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少几个武乡侯

多几个「苍髯老贼」 

©文/  言九林
编辑：禅心云起、瑞秋的春天
☄ 对底层百姓而言，王朗这类“苍髯老賊”多一点，诸葛丞相这类“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少一点，才是幸事。
小说《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叫做《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武乡侯就是诸葛亮。内中，诸葛亮痛骂王朗是“皓首匹夫，苍髯老賊”，将之从活人骂成了死尸。
到了电视剧，这段情节又被精炼成表情包“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电视剧中诸葛亮怒骂王朗
小说家言不必当真。历史上未发生过诸葛亮骂死王朗，也是简单的事实，无须多做分辨。惟小说误打误撞，将诸葛亮与王朗放在同一个戏剧性的环境下，让前者代表历史正义，对后者施以无情鞭挞，却是一件引人深思的事情——因为回到历史当中，这二人里，王朗才是更具历史正义感、更关心底层百姓死活的那个人。
东汉末年，王朗做过会稽太守。秦始皇晚年带着官僚系统与军队，浩浩荡荡巡行四方，向天下人亮拳头秀肌肉，其中的关键一站就是会稽。《史记》里说，秦始皇在会稽祭祀了大禹，然后“立石颂秦德”，搞了一场以“秦帝国最厉害、秦帝国乃天命所归”为主旨的大宣传。结果，当王朗来到会稽做官时，他惊讶地发现，当地百姓普遍在祭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竟将赵政与传说中的大禹并列在一起，放在庙里进行崇拜。
这让王朗很难接受，史载：
“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于是除之。”
王朗读过史书，知晓秦始皇的真面目。知晓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为了实现自己的雄才大略，六国未灭便在“咸阳北阪上”大造豪华宫殿，将赋税征收到土地出产的三分之二犹不满足；灭完六国后，仍以“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的秦法，将天下百姓折腾至“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的地步。在王朗的历史观与价值观里，这种人属于典型的“无德之君”，绝无资格被供奉在庙里享受民众的祭拜。
遗憾的是，王朗的能力在于治理民政而非割据称雄。在汉末那样的乱世，他可以将秦始皇的木偶逐出庙宇，却无力将那些活生生、或大或小的新生代秦始皇逐出会稽。孙策，正是新生代秦始皇中极为残暴的一个（《江表传》里说“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三国志·吴书》中也有孙策“屠东冶”的记载，可见其凶名来自手段残暴）。公元195年前后，孙策打着袁术的旗号率军渡江，一路扫荡东汉朝廷任命的地方政府，直奔会稽而来。功曹虞翻觉得王朗肯定不是孙策的对手，劝他赶在孙策抵达之前拍拍屁股走人，以保全性命。但王朗选择了抵抗。
抵抗的结果当然是失败。王朗本人也没能逃脱追击，成了孙策的俘虏。对于这段历史，陈寿选择了为尊者讳（王朗的孙女后来成了司马昭的妻子，生下了晋武帝司马炎，陈寿有不得不讳的苦衷），说王朗是战败之后主动去见的孙策，孙策“以朗儒雅，诘让而不害”，佩服王朗是个儒雅之士，责备了一番说他不该抵抗，却没伤害他。至于实际情况，当以《献帝春秋》的记载为准，内中说：孙策派了使者痛斥王朗，责备他是“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首領”——被抓住之后为保住脑袋，才声称是来投降的。王朗也承认了这一点，说自己战至无兵无卒，“独与老母共乘一欐，流矢始交，便弃欐就俘”，带着老母亲趴在浮于水中的一根梁柱上想要逃命，结果被赶来的追兵用箭射到走投无路，只好爬上岸做了俘虏。
