兵作为本案的当事人，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我很多学生当时就发信息给我说，郭老师你上热搜了，上新闻了。」
伴随着案子的推进，郭兵会时不时地在课堂上跟同学们分享起诉和取证的过程，「我发现跟他们介绍制度、理论的时候，很多学生在下面是低着头的。那我在跟他们介绍那个案件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对这个很感兴趣，并且还有学生专门跟我讨论过。」
▲ 郭兵受访时表示，园方除了征得消费者同意外，还应告知消费者使用人脸识别的目的和风险
郭兵诉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一案的办理持续了长达两年，在这期间，郭兵组织学生们在课堂上模拟了开庭的情景。
课堂上的一名学生宋雅心解释，模拟法庭就是通过案例研讨的方式，让大家成为原告和被告，「然后其中有一组会代表郭老师。假如你是郭兵，你会怎么做？」
除此之外，郭兵还带着同学们利用课间 10 分钟一起观看了案件的一审判决直播，「我问他们愿不愿意打开中国庭审直播网听一下案子的结果，没想到大部分同学异口同声地都说愿意。」
学生们对于这个案件的兴趣和关注，以及他们在课堂上表现出来的对实践的渴望，让郭兵萌生了一个想法，「平时也有很多人来咨询各种网络上的个人信息侵权问题，那是不是可以设立一个组织，让学生们参与进来，帮忙去解决一些事情？」
郭兵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学生们的回应，包括羽翔在内的几个同学利用一个寒假的时间把这个组织打磨成型，一个基于校园的法律社团就这样诞生了，「叫做互联网法律援助中心」。
同学们还为社团起了一个非常有网感的微信公众号名字，「赛博法援」。
▲ 除了承接互联网法律援助外，社团的活动还包括播报互联网法制动态和举行案例研讨等
社团开张之后，羽翔第一个要挑战的是中国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京东。
他回忆，事情的缘由是一个同学在京东上购买了摄像的设备，「还顺便附加了一个保修维修服务。后来，他想去履行这个保修维修服务，却被告知要支付额外的费用，但是按照他原先购买时的条款是不需要的。」
案件并不复杂，羽翔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地开始走法律程序，「首先进行取证的工作，取证完之后，我以他代理人的身份和京东方面进行沟通。」
一周后，当事人，也就是羽翔的同学成功要到了来自京东方面的违约赔偿，羽翔也在社团内部分享了这个案例。
但分享会上，郭兵一下就指出了学生们的问题，「他们就说郭老师，我们是怎么取证的，用手机截图。」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郭兵说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截图这种证据的真实性很容易被否掉，「网上的很多东西本身就容易造假，截图保存在手机上，更难保证证据的真实性」。
要知道，取证是办理任何案件的第一步，如果证据不好，就意味着后面的所有步骤都无法开启。而对于互联网领域的案子，取证要求会更严格。所以在社团刚刚起步时，郭兵就把自己在人脸识别第一案中积累的经验分享给了同学。
郭兵解释，「现在有很多公司在做电子取证方面的事情，可以通过专门的 APP 来操作」。
首先，要确保手机是真实的，且属于本人；然后通过手机浏览器输入北京时间，保证时间的一致；接下来是用手机录屏。
▲ 杭州互联网公证处开发的「简证」APP，学生们用该软件为多个案件取证
郭兵说，学生们都是 00 后，对手机的各种操作上手非常快，到现在，这种电子取证的方式「都能够传帮代了」。
然而，迈过取证这道坎，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羽翔回忆，就他代理的腾讯侵害用户个人信息权益一案，起初是由一个同学直接去自己家乡的基层法院立案，但当时立案法庭就告诉他们，「不确定能不能以个人信息保护纠纷这个案由立案」。
后来，法院打电话告知「本案属于一种没有到期的侵权，对个人信息权益的妨害还没有实现」。也就是说，同学们要等到满 6 个月，微信自动开启个性化广告推荐的时候，再去立案。
羽翔觉得，或许是这类案件比较新颖和前沿，地方法院「比较难以做出判断，因此给出了不立案的回复」。
换一个法律环境和观念更先进的城市来立案行不行呢？
