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技公司与言论自由—— 为什么左、右派都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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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技公司与言论自由

——为什么左、右派都是错的

©文 \ 丹 • 桑切斯（美）

>>Dan Sanchez <<

♕译：禅心云起编：瑞秋的春天

事

关网络言论的口水战一直打得如火如荼，迄今显然还是找不出解决的法子。

左派呼吁打击“虚假信息”，给互联网公司施加越来越沉重的压力，特别是要求它们取缔“危险的”COVID-19内容。

拜登总统甚至指责Facebook，称允许“疫苗虚假信息”出现在平台，形同于“杀人”。

在回应乔·罗根（Joe Rogan）播客的COVID相关节目时，美国卫生局局长维韦克·穆尔蒂（Vivek Murthy）认为，科技公司在限制COVID假信息传播方面是有责任的。

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Jen Psaki）也发表看法，称Spotify新政策在乔· 罗根播客开头引入了内容忠告式预警“是积极的一步，但还有更多事可做。”

同时，右翼谴责这种大科技公司的内容节制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一些共和党人甚至呼吁进行反立法。

例如，2020年，特朗普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削弱了《通信规范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230条——该条款规定社交媒体公司在其平台上对用户采取措施时可以免责。

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立法者都通过了法案，让政府有权控制社交媒体的内容审查实践。这两项法案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但并没有阻止其他许多州的共和党立法者提出类似立法。

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建议利用“反托拉斯法”来打破大科技公司审查制度，而其他右派人士则呼吁将Twitter和Facebook彻底国有化。

那么，谁是对的，左派还是右派？事实上，他们都错了。

如果我们首先认识到，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言论自由问题实际上都必须归结为财产权问题，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点。

在哪里？谁拥有？

在安·兰德(Ayn Rand)《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一书中，当汉克 ·里尔登（Hank Rearden）拒绝接待一位他认为观点可憎的记者时，他被恳求“容忍他人的观点，尊重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里尔登简洁的回答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

“在我的屋子里？”

正如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所言：

“言论自由应该是指每个人都有权表达他想说的。但被忽视的问题是：在哪里（表达）？”

换句话说，场地在哪里？而最重要的是：谁拥有这块地盘？

罗斯巴德认为，要解开决言论权利中这个看似棘手的难题，“正确的做法，是找到并确定所涉及的财产权。而这一程序将解决任何明显的权利冲突；因为财产权总是精确的，在法律上是可识别的。”

罗斯巴德用这一程序驳斥了一个支持审查制度的流行论点：用奥利弗·霍姆斯大法官（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话说，言论自由权并不能“保护一个在剧院里不诚实地惊呼失火并引起恐慌的人”，因为这种言论会对公共安全构成 “明显和现实的危险”。

罗斯巴德证明，公共安全不需要任何这样的审查漏洞。

同样，问题是：谁拥有这个场所？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真正的所有权意味着一个人有权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处置自己的财产。剧院老板可凭籍任何条件和任何理由，接纳任何她想要的人，拒绝任何她不想要的人。

例如，如果她为演讲者提供舞台，条件是他们不能表达某些观点，这是她的自由权。这不会侵犯演讲者的言论权利，她不过是在行使自己的财产权。

毕竟，如果有人闯入你的公寓，开始在你的阳台上发表演讲，难道你就没有把这个人轰出去的权利吗？

一旦回答了所有权问题，下一个问题是：剧院所有者与其他人就剧院的使用签订了什么样的合同（无论是明示的还是暗示的）？

例如，当有人购买剧院门票时，一般理解是，观众是在用钱换取一场演出，而剧院老板和观众都不会干扰这场演出。

在剧院里搞恶作剧、大喊失火，就会违反这些条款。如果扰乱者是观众，剧院老板有权将其赶走。如果肇事者是老板自己，那么观众受到了欺骗，就拥有了要求退款的法律强制执行权。

在自由社会中，真正维持剧院和平的是这些规范，而不是政府的任何审查权力。

正是对权利的维护，而不是侵犯，才保证了公共安全。

不可剥夺的“发推”权利？

诚如所见，罗斯巴德解决言论权利难题的“寻找财产权”方法是直接而有力的。就让我们把它应用到今天有争议的“网络言论”政策辩论中。

套用罗斯巴德的话说，网络言论自由，应该是指每个人都有权发表他喜欢的内容。但被忽视的问题是：在哪里（发表）？

当涉及到互联网时，“在哪里”似乎又是棘手问题，因为我们往往用飘忽空灵的术语来思考“网络空间”和“云”。

但态如一个流行“模因”（meme）所指出的，“云”只是别人的电脑。每当有人发布一条推文、一段YouTube视频或任何其他在线内容时，它都被托管在某个服务器机群。服务器是网上言论的场所，或者“剧院”。那么问题来了：谁拥有（或租赁）这些服务器？显然，答案是：科技公司。

就像剧院主人一样，在线平台所有者有权以任何条件和任何理由，向他们愿意打交道的人敞开大门，将他们不愿打交道的人拒之门外。如果他们想禁止用户发布某些内容，那完全是他们的自由权。这种禁令可能是任性的，也许是不公平的，甚至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这不会侵犯平台用户的言论权，这不过是平台所有者对自身财产权的一种行使。

另一方面，政府对此类拒绝的禁止将是不公正的。这种禁止就会在法律上要求公司使用自家服务器来托管违背自身意愿的内容。就像强迫剧院老板为某些演讲者提供舞台，此种作法是对财产权的侵犯。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府都强迫人们替某些言论提供平台，从而使之参与这些言论。因此，许多来自右派的“反审查”政策建议会产生奥威尔式的效果，即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强加违心的言论。

