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深度解析：南美洲发展持续落后于世界大多数地区，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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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埃德蒙德·S·菲尔普斯（Edmund S. Phelps）,200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南美洲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表现持续落后于世界大多数地区。归根结底，南美洲的问题体现在当地普遍存在的治理失灵状况，而失灵的背后则是崛起于该地区的各类体制以及支撑这些体制的价值观。

一些与个人成就和追求创新相抵触的强大价值观催生了社团主义，而该体制则以社会和谐和民族团结的名义去遏制政治和经济竞争，结果就是经济体内部的商业部门总是跟公共部门纠缠不清并受到国家各类限制措施的束缚。

然而这种社团主义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当现代主义价值观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在英国、北美、德国，法国和瑞典激发了大规模基层创新之时，南美人却仍停留在定义宽泛的传统主义价值观之上，以至于这片大陆上只有少数人会专注于创造或冒险事业并因此致富。

社团主义的根源

南美的社团主义源自于对美式资本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La tercera posición）的探寻。在1930年代甚至连南美的各大工会组织都放弃了传统的阶级斗争，也令该地区成为了一个新理念的实验室——该理念假装能为对社会安宁的诉求提供解决方案。

社团主义是对全球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回答，也是在回应那种对一种工人和雇主双方都能接受的社会安排——尤其是在大萧条时期——的诉求。那些认定自由民主制度无法解决危机的民粹主义领导人提出了一种坚持让“人民”团结起来对抗各类敌人的新代表形式。这些敌人的名目各有不同，但其中大多数都指向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以及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关的社会阶级。

此外，社团主义社会（以各种抵制政治和经济竞争与创新的新自然代表形式）的概念逐渐根植于民族主义和天主教思想中。对古代学说的重新审视为克服193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冲突提供了一种途径。对社会阶层之间合作与和谐的探索既受到了多篇教皇通谕的特殊影响，也被欧洲移民大批涌入的较年轻民族国家对民族团结的渴求所驱动。

尽管主要的敌人是共产主义，但资本主义也被视为对传统价值观（其中包括家庭核心地位）的威胁以及一种滋生物质主义贪婪文化的机制。新的社团主义构想提出了一个由行业协会组织的社会，具体表现为一种构建于对经济活动和社会运动的参与之上而非借助政党的政府形式。

尽管南美社团主义最初遵循的是欧洲专制政权的模式，师从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葡萄牙的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萨尔（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和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等人，但它也在不断发展并呈现出一个自有形式。它体现了对某种社会的追求，在这个社会中包括政治辩论和市场竞争在内的社会和经济冲突都将由一种社团主义代表形式来进行控制，而工会和商会将在政府仲裁下讨论重大政策问题。

正如上述过程所暗示的那样，社团主义倾向于在削弱议会和法院的情况下将权力赋予行政机构，而前两者则基本上由代表资本，劳工和诸如教会等机构的利益团体所取代。为了证明社团主义的合理性，其倡导者试图让古代和中世纪的各种固有理念都适用于现代社会，并反对政治多元化和经济竞争。

社团主义社会的结构

社团主义的核心是一套政治团结社会和谐的神话。为了维护这些幻觉，国家会命令雇主支付更高的薪水，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以及对裁员行为进行处罚，同时再用压制进口竞争的关税以及新企业市场准入限制来补偿雇主。

此外，过高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旨在保护大企业，惩罚初创企业并因此阻止创新的繁复昂贵法律程序会令新企业望而却步。同样，新的工会也会被排除在中央管制系统之外，只能设法被纳入现有架构。而这种由政府和高级别劳工组织及商业协会把持经济政策的三方社会组织模型的核心构思，就是要构建一个所有人类活动的统一体。

社团主义领导人则会用民粹主义的形象去要求自己——这是一群超凡魅力型领导人，推行进口替代策略的工业化倡导者以及宪政体系抵制者的集合。民粹主义要求人民与其领导人建立直接关系，反对宪法的约束。这是一种通过将社会象征性地划分为“人民”和“他人”来简化政治环境的反现状方案。通过召唤出一个共同的敌人或压迫者，民粹主义将余下的公民置于同一条船上，使所有人看上去都仿佛平等。