向孙策这样的人投降，违背了王朗的价值观，是他终生引以为憾的污点。孙策希望用王朗这样的名士来装点自己的政权，王朗不太愿意合作，所以《汉晋春秋》里说孙策将他“留置曲阿”，没把王朗放在身边做幕僚，而是找个地方将之管控了起来。管控期间，王朗大概想了很多办法以求离开。最后起作用的，是刚刚来到曹操身边的孔融，他成功劝说曹操，让他以汉献帝的名义征召王朗入朝。孙策此时刚刚与袁术闹翻，转与曹操结盟，扛起了拥护汉室的旗帜（史载：时袁术僭号，策以书责而绝之。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封为吴侯），自是不便拒绝，只好放王朗离开。
孔融救助王朗，大概也是因为价值观。那时节，曹操刚迎回了汉献帝，孔融对曹的观感极佳，觉得他是正直与忠义的化身，是汉室复兴的希望所在，寄托了很多理想在曹的身上。故此，这一时期的孔融诗作里，有许多歌颂曹操的文字，如“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从洛到许巍巍，曹公辅国无私”等。为了支持曹操，这一时期孔融也利用自己在汉帝国士大夫中的声望，不断为许昌朝廷延揽人才。将王朗从孙策的手里救出来，便是这延揽活动的一部分。做会稽太守之前，王朗在徐州刺史陶谦手下做事，时为北海相的孔融与陶谦是往来密切的盟友，自然也与王朗是旧相识，知晓彼此的价值观。为了将王朗拉入许昌，孔融给他写信，先称赞了汉献帝，说他是个“宽仁”的好君王，又称赞了曹操，说他是个“思贤并立”之人，是个优秀的辅政大臣，希望王朗速来许都，众人合力做一番事业。
孔融看错曹操，没有意识到曹操也是一个秦始皇式的人物（参见《曹操式的胜利不值得推崇》），后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参见《且看曹操如何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由他延揽来的王朗，一开始似乎也很不受待见。《魏略》里说，曹操举办宴会时，曾拿王朗的历史污点取笑，说“不能效君昔在会稽折秔米饭也”，讽刺王朗为了能活命、为了能吃上饭，违背自己的价值观投降过孙策。当众遭遇此等讥讽，王朗的回应是仰面而叹，对曹操说：“宜适难值！如朗者未可折而折，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很难完全按照价值观去行事。像我王朗，不该向孙策投降却投降了；像曹公你，应该折节下士却没有折。
王朗的应对里有机智，他取“折”字的两个不同含义（屈身投降与礼贤下士），将嘲讽踢了回去。王朗的应对里也有遗憾与沉痛，有对知行难以合一的真切体认与无奈接受。也许正是因为接受了自己的软弱，接受了自己是个没勇气贯彻价值观的人，王朗才能在曹操治下担任各种司法类官职，而没有像好友孔融那样，一步步走向了曹操的对立面，最后死于曹操的诬陷。但王朗仍存留着底线，故史书称赞他以“治狱”闻名，判决案件时“务在宽恕，罪疑从轻”——自建安五年起，为控制将领与官僚集团，曹操设置了各种特务（主要是刺奸官与校事官），让他们对本集团的主要文武官员实施监控，许多人被罗织成罪丢了性命。在这种恐怖统治下，王朗坚持能轻判一点是一点，坚持将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实属难能可贵。
电视剧《三国演义》塑造的王朗形象
曹操死后，王朗一度觉得改善曹魏严刑峻法之术的机会来了。
他给曹丕上疏，建议减轻刑罚、减轻控制与汲取，让民众能够修养生息。内中说：如今远方的敌寇还没消灭，军事行动也未停息，如果能够“复除”，也就是减免百姓的赋税和劳役，一定可以吸引百姓投奔魏国的怀抱。他还说，国家应该学学汉代的曹参，少搞事少折腾百姓，少鼓励那些“治狱之吏”；要让壮年男丁有地可耕
（国家不要把所有土地都控制在手里）
；要让穷人和老人有饭吃不会饿死
（要有救济制度）
，要让百姓们结得起婚
（减轻户税与人头税）
；要让怀孕的女性能够安心养胎
（汉代政策，女性怀孕后，官府不征发她们的丈夫去给服兵役和劳役，自怀孕起一年之内也不上门征收人头税）
，要让百姓养得起孩子
（具体手段是“复”，即免除百姓的劳役负担，让百姓可以在家里为抚养孩子而努力耕作）；
要耐心等孩子长大成人，然后再征发驱使他们；更不能抓头发花白的老人来服劳役。
王朗说，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么十年之后，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子必然“盈巷”；二十年之后，能够成为国家兵员的男丁必然“满野”。言下之意，是希望曹魏政权放弃眼下对百姓的残酷控制与汲取，在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里，少折腾他们一点。这样做，对百姓是好事，对曹魏集团也是好事。遗憾的是，没有任何资料显示王朗的这些建议曾被采纳。曹丕时代的魏国，仍是以严刑峻法来控制和汲取的时代。