“霸王讲坛”审查制度

这并不是说网络审查是受欢迎的。一个主要来源的大科技公司审查确实是对权利的侵犯。但问题不是大科技公司侵犯用户权利，而是美国联邦政府侵犯大科技公司权利。

当联邦政府不喜欢来自媒体行业的内容时，它并不总是要制定正式法律来加以审查。有时，政客和官僚所要做的就是充分表明自己对内容的不满，并威胁（无论是含蓄的还是明确的）要打击该行业。一般来说，只要有这类威胁，就可以恐吓私营公司进行自我审查，以阻止或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压制。

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对电影中的不雅行为产生了道德恐慌，电影业遭到了空前的政治压力，“1921年，美国有37个州的立法者提出了近百项电影审查法案”，《维基百科》中这样记载：

“1922年，由于他们面临着必须遵守数百个甚至可能是数千个前后矛盾、变来变去道德法律的前景，各大电影公司选择了自我管制作为更可取的选择，他们聘请了前总统沃伦·哈定（Warren G. Harding）的邮政部长、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负责人威尔·海斯（Will H. Hays），以恢复好莱坞的形象。”

在海斯的领导下，电影业最终通过了《电影制作守则》（称为《海斯守则》），对电影内容进行了严格管制。

然后在20世纪50年代，另一场道德恐慌，这次是关于漫画书和青少年犯罪的，最终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达到高潮，促使漫画行业通过创建自己版本的“海斯守则 ”进行自我审查：漫画准则管理局（由美国漫画杂志协会于1954年成立）。

现在的道德恐慌是对“虚假信息”的恐慌，但政府审查的手法基本一致。在最近这一年大科技公司令人震惊的审查之前，国会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迫使该行业自我监管，“否则的话……”。正如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在2021年2月所写的那样：

“在不到五个月时间里，美国国会第三次传唤社交媒体公司首席执行官到他们跟前，其明确意图就是向他们施压，强迫他们审查自身平台上的更多内容。3月25日，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将在一次听证会上质询Twitter的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谷歌的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委员会宣布该听证会将重点关注‘困扰网络平台的虚假信息和误导信息’。

委员会主席小弗兰克·帕隆（Frank Pallone, Jr.，新泽西民主党人）和举行听证会的两个小组委员会主席迈克·多伊尔(Mike Doyle，宾夕法尼亚民主党人)和扬·沙科夫斯基（Jan Schakowsky）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其推动力是‘关于COVID-19疫苗的虚假信息’和‘选举欺诈站不住脚的指控’。他们认为，‘这些在线平台使虚假信息得以传播，加剧了国家危机，对公众健康和安全造成了现实的、严峻的后果’，并补充说，‘这次听证会将继续委员会的工作，让网络平台对日益增多的虚假信息和误导信息负责。’”

有了来自国会的这些高度可信的威胁，再加上拜登总统名副其实的“霸王讲坛”【bully pulpit，常译为“天字第一号讲坛”，意思是指发表言论的位置显赫，人们不关注都难。这个术语由美国总统狄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创造，他将自己在白宫的办公室称为bully pulpit，这里无疑是一呼百应的“舆论高地”。罗斯福用bully一词作为形容词，表示“极好”或“奇妙”，这是当时比较常见的用法。——译者注】所发出的暗示，大科技公司在“自我”审查的，正是政府希望他们审查的内容，这应该不足为奇。

这可能不涉及法律或行政命令，但这种“威胁恫吓的审查”仍然是审查。

终极审查员

回到剧院比喻，想象一下，如果一个黑帮老大暗中警告剧院老板，“你的剧院很不错，我不希望它出什么事（…）”，从而使一个反黑社会演讲者被剧院取消了平台。

即使黑社会分子没有对剧院老板动粗或挥舞枪支，这也是一种犯罪。通过可信的威胁进行胁迫，即使只是明确暗示的威胁，也是一种权利侵犯。

但同样，不是平台所有者侵犯了演讲者的权利。而是审查员一般的暴徒（无论是美国联邦政府还是黑手党）侵犯了平台所有者的权利。

现在，在上述情况下，实现正义的最佳途径是什么？社会应该联合起来保护剧院老板免受黑帮老大的伤害？还是应该对已经陷入困境的影院老板发出自己的威胁，因为他“迫害”了演讲者？

许多共和党人提出的“打击大科技公司审查”的建议相当于后者。

现在，这并不是要把大科技公司描绘成完全清白无辜。如果他们有更勇敢的领导，他们会反戈一击，而不是那么容易被吓倒。题外话，也许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会帮助推特长出一根脊梁骨。此外，无论如何，这些公司中的一些人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这种审查。一些大科技公司甚至推动了监管，可能是因为这将给小竞争对手带来更多负担。

然而，由于联邦政府更多的介入，这些问题也只会而恶化而非好转。事实上，这将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那些推动如此行事者，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联邦政府监管网络平台的任何额外权力，都可能受到扭曲，从而导致针对那些批评联邦政府的人士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审查。

是的，大科技公司一直在审查其用户，以操纵公共话语和促进议程。是的，这是应该受到谴责。然而，一来这是在他们的财产权范围之内，二来他们是在胁迫的情况下这么做的。他们审查是因为他们被审查了。

为了对抗网络审查，我们必须打击其根源。而这些根源不是在“山谷”，而是在“沼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