在讨论案件的时候，羽翔突然想起之前在上海市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公众号上看到的一篇文章，里面指出个性化广告推荐的问题比较普遍。因此，羽翔和同学们觉得「上海可能对这种个性化广告推荐问题更加重视」。
▲ 上海市消保委报告结论称，个性化广告「不可选择」问题较为普遍
于是，同学们在上海开启了第二次立案的尝试。
羽翔回忆，小组中一个上海户籍的成员去立案时，法官审查了材料后「结果还是不愿意立案」。法院认为自己并没有对这个案子的管辖权，学生们「应该前往被告所在地的法院进行起诉」。
但是根据法律的规定，信息网络侵权相关的案件是可以在被侵权人，即原告居住地进行起诉的。羽翔说当他们拿出这个法律依据之后，「立案法官仍然不认同，否定他们有管辖权，同时也没有出具裁定书」。
经历了两次立案失败，同学们对法院的公信力产生了动摇。因为暂且不说法院不予受理的原因，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法院不予立案，也需要在 7 天内出具裁定书，但学生们尝试线下立案的两个法院都没有出具。
羽翔认为，法院之所以不愿意立案或受理，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学生身份，「可能是考虑到学生只是为了进行实践而提起诉讼，是一种小打小闹，可能会浪费司法资源。」
最后，互联网法律援助中心想出了一个利用互联网解决的方案，郭兵把这个方案叫做打了引号的威胁。他解释，「网上立案的材料已经留痕了，法院不受理，就可以去向上一级法院上诉。所以学生就和法院说，你如果再不受理，我就上诉了。」
这招果然管用了，在经历了一个月内两次线下立案失败后，同学们终于接到了来自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的受理通知，「可谓是一波三折」。
▲ 经历两次线下立案失败后，互联网法援社团的线上立案终于被受理
实际上，这样一波三折的立案经历，社团里的不少同学都经历过。
曾悦是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的一个大三学生，她参与办理的一个案子曾经就被「驳回了4次」。
今年 3 月，曾悦发现微博上线了一个新功能，这个功能会强制显示部分用户的 IP 属地，「就我已经关闭了定位权限，然后进行评论，还可以发现我的评论上方出现了我的 IP 归属地。」
强制公开用户的 IP 属地，这个做法有没有侵害大家的个人信息权益？这个问题很快就变成了社团关注的话题。
曾悦回忆，当时郭老师在群里问有没有同学愿意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探讨，「我就想，我对这个问题也挺感兴趣的，于是举了手。」
但当证据和起诉书都准备好了之后，大家又卡在了立案这个程序上。
「刚开始我们并不是很清楚被告到底是谁，是运营商？还是应用商店里的主体？」
对于互联网领域的案件，想要准确地找到责任主体就要摸清一个公司的基本架构和它的主要合作方，这对于大部分第一次接触诉讼的学生们来说是个不小的难题。
「刚开始还是蛮有挫败感的，像对方主体的身份信息，社会信用代码去哪里查，之前都没有接触过。教科书上也不会告诉你怎么立案，很多时候就要一步一步来。」
不过，在郭兵看来，学生们固然对法律程序不熟悉，但也不至于要经历这么曲折的立案过程，「为了让这个案子能够顺利启动，我们无条件地满足法院在立案过程当中根本不需要满足的条件。」
那么，法院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不应该存在的障碍？
郭兵认为，这类案件是之前没有过的，微博的新功能也是刚刚推出的。也就是说，如果强制显示用户 IP 被认定为个人信息侵权的话，「那不就是构成违法了吗？如果一旦违法了，那是不是要面临行政处罚了？」
郭兵说，对一个头部社交媒体平台的公开处罚，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巨大的影响，所以「估计法院会比较慎重」。
除此之外，与所有的个人信息侵权案件一样，微博涉嫌的具体侵权行为「对每一个个人而言影响确实相对有限」。一边是广大的用户，一边是科技巨头，「法院的审理肯定要做一个权衡」。
但对于曾悦来说，能作为原告把微博告上法院，已经是她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她回忆，「在立案成功之后有一种不真实感，因为刻板印象中总觉得，微博这种公司力量会比较大，我们个人的话语权没有那么强。」
这种对于对抗资本自然而然产生的胆怯和紧张，同学们在实际的庭审中有着更切实的体会。