社团主义还代表着一种道德变革，倡导用团结去反对个人主义——它认定后者将最终堕落为自我主义。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而不是设想自身相对于他人的进步。参照传统的宗教信仰，这种政治形式使贫穷成为了一种美德：人们应该接受贫穷，拒绝贪婪和占有。由于竞争会引发周期性危机并滋生自负，自大和不平等，因此应放弃竞争并采用一种据称有利于稳定和社会平等的制度。

由于个人主义被贬低为一种道德沦丧的表现形式和政治动荡的根源，因此个人自由也被认为是脱离了集体权利的存在。围绕“团结”来组织的社区是多元化与开放社会的对立面。正如阿根廷独裁者胡安·贝隆（Juan Perón）在1949年所说的那样，“道德的最终含义是对自我主义的矫正，而柏拉图那种人与其所属社区必定不可抗拒地相互融合的理念则是我们的基本信条。”

贝隆的描述显然遵循了墨索里尼的“道德共同体”概念。贝隆主义“二十条真理”中的第七个条就认为：“任何贝隆主义者都不应感到超出自身应有的状态，也不应小于此状态。当一位贝隆主义者感觉超出自身应有的状态时，他就开始变成一个寡头政治家了。”照这么说有些价值观就是不利于社团主义的，其中就包括个人主义和企业家精神。社团主义的社会伦理认为贫穷是高尚的，而占有则是阴险，分裂和偶像崇拜的体现。

社团主义经济

社团主义经济被用来终结市场的混乱状态。因此它只允许数量有限的主导企业去就公共资源问题跟国家机构和工会讨价还价，同时也复兴了以墨索里尼1927年颁布的《劳动宪章》为基础的社团主义劳工组织（集中式工会）。该宪章的第一条列明：“意大利国家是一种其目的，生命和行动手段都优于构成它的个人（无论是单个或团体）的有机体系。它是一个通过法西斯国家来完全实现的道德，政治和经济统一体。”

社团主义虚构于这么一种说法之上，即国家的团结可以抵抗外敌以及因政治多元化造成的分裂。诸如贸易联盟、商业组织，大学和教会等社会团体都被视作抵御政治辩论和极端经济竞争的破坏性力量的天然机构。经济竞争被认为是破坏经济参与者之间和谐的因素，也是引发所有者，管理者和工人之间冲突的祸根。

而这个团结意识形态需要配置一个社会协调方案。于是政府积极参与经济决策，并通过将人民描绘为一个具有共同命运但遭受国内外敌人威胁的共同体来试图营造社会公正的表象。

社团主义经济的一个目标是通过转移支付解决社会冲突，并使之成为一种应有权利。但是这些钱可不是发给那些上班的人，相反，社团主义依赖的政治支持者本身也要依靠国家的馈赠，包括集中管理的国家养老金制度。在这种安排下，约80％的阿根廷人都能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某种形式的款项。

传统主义的问题

在世界各地，人们从家庭生活，个人友谊以及体现传统价值观的其他自愿集体交往中得到单纯的快乐。当收入普遍增加时大家也会感到高兴，特别是当这些收入来自于努力工作的正当回报时。

许多人（有些时期会比其他时期更多）都渴望在某件事上取得成功，尤其是在一个推崇个人成就的社会中。看到某人“载誉归来”真是一件赏心乐事。从1850年代到1950年代的美国，移民以及其他新进入这个经济体的人们都被“成就梦想”（也是真正的“美国梦”）的希望所驱使着。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向成功奋斗的驱动力能够刺激企业家精神，从而更普遍地推动经济发展。

而因想象某些新事物或踏上发现之旅并收获相关成果而产生的深切满足感也非常重要。许多人都渴望表达自身创造力并通过追求创新来探索未知领域。许多人也会对“做出改变”或“向世界展现自己”感到满意。

