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市民下乡潮流正在滚滚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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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福建农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十四五”期间除了应该以低收入人口这个相对成熟的指标做政策依据，这是相对低成本的，不再像上次确定目标贫困人口那样操作成本过高，还要考虑如何把“三新”，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加入到关于相对贫困人口研究以及相应政策制定之中。这里还有一个东西值得我们去认真考虑，那就是中央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明确提出，要把巩固脱贫攻坚的可持续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整合，其实也就是明确了要用长期的乡村振兴战略方面的各种政策贯彻，来把脱贫攻坚的成果变成可持续的成果，至少在“十四五”时期不再用一般贫困的概念，而是用低收入的概念，将更有利于脱贫攻坚可持续和乡村振兴的有机整合。

至于为什么提出要纳入关于“三新”的指示，对于我们做相对贫困问题指标体系的建设和未来政策操作，把“三新”作为一个指导思想，主要是考虑到对城乡两个不同的域别做相对贫困研究需要更多地结合“两山”思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看着山区的发展条件不够好，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思考，绿水青山好的环境就是最好的发展条件。从整个中国国民经济转向生态文明战略，以生态文明战略转型带动乡村振兴，把乡村振兴作为生态文明的基础体现“两山”理念的发展来看，被认为是贫困地区的很多农村，在生态上，在可能用于多业态的生态化发展上恰恰是具有优势的，问题在于以往的制度体系有利于粗放的数量型增长，而不利于质量效益型增长。因此，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推进生态文明领域中的深化改革和农村中有利于空间生态资源综合开发的“三变”改变，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这些改革不仅能带动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的有机整合，而且能带动生态化的发展转型。至少继续把城乡分域来做，过去对乡村贫困的认识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些如何体现在指标体系中，还要相关的学者在这方面下点工夫。但是，关键是如何体现“三新”，如何把“两山”理念用于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上。所以，我想强调第二点，怎么样在相对贫困指标体系设置以及有关政策提出上考虑贯彻“三新”的新指示。

其实相对贫困的概念，在西方是相对成熟的概念。但对我们来说，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可以稍微再做一点延展性的讨论，我一直认为农村中的相对贫困是指农村中大量的空间生态资源因其整体性而具有非标性，难以被所谓现代市场经济推入货币化或者资本化。因此，农民只能在一般的资源性生产中获得相对较低的收入，如果只是以收入并且以现金收入衡量的话，农民的相对贫困就叫做相对现金收入能力不足以支付相对现金开支的贫困。由于从事资源性生产，因此农民的现金收入能力当然是低的，所以相对贫困将是个永久问题，但农民必须支付的现金开支是水涨船高的，特别是因病致贫、因学致贫，这是因为教育医疗收入飞快上涨，远远高于其他方面的开支。所以只要家里有病人，有人上学，农民的收入无论是有没有就业和其他收入，永远赶不上个别部门所造成的非常明显的差异。所以，现金收入相对于必须支付的现金开支较低。如果对相对贫困问题缓解中，政策考量不去把深化改革放在那些造成社会严重不平衡的问题上，相对贫困问题长期看会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前段时间房地产虚高，造成大量在农村合村并居、抢夺农民宅基地指标的现象，农村建设用地可以直接入市，跨省交易，深圳一亩建设用地指标能卖差不多上百万，对于地方债务高启的政府来说，主要是要卖指标，而不是卖地了，所以造成相当多的农村相对贫困是过度的集村并镇合村并居，把农民赶上楼，农民必须支付的现金开支包括物业费等各种费用，这在过去分散的村落中是不必支付的，这些必须支付的费用又没有开支来源，因为农民远离了生态要素，不能每天让农民坐着公共汽车扛着锄头去下田，所以，很多山区的耕地弃耕撂荒是集村并居的客观结果，类似这些问题在过去瞄准目标扶贫落后的脱贫攻坚战略中，往往是得不到体现的。这些年这些现象越来越突出，所以在进一步推动所谓相对贫困的研究中，有些新领域和新要素要纳入进来考虑。总之，这是在城乡分域条件下纳入考虑的。

福建宁德屏南县是一个山区，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现在已经脱贫了。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说，这个村子今天来了一场暴雨，这段时间我们做的深度山水改造经受住了暴雨的考验。稻田都是梯田，梯田在经过生态化修整后，来了这么大的暴雨，这么短时间内形成的山洪，这个水从村中间一直往下到了池塘梯田，它的排水，整个往下的体系是非常顺畅的。在梯田再下面一点的稻田里发展的是稻田养鱼，稻田养虾，搞的是稻鸭共生的立体生态农业体系。昨天在我们这里开的春耕节，不仅是我，很多从各地来的城里人都在那里一根根地插秧苗。这里至少有300多亩地都被市民包了，在城乡融合条件下市民要主动承担粮食安全的责任，并且分担农民作为生产者的风险，才有真正意义的安全，才有真正意义的生态化的转型。