去年，社团的几个同学将杭州地标性购物中心湖滨银泰告上了法庭，羽翔作为本案原告的代理人参与了线上庭审，「当时我的对面有湖滨银泰的一家商店，还有百度和另一家授权公司，相当于对方有四个人，而我这边只有我和原告。」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为什么会牵扯到百度？
羽翔回忆，其实还是郭兵老师给同学们提供的一条线索，「郭老师发现百度 AI 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个商业案例，说和杭州湖滨银泰开展了人脸识别技术的合作。」
▲ 百度 AI 社区曾将「银泰 in77 商场人脸识别合作」作为官方案例
郭兵说，他看到商业案例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很明显违法」。
想像一下，你在逛街，进了某一个门店，结果门店的摄像头咔嚓一下收集了你的人脸信息。不仅如此，你还莫名其妙成了这个商店的 AI 会员，而且自己都不知道，「只有银泰商场的运营者和技术提供方知道，并通过 AI 会员来对你进行精准营销」。
这起案件在杭州当地引起了不少关注，甚至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做过一个专题报道。报道中，主持人就商场抓取人脸信息，瞬间完成会员注册的做法提出疑问，「你准备怎么办？法律能保护我们吗？」
而在学校的一个阅览室里，穿着正装的羽翔试图在一场线上庭审中找到答案。
在为公平公正而战之外，挑战大厂、控诉资本对同学们来说，还意味着什么？
其中一个答案是顾虑。
社团的主席雅心说，有的同学会因为人生的下一个重要决定而离开社团，或对自己参与办理的案子避而不谈。
雅心举例，这个决定可能是公务员考试。那法律援助的经历为什么会影响考公？
雅心分享了一个她自己的经历，「我之前做过一个铁路车站场景下的人脸识别应用的项目，想看看车站在要求乘客刷脸的时候有没有征得到旅客的同意。」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有人脸识别功能的装置需要遵循「知情同意」的原则，「按理来说应该在关键的地方通过贴标语给旅客一个知情同意的途径，但实践中大多数时候没有做到。」
通过一系列的资料查找和电话咨询，雅心确定了项目研究对象，也就是杭州东站的责任主体「杭州枢纽贸易委员会」。按原计划，项目小组是准备发起行政诉讼的，因为「锁定主体就应该通过起诉的渠道，才能够得到答复」。
不过最后项目小组却选择了向相关部门提交建议书的方式，「因为老师就建议我们不要在杭州起诉，因为我们还在杭州，起诉可能会有影响。」
除了担心这样的法律实践会对自己的仕途产生影响之外，同学们还有另外一层顾虑。
羽翔说很多时候，同学们都会尽量避免在杭州的法院提起诉讼，因为「法院知道我们的学生身份，可能会联系学校给我们施压，让我们进行撤诉」。
例如，包括羽翔在内的几个同学曾要求徐州市政府公开调查丰县八孩事件的成员信息，「当时是向当地政府提起了一个公开政府信息的申请，希望公开调研组的身份，包括他们是谁，为什么由他们进行这次的调查。」
结果，同学们的申请却惊动了教育局，「当地政府联系了我们这边的政府，再由这边的政府联系教育局」。
从上到下的压力，最后都被抛给了学校，「学校给我们施压，让我们撤销这个申请」。
当然，在这场法律实践中，跟顾虑相比，同学们的获得感还是更强烈的。
比如，羽翔觉得通过参与办理一系列的案子，他更能看得清法律真实的样子，「以前我觉得法院的判决非常权威，但是经过这次实战之后，我个人觉得法院本身也会出现认定上的错误，和程序上的违法行为。」
上个月，由羽翔代理的高某某诉湖滨银泰个人信息保护纠纷一案下发了一审判决书。一审法院认定，由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商场和百度已经开展人脸识别的合作业务，也不能证实某门店外的摄像头已基于人脸识别技术对原告的人脸信息进行处理。
也就是说，同学们败诉了。
对于这个结果，羽翔表示可以预想到，但败诉的理由让他很不服气，「法院当时是根据他们公众号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那句话说他们将要开展合作，而不是已经开展合作。我觉得这样认定是很离谱的。」
给本案提供指导的郭兵，对于这个败诉理由也非常不满意，「法院认定没有人脸识别，证据非常简单，甚至我觉得都有点粗暴。百度和商场说我们没有使用，我们已经把人脸识别拆了。『已经拆了』是他们的一面之词，没有任何证据。」