但这类成功生活和由此产生的创新只有那些怀抱“正确态度”的人才能实现，而个人主义，个人野心和自我表达等价值观则在这一榜单上排名居前。这些价值观可以说是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从皮科、马丁·路德，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到济慈、雪莱，勃朗特姐妹等等——美国人还进一步受到了赫尔曼·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的影响，后来又迎来了尼采和罗伯特·弗罗斯特。当这些影响到达临界点时，首先是在英国和美国，不久之后在德国和法国，现代主义便开始爆发，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各国旧有的传统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已然渗透到西方（且仍然在那里具备极大影响力）的现代主义是否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南美，从而为传统主义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幸运的是，在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对各国民众的态度和信念进行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证据表明南美地区的现代主义影响确实普遍比西方要弱。

2000年收集的调查数据显示，平均而言，西方人对工作场所提供的“主动性”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南美人。在美国，有62％的人认为此属性很重要，而（统一前）德国为58％，瑞典为52％，法国为43％，英国为39％。相比之下，在阿根廷只有41％的人认为这很重要，在巴西是45％，哥伦比亚是25％，秘鲁是40％，乌拉圭是48％。

而在“实现成就”方面，有84％的美国人认为很重要，统一前的德国有68％，瑞典为72％，英国为58％，法国为50％，对应的阿根廷只有48％，巴西为50％，哥伦比亚为44％，秘鲁为47％，乌拉圭为60％。

最后，美国有82％的人将工作的“有趣性”评为重要，其次是德国的70％和法国的66％。相比之下，阿根廷只有39％的人认为有趣的工作很重要，巴西为28％，哥伦比亚为12％，秘鲁为33％，乌拉圭为50％。

在如此复杂的问题中，因果关系可能难以界定。南美人的传统价值观是否如本文讨论的那样为后果严重的社团主义体制铺平了道路？社团主义体制是否剥夺了南美本应拥有的现代主义？在这方面因果是可以倒置的。

悲剧性的遗产

对传统价值观的长期坚守再加上超过70年的社团主义施政为南美留下了一系列不良影响。其中一些是显而易见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央集权的工会以及受政府保护的、通过自给自足的封闭体制免受外国竞争的商业阶层，这些都是南美政治经济的标准特征。那些破产企业通常会被国家征用或改组为工人合作社以“保护就业”并避免裁员。

其他一些后果则是隐性的。人们对新的尝试充满疑虑，对创新满腹狐疑，也非常不信任那些愿意冒着风险为消费者提供新产品和服务的年轻企业家。很少有公司员工致力于构思新颖产品或更佳操作手段。

无可否认南美洲的生产力确实有所提高，也确实出现了新产品。但是这些收益几乎全部来自美国，欧盟以及当前的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在农业之外，南美很少有属于自己的创新。

尽管如此，南美的未来表现可能会比过去70年更好。在西方当前的缓慢增长时代（始于1970年代初期），创新的来源已经从全球范围缩小到了硅谷，北京，牛津以及其他少数几个地方。因此南美的几家国际化企业都有机会——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黯淡之后——走上世界舞台并留下自己的烙印，当然前提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能很快得到控制并将长期损害减到最小。

与此同时，目前看来西方各派别正在推动回归传统主义和拒绝现代主义。今天的西方人对工作生活的兴趣并不像1950年代甚至1970年代那样高。人们对金钱的兴趣多于新鲜事物，喜爱安逸多于冒险。竞争也逐步让位于国家保护和干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企业的威胁和偏袒代表着美国朝着社团主义又迈出了一步。而除非这种价值观转变被逆转，否则西方可能会发现自己将变成今天的南美。

作者简介：200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新书《活力：推动创新，工作满意度和经济增长的价值观》的合著者；胡安·文森特·索拉（Juan Vicente Sola），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宪法学教授兼法律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由网易研究局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联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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