王朗仕宦曹魏约三十年，历经曹操、曹丕与曹叡三代。这期间最大的成就，当属阻止了肉刑的恢复。
肉刑指的是剁脚趾、割鼻子、砍膝盖、黥脸等对人体造成永久性残缺的酷刑。这些酷刑早在汉文帝时代便已被废除。建安年间，曹操有意恢复这批肉刑，公开的说辞是肉刑原本属于重、中、轻三类刑罚里的“中”，对应的也是中等程度的犯罪。如今没了肉刑，中等程度的犯罪便没了适当的刑罚，判死刑吧太重了，判割头发服劳役吧又太轻。不方便公开讨论的原因，则是曹魏政权控制下的人口因不停折腾变得越来越少，曹操既需要用严刑峻法来威吓百姓，又不希望因杀人而损失珍贵的劳动力，于是对恢复残酷的肉刑有了格外的渴望（如支持曹操的钟繇说：百姓被砍了脚趾后还可以生育，对国家仍然有益）。
在建安二十一年（216）、黄初元年（220）和太和年间（227或228）的三次“恢复肉刑大讨论”中，王朗都持坚定的反对立场，是挫败恢复肉刑企图的核心人物。他的理由很简单：肉刑太残酷，恢复肉刑必定给百姓造成恐慌，给社会带来骚乱。如果只是觉得缺乏中等程度的刑罚，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徒刑的年数来解决，而不必“远假斧凿于彼肉刑”——拿起斧头凿子朝着百姓们晃悠，是完全没必要的。没挑明的言下之意，是不赞成曹魏政权对百姓实施恐吓政策。
现存史料里，王朗从未赞美过秦制帝王们的“雄才大略”。当然了，为使劝谏产生效果，他总是站在帝王们的角度来说话，但最后的落脚点无一不是希望帝王们改弦更张让百姓们喘口气。他劝曹丕节俭，不要追求盛大的礼仪制度；劝曹丕惜身，不要终日沉迷于狩猎；劝曹叡消停，不要没完没了修宫殿……如此种种，最后都落在了减轻百姓负担上。曹家皇帝们念念不忘消灭吴、蜀，王朗更愿意看到国家“泊然若山，澹然若渊”，以恢复经济与提升民生为第一要务。显而易见，王朗是一个勇气不足（投降过孙策）、却未放弃价值观底线的人。
公元228年，王朗去世。这一年，四十七岁的诸葛亮首次率军出祁山北伐曹魏。为了塑造一个更伟岸的诸葛丞相，《三国演义》的创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间上的同步，将王朗凭空传送至祁山前线，让他成为厚颜无耻的“皓首匹夫，苍髯老賊”，成为诸葛丞相嘴炮的牺牲品。这位创作者显然没有意识到：对底层百姓而言，王朗这类“苍髯老賊”多一点，诸葛丞相这类“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少一点，才是幸事。
这种意识不到，实乃历史的常态。
《三国志·蜀书·吕乂传》里记载，因诸葛亮连年出兵，地方郡县的壮丁征发速度，已完全赶不上前线人力的消耗速度，结果“亮卒之后，士伍亡命”——诸葛亮之死造成政治动荡，官府对基层的控制力减弱，蜀国男丁遂纷纷逃亡，不愿再做朝廷的编户齐民。时任蜀郡太守的吕乂擅长控制百姓，“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短短数年间便从蜀郡挖出了上万逃亡人口。蜀郡是富庶的京畿，也是朝廷控制力最强的地方，百姓尚且被逼到这种地步，其他州郡的情况可想而知。可是，《襄阳记》里却说，诸葛亮死后，朝廷没有立庙，于是百姓“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在路边祭祀诸葛丞相，成了蜀国的一种社会现象。
看似矛盾的史料，实为时代的一体两面。
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百姓，往往看不透自己为何始终挣扎在生存线上。
他们不知道自己敬爱的昭烈皇帝给太子刘禅看的书单里，有专门讲授愚民、贫民、弱民之术的《商君书》，也不知道自己敬爱的诸葛丞相饱读“申韩管子”，常年研究如何更好地控制百姓和汲取百姓。接触不到足够的信息，也没机会掌握正确的思维逻辑，百姓们很容易被宣传话语带跑，正如会稽百姓见了秦始皇那“颂秦德”的巨型石刻，便连千古暴君秦始皇，也要请入庙中祭拜起来。
在这样的环境里，没人会记得王朗；即便记得，也只会将他编排成“苍髯老贼”。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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