上个月，羽翔刚写完本案的二审上诉书，「内容大概有 5000 多字，大概就是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法院在事实认定上存在很多错误，二是法院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
秋天开学升入大三的雅心也将加入本案的二审办案小组中，这将是她在社团中的第一次法律实践。当提及她对二审有没有信心，她觉得「也不能说有信心，就是有热情和勇气去对待这个案子，就像之前说的那种挑战大厂的感觉。」
是的，同学们都觉得挑战大厂，没有什么不可能。
在上海金山区法院正式受理了针对腾讯的起诉 2 个月后，羽翔作为本案的代理人接到了来自腾讯方法律顾问的电话，对方告诉他，「已经升级了，可以永久关闭广告了」。
▲ 经过同学们的努力，用户可以永久关闭个性化广告，不再受6个月的限制
这意味着，学生们的这场战斗胜利了。羽翔的第一感受是「我们居然战胜了互联网大厂，很开心，很激动」。
而当同学们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兵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却是「真的蛮意外的」。
郭兵解释，当时《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没有正式出台，他以为法院至少会做出一个裁定，从而也能推动相关制度的确立，「但没想到腾讯会改正自己的商业模式，说实话这个商业模式对它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这个改变带来的影响不仅作用在腾讯身上，也激励着一个只有几十人的校园法律援助社团，更间接地让所有的微信用户有权决定自己个人信息的用途。
而这类案子的由头，就像郭兵说的，其实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雅心也曾经疑惑，这类小事「为什么要花费心力去维权？」
但郭兵觉得，当这些小事变成所有人的事的时候，其实「风险相对而言是非常大的，对于权利的侵害相对也是比较大的」。
去告大厂、去维权，这种事普通人能不能做？
理论上当然可以，但是郭兵和同学们都觉得很难。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其他途径了。比如羽翔分享到，「可以通过政务部门的网站进行投诉建议，或者使用国务院的一些维权小程序」。
而且至少现在，有一帮可爱的法律援助社团的学生们，用雅心的话来说，他们在以一种「中二之情」去帮助更多的人维权。
而且他们坚信，个人的力量也可以是巨大的，「其实是能够推动一些事件和社会的改变的」。
Hello，我是制作人佳勋。

其实，在采访过程中，我对同学们这股有点打鸡血又理想化的态度是有点怀疑的。我曾多次问他们：这些都是你现在的想法吗？等你进入职场，被社会的各种现实蹂躏，这股挑战大厂的激情还会在吗？
羽翔却反问我，「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采访结束后，我觉得是我小看他们了，又或者说是小看了法治理想。
后来，我又反思了一下。作为一个新闻专业的学生，虽然我嘴上不谈新闻理想，但骨头里还是较着那个劲儿的，而且这个劲儿永远都不会消失。
这两种信念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非要去解释，我想，郭兵在法援社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的这句话，再好不过了。
「我记得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就给了他们这样一个建议，就是要坚持法治的理想。我们从一件一件的小事做起，相信能够在这样一个新时代的背景下，为法治贡献出有限的力量。」
不知不觉就快到「跳进兔子洞」的尾声了，还有一期封面，这系列作品就要完结了。前阵子做用户访谈收到一些反馈说，听众们没有太注意每期节目的推文。有那么一瞬间我犹豫了，是否有必要花心力在封面插画上。这种时刻我就很佩服佳勋，一直很坚定地在做自己想做的东西，不为热点不为迎合。
这或许就是「创造」的快乐和孤独吧，在完成的一瞬间已经达到了取悦自己的目的。至于结果，静待时间吧。
诶嘿，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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