如果讲人才，这个小村子几百人，英语八级至少有两人，这里有很多都是人们想象不到的那种城乡融合的新现象。实际上湖北省早就提出“三乡”工程，市民下乡，乡贤返乡和产业兴乡。市民下乡潮流正在滚滚而来，城乡融合将会是一个必然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城乡两个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客观上也正在变成现实。这个村子原来人口大量外流了，于是这个村子有很多老房子和土房子被拆，已经拆了三分之一了。幸亏有个别地方精英站出来保护，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波折又保存下来了，保下来的老房子稍加水系的改造就变成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于是来了很多城里人在这里开民宿、餐馆、酒馆，农村中的山光水色，农村中的古民居，所有这些资源性的资产，过去都要被废弃被拆掉的，现在成为了无价之宝。所以，如何让农民获得长期的财产性收入，如何让产业留在县域，现在我们干的这些事情本身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过去我们仅仅是把农业当做第一产业。如果只把农业当成第一产业，只把农民作为第一产业劳动力，要想让他们在资源性生产中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并且能够赶上平均收入水平，如果不改变生产方式都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讲新阶段，中国是处在资源经济、产业经济、金融经济这三种类型融合的阶段，美国为首的西方告别了产业经济进入金融经济，那个阶段对中国来说不仅“高不可攀”，中国也不可能完全融入金融资本经济的阶段。于是，出现了我们这一阶段的矛盾。在农业上其实就是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结构性过剩，只搞第一产业的产业化其结果就是结构性过剩。我在各地和很多农业局局长聊，他们说千万不要再讲农业产业化，我们这里90%以上的项目失败了。但各级政府、各级干部仍然是按照老阶段、老理念、老格局继续加快、加强这种实际上已经结构性过剩的所谓产业。所以，要转到新阶段。

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理念就是从过去产业资本的亲资本阶段，到现在亲人民、亲民生、亲环境和亲生态，这能否转变得过来，是下一阶段对相对贫困或者完成了脱贫攻坚战略，要转向全面小康到底怎样建立新的理念。中央主要领导人一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但各级政策包括学校的教学体系仍然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这种情况下要强调反贫困，要在政策指导思想上，从过去的亲资本政策体系，改变成亲生态亲环境，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转变过来。

现在我们已经在多个不同的省帮助地方设计系统政策，主要的根据是五中全会强调的“新乡村建设行动”中很重要的内容，如何把产业留在县域，让农民分享产业县域化的收益？乡村和城里最大的不同是，城里要去杠杆，因为资本过剩，但乡村的资本不足，要让资本为民所用，而不是让民为资本所用，这是最大的差别。现在用省的优质金融资产的杠杆到县级重组平台公司，因为很多平台公司质量堪忧，只对这些优质资产实现一比一资产倍数，再去整合乡镇级的社工站所，把乡镇级的经管站变成财务公司，认真把村级的资源性资产和设施性资产按照财务公司的一般运作方式清理清楚，以财务公司为核心去对接县级平台公司向下投入的项目资产改组项目公司，把乡镇这一级的社工站所改成项目管理服务公司。项目管理服务公司对已经清理过的村级可用资产做资产股份化，再用已经股份化的清理过的资产去做专业合作社对接外部投资，形成一个可以激活乡土社会中长期形成的沉淀资产，把它变成可交易资产，让乡村经济实现货币化，再进一步让县域平台实现资本化。这样就把过去长期在乡村处在主导地位的资本力量改变成可以被“三变”改革、村级集体经济公司化和乡镇项目管理公司对接，再跟县级平台公司对接，使得省里面的投资基金可以一对二、二对四、四对八形成资产规模扩张，可以留在县域的产业用平台公司对接村级资源性资产变现的过程，使得这个产业留在县域。因为农民改变身份变成股东，所以农民就能够长期分享这些产业留县域的资产收益。

说到转移支付，应该都知道东亚的综合农协，五中全会以来中央文件强调的，中国要搞的是“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社，而不是过去那种所谓专业性合作社，其根本的好处就在于东亚模式的合作社基本上都不是专业的，而是综合的，综合性合作社能够让农民得到的转移支付高达60%，这样农民的收益就不是简单地在资源性生产领域中获得的一般收入，这种一般收入转化成现金收入的能力很低，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有一套成体系的改革方案，才能让农民得到长期的财产性收入，才能真正全面化解贫困问题。

（整理自温铁军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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